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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写作模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工作发展探幽

2021-02-26 11:40


   西安事变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为抗日救国的大趋势,为了加强党中央与陕西乃至西北国统区的联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正式成立并开始进行相关工作,成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的第一个公开办事机构。办事处成立初期,在由毛泽东钦点的首任处长伍云甫同志的带领下“西办”工作人员加强情报工作、坚持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积极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为抗日根据地及党中央不断培养、输送人才。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卓有成效的工作促进了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贡献出举足轻重的力量,推动着全民族抗日战争不断走向胜利。

 

  一、情报工作的加强与发展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西安的唯一公开办事机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利用这一先天优势承担着重要的情报工作。为党在西安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情报工作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由于处长伍云甫同志本就是搞通信出身,由他牵头带领“西办”进行情报工作最合适不过。在伍云甫的亲自领导下,“西办”的情报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情报的收集、传递以及对国民党特务的策反等各项工作都得以顺利进行、开展。

 

  (一)设置情报收集中心

 

  1938年,中共中央派罗青长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秘密开展情报工作。工作中,成功与国民党胡宗南部机要室副主任戴中溶建立起友好联系,获取了对方信任。因此经常将提前获知的许多机密消息破译并及时转交延安。相关工作人员在进行日常工作的同时,也积极与西北地区诸多爱国人士建立起长期友好联系,从他们手中获取一些包括友军和敌人在内的各方面消息,并将筛选出的一些重要的、紧急的信息和情报第一时间上报至中央。另外,办事处工作人员日常除了乔装成上层人士潜伏于上层社会中搜集、截取相关情报,在日常生活中也用他们极为敏锐的观察力和洞察力留心可能出现的信息与状况。

 

  西安办事处的汽车队在全面抗战中经常往来于西安、延安和前线之间,汽车队的政治指导员陈福初同志便在平日的工作中形成了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的工作状态并将这种状态作为车队日常工作标准,要求车队所有人员保持敏感,留心身边。在1939年国民党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准备大肆制造摩擦事件以达到秘密反共目的的严峻形势下,汽车队中的一名司机李春林抓住了每一个可能的疑点。在一次很平常的任务之后私下交给陈福初一本七八页的由蒋介石下发的机密文件《防制异党活动办法》。陈福初翻看之后迅速意识到事情的重要性与急迫性,便在当日速将此文件交给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并及时报告给中央,这份文件作为办事处截获的第一份反共文件,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情报人员的信心与士气。此外,因办事处离火车站距离较近,人流量大,办事处工作人员在外出时也形成了时刻留意街道行人的谈话内容的习惯,经常能够从群众的闲谈之中就可以意外发现许多问题或掌握一些情况。同时,工作人员还会订购许多报纸,从报道中来了解许多重要信息和情况并在加以分析后将信息传递出去。

 

  (二)精心保管密电码及准备被捕应答词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这使得处在国统区中心的西安“八办”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发生后,西安“八办”的艰难处境逐渐达到顶峰。一次,敌特在给西办送水的水车里投毒,并威胁送水的车夫不可将真相告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否则便会有灭顶之灾。幸好伍云甫处长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在水夫送水进办事处时发现其状态不对,表现得十分慌张、害怕,便仔细询问情况,水夫最终说出了实情,敌特分子没能得逞,也让办事处及所有战士们免遭大难。第二天,伍云甫又及时派人将水夫护送至延安,保护了这位在关键时刻将真相告诉大家的普通老百姓的人身安全。

 

  在国民党反共形势还不是十分严峻的时候,在办事处的译电室,为了应付特务的突然袭击,译电人员把墙下的木板撬开变成活动的,一旦发现情况不对就立刻将密电码和其他机密文件放在