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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案例大全-基于微信转账诈骗犯罪的特点和防控对策

2021-02-26 10:42


   随着互联⽹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们逐渐能够更加简单、直观的去了解与认识这个世界。但在互联⽹为我们带来巨⼤的便利的同时,其也为诈骗犯罪提供新的“⼟壤”及“养分”。近年来,依托互联⽹传播渠道的新型诈骗犯罪层出不穷,⽽在其中,微信便是主要渠道之⼀。与传统诈

 

  骗案不同的是,微信诈骗案往往具有被骗⾦额较⼩、分布较为⼴泛的特点。并且,由于互联⽹往往是隐秘且虚拟的,这就导致了这⼀类犯罪还具有作案简单且⼜难以侦破的特点,也就进⼀步加

 

  ⼤了对群众的危害。所以,如何解决并且遏制此类微信诈骗⾏为是当下刻不容缓的事情。本⽂便是在这⼀背景下,对微信诈骗案件的特点及具体⾏为做出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以便能让公众提⾼对该类犯罪的认知并且提⾼预防性。然后,基于本⼈的思考,提出了具体的防控对策,并进

 

  ⾏总结,以便为打击微信诈骗提供⼀定的参考价值。

 

  ⼀、微信诈骗的概述

 

  微信是由腾讯企业⽣产,为智能终端给予即时通信。它免费且即时地传达信息、深受⼈们喜爱。当下可以说,微信聊天已经与⼈们的现实息息相关,它已经把各种⾏业的原始商业模式转移到了微信上,即在微信上进⾏商品的买卖,就是⼈们常说的微商。⽽且在微信⾥,服装、

 

  ⻝品、住房、交通等各个⽅⾯⼀应俱全,微信似乎是⽆所不能的,它将互联⽹与⼈们的现实紧密地联系起来。根据百度百科显示的数据,微信涵盖超过⼋亿活跃⽤户,涵盖200多个国家。

 

  ⾃2014年3⽉开放转账功能起,到如今已经有四亿⽤户在使⽤微信转账。

 

  虽然微信转账为⼈们的现实提供了便利,但危机也潜伏着。财产犯罪的⽬的是为了追求

 

  ⾦钱利益,于是它便⾃然的相连于互联⽹渠道,如与微信相结合。与线下转账不⼀样的是,在线转账有着双⽅不接触的特点。所以,微信转账为诈骗提供了新的场所,改变了以往的犯罪模式。

 

  (⼀)微信诈骗的定义

 

  微信诈骗是⼀种互联⽹诈骗犯罪。它是近年来由于互联⽹技术的进步和社交互联⽹渠道的存在⽽存在的⼀种新型诈骗犯罪。顾名思义,采⽤微信的⾦钱转移功能进⾏诈骗,具体的来说即犯罪者向受害⼈提供账户,然后进⾏应⽤诈骗、⾮法占有被害⼈财产的⾏为。

 

  (⼆)微信诈骗的分类

 

  1、假扮熟⼈进⾏诈骗

 

  顾名思义,犯罪者冒充被害⼈好友进⾏诈骗。通常的情形是,犯罪者盗⽤被害⼈好友的账号,进⽽混⼊两者共同的微信群,冒充被害⼈的好友。犯罪者⼀般通常以熟⼈的⼝吻冒充被害

 

  ⼈好友,并借机进⾏诈骗。

 

  2、借助朋友圈进⾏诈骗

 

  在朋友圈⾥,诈骗渠道有不少,主要有以下两种,⼀是发布虚假代购资料,诱使受害⼈付费,等到受害⼈付费后⽴即消失。其次,犯罪分⼦发布带有⽊⻢病毒的⼆维码,被害⼈扫描⼆维码后,账户⾥的钱就被盗取了。

 

  3、借助公众号进⾏诈骗

 

  犯罪分⼦造假官⽅微信公众号,诱使受害⼈转账。举个例⼦,犯罪者造假交通违章查询渠道的官⽅账号,被害⼈在渠道上⽀付交通违章罚款,事实上,这笔钱被转到了犯罪者的账户中。

 

  ⼆、微信诈骗的特点

 

  (⼀)微信诈骗犯罪者及受害者的特点

 

  1、犯罪嫌疑⼈特征

 

  ⽹络转账是⼀种灵活的⾦钱交易⽅式,所以犯罪者⼤多采取“⼴撒⽹”的⾏为。由于这种诈骗⾏为,对电⼦设备的使⽤频率很⾼,所以这类犯罪的主体应是年轻⼈居多,中⽼年⼈占少数。但随着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智能⼿机开始⼤⼒普及,再加上简单且易学,中⽼年⼈也能够熟练使⽤,导致中⽼年⼈在微信诈骗中的⽐例呈急剧上升趋势。

 

  2、被害⼈特征

 

  微信诈骗受害⼈有两个特点。第⼀,辨别能⼒差;对⻘年受害者来说,他们⼀般是由于社会阅历浅,易受⼈蒙骗,导致了被害;⽽对中⽼年⼈受害者来说,他们将微信作为正常的交流和转账⼯具,但仍对其了解不够,⽽犯罪者造假好友和好友的头像时,他们看不透这些微信号真伪,导致受骗。第⼆:爱贪⼩便宜;这类受害者通常是受到⾼利益,低投⼊的诱惑,导致的被骗,并且他们常常认为数额较⼩,将这次受骗归结于运⽓不好,不报警,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样的⾏为更加地助⻓了犯罪分⼦的⽓焰。

 

  (⼆)微信诈骗的特点

 

  1、犯罪者与被害⼈之间的⾮接触性

 

  犯罪者利⽤互联⽹,与被害⼈进⾏交流与现⾦交易,不直接与被害⼈接触。犯罪者通常利

 

  ⽤被害⼈熟悉的照⽚和声⾳,获得被害⼈的信任,然后提出转账付款的要求,以达到⾮法获取被害⼈的财产的⽬的。在微信诈骗的案例中,犯罪者是不会直接当⾯与被害⼈进⾏交流的。当被害⼈陈述被骗事实时,犯罪者⼀定会有各种借⼝,因为很多资料都是虚拟可伪造的,并且该类案件通常是没有证⼈的,这也就⼤⼤增加了破案难度。

 

  2、⼴撒⽹的犯罪形式

 

  在诈骗罪中,犯罪者通常会同时诈骗好⼏个⼈。举个例⼦,在“红包”诈骗案中,犯罪者创造了聊天室,发布了“互助⾼利息投资”的邀请,犯罪者发出了“⾼额红包回馈”的信息,再蛊惑⽤户邀请更多⼈进⼊群聊,就算微信聊天群成员有⼈数限制,但他仍然可以同时运作多个群,所以,有时候,⼀个犯罪者可能能够同时欺诈数千⼈。

 

  3、诈骗资⾦低,资⾦转移快

 

  与电信诈骗不⼀样,在微信诈骗中,犯罪者通常会使⽤多个银⾏账户来扰乱侦察机关的

 

  ⼯作,这也展现出犯罪分⼦的狡猾之处。但因为微信红包每次限额为200元,银⾏卡的每⽇转账限额为2万元。所以,在此类欺诈事例中,各个受害⼈的欺诈数额远远低于电信欺诈。

 

  ⽽互联⽹传输涵盖快速的特点,也导致了此类犯罪中,资⾦转移速度⾮常快。作为犯罪者,能够以虚假身份资料来进⾏收款和登记。所以,⼀般说来,侦破的难度⾮常⼤。

 

  (三)微信诈骗证据的特点

 

  证据主要分为线上证据与线下证据。所谓线上证据是指互联⽹虚拟空间中存在的证据,

 

  ⽽线下证据是指不依赖于互联⽹空间存在的证据,如视频、数据、犯罪者的供述、被害⼈的陈述等。传统诈骗多为直接接触,所以线下证据居多;⽽微信诈骗为不直接接触,所以线上证据居多。在侦察经历中,要侦破此类案件,我们⼀定从⽹上积累证据,并且利⽤技术修复已被销毁的证据,这些证据的提取是侦查⼯作的重点和难点。只有线上证据与线下证据相互佐证,才能坐实犯罪分⼦的身份。以下是微信诈骗中证据的主要特点:

 

  1、直接证据不充⾜

 

  在传统诈骗中,可能犯罪者在现实⽣活中欺骗被害⼈,嫌疑⼈与受害⼈及周围的⼈都有着直接的交流。所以,此类事例的证据类型包括证⼈证⾔和嫌疑⼈的肖像,要侦破⾮常容易。但在微信转账诈骗案中,犯罪者始终处于有利位置,并且被害⼈⽆法提供有⼒的、直接的证据。

 

  2、证据容易模糊

 

  在微信诈骗案件中,犯罪者与被害⼈的聊天记录的过程中,由于被害⼈警惕性低,再加上没有保留证据的思想,这也就导致被害⼈提供的聊天计录并不含有明显的诈骗意图,所取得的线上证据太过模糊,⽆法实现有⼒的证明。

 

  三、借助微信渠道实施诈骗犯罪的缘由探究

 

  (⼀)渠道监管不到位,给违法者可乘之机

 

  虽然微信渠道引⼊了身份验证机制,但对该渠道的监管仍然显得薄弱。例如,尽管嫌疑

 

  ⼈由于没有进⾏完整的实名登记,权限被限制,但是依然可以进⼊微信渠道。未经身份验证的微信⽤户使⽤在线⽀付时将受到限制。然⽽,由于借助微信渠道实施诈骗的案件涉及⾦额相对较⼩,限制⾮实名制⽤户收发红包的权限并不会构成犯罪分⼦实施此类犯罪活动的实质性障碍。与此同时,由于微信不同于其他社交媒体,微信⽤户在创建群组时并不需要征求被邀请者的意⻅,每个群组最多能容纳500⼈,这⼤⼤便利了犯罪嫌疑⼈诈骗信息的传播。犯罪嫌疑⼈能通过群组在短时间内犯罪分⼦能和多个对象实现交流互动。由于微信不严格审查

 

  ⽤户发布的信息,含有钓⻥⽹站、病毒软件、包含⽊⻢的⼆维码很容易在微信中快速传播。此外,微信平台还缺乏对于资⾦流的全⾯管理。例如,当⼀个微信⽤户发送了⼀个微信红包,若发现发错红包,则不能主动取消。只有当收款⼈没有及时打开红包时,24⼩时之后红包才会被退回。另⼀⽅⾯,微信的转账功能可以实现资⾦的实时转移。因此,微信监管不到位,给了犯罪分⼦可乘之机。

 

  (⼆)微信社交渠道和转账功能的整合,给犯罪分⼦提供了条件

 

  微信是⼀个内置“附近的⼈”“摇⼀摇”等社交功能的社交⼯具,⼤⼤便利了⼈们之间的社交往来。⼈们可以在不需要⾯对⾯接触的前提下结交新朋友,扩⼤社交圈。陌⽣⼈之间通过

 

  ⽹上聊天、查看彼此的朋友圈,来进⼀步发展他们的友谊。微信社交功能与转账功能的统⼀,使得好友间的资⾦往来变得快捷,省去了繁琐的银⾏转账⼿续,实现了在线实时转账。然⽽,犯罪分⼦也借助微信的这⼀特性实施诈骗犯罪活动。犯罪分⼦⾸先通过微信“附近的⼈”等功能,

 

  ⼤量实施添加好友的申请,并筛选出潜在的受害者,并根据受害者的朋友圈了解受害者的喜好,并通过⻓时间的聊天取得受害者的信任后,实施诈骗。微信社交和转账功能的整合,既给⽤户

 

  带来了便利,也给犯罪分⼦提供了条件。

 

  (三)犯罪成本低,使得犯罪分⼦冒险从事犯罪活动

 

  犯罪经济学认为,当犯罪收益>(犯罪的直接成本+犯罪的时间机会成本+犯罪的惩罚成本)

 

  ×被判罪的概率,此⼈就会从事犯罪⾏为。由此可知,犯罪产⽣和存在的原因在于利益的刺激,犯罪收益和犯罪成本的不匹配直接造成了犯罪的产⽣。犯罪分⼦借助微信平台实施诈骗犯罪的犯罪成本明显低于犯罪收⼊,因此,才冒着⻛险⼤胆实施诈骗等相关犯罪⾏为。

 

  从犯罪的⽅⾯看,⾸先,罪犯在借助互联⽹渠道犯罪的过程中,会隐藏他们的真实身份,

 

  ⼀⽅⾯是为了避免被识别的⻛险,降低犯罪定罪的可能性。另⼀⽅⾯,⾮接触式犯罪也给罪犯预留了⾜够的思考时间,增加了犯罪成功的可能性。其次,犯罪从事的犯罪活动所⽤的⼯具简单⽽廉价。当有⽹络时,犯罪嫌疑⼈只需要⼀部能够安装微信的智能⼿机或电脑就能完成诈骗,这种设备的市场价格不⾜1000元。对于嫌疑⼈来说,获取这些作案⼯具的花费可以忽略不计。微信朋友圈诈骗中,犯罪分⼦伪造了没有技术⻔槛的⼆维码。他们通过在互联⽹上搜索“⼆维码产⽣器”,将病毒和⽊⻢的地址写进⼆维码,这⼤⼤减少了犯罪嫌疑⼈的直接犯罪费⽤。另外,个别受害⼈的诈骗钱财数量较少,降低了受害⼈报案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单⼀犯罪很可能达不到⽴案所需的数额,增加了罪犯逃避侦查和打击的可能性。最后,⾼犯罪收⼊⽐低犯罪费⽤更有吸引⼒。虽然单个诈骗⾦额不⾼,但犯罪分⼦能够实施多个诈骗。

 

  ⼴阔的⽹络空间犯罪使总收⼊是相当可观的,相反,犯罪成本⼏乎忽略不计。犯罪收⼊和犯罪成本之间的巨⼤的差距,直接滋⽣了此类犯罪⾏为发⽣的温床。

 

  从侦查机关的⽅⾯来看,公安机关侦查此类⽹络平台犯罪所耗费的⼈⼒物⼒财⼒是巨⼤的。由于犯罪地点分布⼴泛,受害⼈数众多,初步侦查环节要求投⼊⼤量的⼈⼒、物⼒和财

 

  ⼒,但结果可能是在⽆法弥补损失的情况下,只能抓获⼀名犯罪嫌疑⼈。即使犯罪嫌疑⼈被抓获,法律的最终制裁也⽆法得到保证,所以得不偿失。另外,在处理微信平台诈骗案件时,需要投⼊⼤量警⼒开展侦查、⾛访等传统侦查⽅式。⾯对海量的⽹络犯罪信息,传统的侦查

 

  ⼿段难以应对,形成了司法资源有限与⽹络信息数据⽆限之间的⽭盾。因此,在司法资源不

 

  ⾜、刑事案件⾼发的情况下,警⼒必然偏向社会危害性⼤、影响恶劣的案件。因此,侦查机关对此类犯罪,没有任何有效的⽅法有针对性的开展调查⼯作,使得这种犯罪打击⼒度不够

 

  ⼤。这将进⼀步刺激潜在罪犯的诈骗⾏为,增加此类案件的数量。

 

  (四)与此有关的⽴法不够健全

 

  微信平台诈骗犯罪的产⽣与⽹络平台相关⽴法的滞后、⽋缺有很⼤关系。2016年12⽉,最⾼⼈⺠法院发布“两⾼⼀部”《关于办理电信⽹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法律若⼲问题的意

 

  ⻅》。但该意⻅仅针对电信诈骗案件,其中包括发送诈骗短信和拨打诈骗电话。《关于办理电信⽹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法律若⼲问题的意⻅》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的,构成诈骗罪。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院⾄⼀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对于数额较⼤和数额巨

 

  ⼤,各省、⾃治区、直辖市⾼级⼈⺠法院在上述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可根据本地实际,确定本地区的具体执⾏标准。因此,侦查机关⽴案是以数额标准为指导,数额未达到诈骗罪的数额的则不予⽴案。我国的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规定微信平台上的欺诈案件标准,但规定了⼀般欺诈案件的⽴案标准。由于此类案件中单个欺诈案数额较少,单个案件往往难以达到⽴案标准,然⽽各个犯罪嫌疑⼈都有⼤量的受害者。犯罪嫌疑⼈往往牵涉多起案件,诈骗⾦额

 

  ⽐较⼤,最终可能会遭遇⾮常多的身份识别。由于涉案⾦额是⽴案的重要标准,若被发现的案件都是⼩案件,即使犯罪数量很⼤,⽴案也很困难。即使犯罪嫌疑⼈骗取了⼤量的钱财,也很难被起诉。这就促成了犯罪的低成本,使得罪犯冒着⻛险借助微信进

 

  ⾏诈骗。

 

  与此同时,⽴法的不全⾯也使得经济活动参与者在履⾏社会责任时变得懈怠。例如,《刑法修正案(九)》第287条明确规定:“明知他⼈利⽤信息⽹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

 

  ⽹接⼊、服务器托管、⽹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持,或者提供⼴告推⼴、⽀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应当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笔者认为,需要让有此⾏为的⼈从主观上知道为犯罪嫌疑⼈提供过多的⽹络接⼊是⼀种犯罪⾏为。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这种理解仅限于直接意图。因此,在此类案件中,犯罪嫌疑⼈借助微信平台提供的

 

  ⽹络接⼊和通信技术进⾏诈骗,微信平台的主观意愿是否为直接意愿难以验证,也难以督促微信平台履⾏监管义务。因此,由于⽴法不全⾯,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者、⾦融机构和⽹络运营商都未能严格执⾏政策的要求。⽹络运营商没有把⽤户身份认证落实到位,也就

 

  ⽆法履⾏好⽹络监管责任。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公司的责任,公司造成的客户权益损害也未能严格按照政策要求赔偿。出于节约运营费⽤⽅⾯的考虑,公司职能被动地履⾏社会责任,从

 

  ⽽使犯罪分⼦有可乘之机。

 

  四、基于微信转账诈骗犯罪的防控对策

 

  犯罪作为⼀种社会病态现象⽽常态存在,尽管不能彻底根除,但可以通过采取科学合理的预防措施加以防范。在防范微信诈骗犯罪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建⽴身份核实机制

 

  微信积极响应互联⽹实名制的号召,加强对⽤户的实名认证,⽆名账户不得进⾏任何转账和收款。与此同时,犯罪分⼦可能会以限额的⽅式,采⽤多个账户实⾏诈骗,从⽽削弱了获取不当财产的⻛险。并且,⼯作⼈员在进⾏身份核实的过程中,由于疏忽可能忽视了⼈证不符的情况。犯罪者基于虚假或者他⼈的身份信息和资料开户,从⽽逃避了身份核实机制的

 

  审查。因此,微信⼯作⼈员应进⼀步加强对⽤户实名认证的核验,在原有制度的基础之上,进

 

  ⼀步限制可疑⽤户转账和收发红包的权限。

 

  (⼆)增⼤对互联⽹阵地的调控

 

  由于转账具有虚拟性,要求基于互联⽹监督员等专业⼈员在互联⽹安全管控⽅⾯做好相关

 

  ⼯作。在党的第⼗⼋届中央三次全体会议上,党明确规定提升社会治理渠道,创建⽹格化管制模式。所谓⽹格化管制,是以统⼀的城市管制和数字渠道为基础,将区域划分为单元⽹格,增⼤对单元⽹格的检查有利于增强社会治理效果。这样⼀来,使得治理模式发⽣了改变,从被动地应对问题转变成为实时监测并发现问题,最后解决问题。调查组织与互联⽹监管组织要积极完成所调查的相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创建⼀些包含相关事例的所有数据以及基础的数据渠道,最后再建⽴起数据库。以基层互联⽹监管组织为⾸的管控主体,将互联⽹管控责任落实到所有互联⽹监管⼈员的⼯作上,并且使得监管⼈员的管控范围得到细分。再者,还动⽤了相关的“特种部队”,合理布局在相应的管控区域,以此来加强阵地的管控。为了使得敏感词汇能够与⾼层管控⼈员对接,管理体系中的互联⽹监督员时刻监控着数据库中可疑账户的动态,再加上及时将可疑账户信息录⼊管控体系,实现实时资料共享,使区域互联⽹监管组织能够及时得到相关的共享数据。在办案的渠道⽅⾯,还应继续调查和跟踪可疑账户的后续活动。⾼层次的互联⽹监管组织和基层互联⽹监管组织以及互联⽹监管⼈员需要不断地交流资料,并有效开展互联⽹调查和监控活动。具体应注意以下⼏点:

 

  1、注重对刑满释放⼈员的管控

 

  曾在司法部预防犯罪探析所⼯作的前刑法科学院吴中贤说,⼆⼗⼀世纪中国累犯率为10%。这表明,⼀些新的犯罪事例是有前科的⼈所为。此外,刑满释放⼈员能够与监狱其他的罪犯进⾏交流,在再次犯罪时会具有较强的反侦查意识。所以,我们要求把重点放在对这些

 

  ⼈员的管控和跟踪上。加强对这些⼈员虚拟身份资料的持续关注,控制累犯率的上升,可以将其发展成为线⼈,为公安机关提供抓捕线索。实时监控假⼆维码和特洛伊⽊⻢软件,防⽌微信转移诈骗犯罪过程中发布伪⼆维码资料或含有特洛伊⽊⻢的物品。所以,需要创建⼆维码中

 

  ⼼数据库来记录和登记市场上流通的⼆维码,这样能够有效地跟踪和监控这种⼆维码的制作者和传播者,在准备时期扼杀掉这种犯罪的苗头。

 

  2、监控微信账户资⾦流向

 

  ⼀些涉嫌犯罪者以微信诈骗为职业,定期发布诈骗资料,使得涉案的微信账户能够随时收到款项,但这种账户转出的资⾦很少,因此会造成资⾦出⼊不均衡。

 

  因此,侦查部⻔应与⾦融机构共享数据来跟踪和监控这种账户,再加上进⼀步调查涉嫌犯罪的账户动态,如有必要,侦查部⻔也可以直接管控微信红包和转账取款等操作的进⾏。

 

  (三)增强资料化的防控

 

  1、创建反欺诈查询举报渠道

 

  2015年下半年,⾸都互联⽹警察在国内启动了第⼀批“反欺诈调查报告渠道”,升华了“⾸都互联⽹警察”和公共账户的服务意义。公安机关与腾讯企业及相关互联⽹安全企业进⾏合作,基于⾃⼰的数据库对接,为公众提供详细的报告数据。该报告中的数据将基于互联⽹云

 

  存储在特定的资料库中,再加上能够查询已被纳⼊资料库的欺诈资料,以此来进⾏欺诈的⽐较和识别。在进⾏微信转账欺诈防范的过程中,要增⼤数据的采集、完善数据库的建设。在数据库建设过程中,应结合各⼤互联⽹等提供的欺诈资料。并且,我们也能够参考⾸都⽹警的实践案例,以互联⽹的形式向公众提供咨询渠道。公众能够通过相关渠道的查询直接识别出涉嫌欺诈的微信号和银⾏卡号,借此削弱欺诈的可能性,这在很⼤程度上为公众提供了便利。

 

  2、互联⽹安全组织与转帐资⾦之间的数据访问

 

  政府于1994年发布的《计算机资料体系防卫条例》第六条规定,公安部⻔负责国家计算机资料体系的安全防卫⼯作。所以,互联⽹安全组织被赋予了监督、检查和指导公共资料的职能。互联⽹安全组织在对互联⽹资料加以监管时,可以参考发达国家的做法。例如,当德国互联⽹在进⾏社交监管时,它采⽤⼀个名为“联邦”的间谍软件,将⽊⻢嵌⼊嫌疑犯的互联

 

  ⽹设备中,再激活摄像机以获取嫌疑⼈的图像资料,监控涉嫌犯罪者的社会活动。联邦调查局还搭建了⼀个社交⽹站监控程序,创建⼀个⾃动搜索与互联⽹犯罪相关的关键词和监控体系,再加上追踪可能产⽣的犯罪事件,在很⼤程度上对涉嫌犯罪者进⾏实时监控。

 

  虽然该体系主要⽤于预防恐怖分⼦犯罪,但也常常⽤于⼀些互联⽹犯罪。此外,英国警

 

  ⽅正试图采⽤在电信数字互联⽹中安装间谍设备这种⽅法来监视诸如脸谱⽹等社交互联⽹。虽然⽅案依然在起草时期,但英国警⽅确实通过这种监控⼿段防⽌了犯罪分⼦袭击奥运场馆。所以,我国也可以参考这⼀做法,通过互联⽹安全组织实现转账账户数据对接,⾃动搜查诈骗嫌疑⼈在进⾏犯罪时常⽤关键词,从⽽评估犯罪的可能性。

 

  3、⼤数据背景下的案件防控

 

  ⼤型数据库的创建和数据的探析在犯罪侦查过程中有着⾮常重要的意义,在⼀些分散的事例中有时会起着决定性的作⽤。在预防这类似的犯罪中,我们依然能够发现⼤数据时代所带来的便利。在案件防控的过程中,第⼀,要准确评估案件发⽣的地点、时间以及⼈数,然后将重⼼集中在预防和控制上。在引⼊⼤数据处理之前,对多个事件的地点、时间和⼈数的评估只能依靠调查者的经验,很难形成⼀个全局概念。在创建⼤型数据库之后,⼤量的数据为防范

 

  ⼯作提供了较为科学的选择。经过相关数据的研究能够准确地显示出这类事例发⽣的时间规律和犯罪主体的规律。公安机关能够针对各种不同的现象对相关的配置进⾏合理的布控,并且,对涉嫌犯罪者在相关事例中留下的资料加以对⽐并进⾏选择,借此预测犯罪⼈的

 

  ⾏为意图,掌握犯罪⼈的位置资料,从⽽能够有效地控制犯罪⾏为的发⽣。第⼆是数据与侦查驱动防控。数据应⽤是侦查渠道的⼀次变⾰,从传统的“从案到⼈”、“从⼈到案”到“从数据到案”。数据的整合与碰撞,能够保证侦查活动的顺利进⾏并缩短侦查的时间,充分发挥侦查的预防意义。

 

  (四)形成优良的侦查队伍

 

  在传统的诈骗案例中,多以基层派出所为基础进⾏案件的侦查,在侦查的过程中会分为

 

  ⼏个⼩的单位进⾏侦查。每⼀个侦查⼩组都由两个探析⼩组组成,每个案例的侦查都有指定的⼩组进⾏追踪。在⽇常⼯作中,取证和追捕涉嫌犯罪者都要求⼩组成员独⾃进⾏处理,在

 

  处理传统诈骗犯罪案件时,各个调查组经过协调配合都能将其破获,抓捕归案。然⽽,在处理互联⽹渠道犯罪过程中,由于犯罪者流动性强、证据隐蔽性强等原因,这种办案模式与侦查坎坷程度的加⼤不相匹配,造成侦查过程困难重重。在进⾏侦查的时候,相关司法材料会因为我们不能够实时掌控侦查线索⽽导致其被浪费,使得犯罪证据丢失,从⽽错失逮捕涉嫌犯罪者的宝贵突破⼝。

 

  欺诈性转账也是互联⽹渠道上的⼀种诈骗形式。鉴于这种案例的案发率较⾼,建议省、市、县公安局成⽴了特殊的调查组,按照国家统⼀的标准加以专项培训,规范了办案过程,增强了对这种案例的侦查⼒度。遇到这种案例时,不同地区的特殊侦查⼒量可以通过互联⽹渠道直接进⾏交流,相互配合处理此类案例。当发现嫌疑⼈踪迹时,涉嫌犯罪者所在地的警察应及时对其进⾏逮捕,以避免因延误逮捕时间⽽造成涉嫌犯罪者的逃逸。与此同时,警⼒队伍专业化的建设也能够避免其他办案⼈员因为不熟练的业务耽误调查时间,以此来提升办案效率。在组建特殊调查队伍的过程中,应在以下⼏个⽅⾯加以努⼒:⼀是合理配置监管⼈员,设⽴监测单位、取证单位和抓捕单位,实现专业侦查⼈员的专业鉴定和培训。⼆是聘请各领域专家组成联合调查组,在侦查欺诈案例的资⾦转移过程中,对互联⽹领域的各类专业

 

  ⼯作以及数据进⾏处理。因此,在成⽴特殊调查队伍的过程中,要汲取各类专家的相关经验,以此来形成联合调查⼒量。另外,还要注意专业队伍的相关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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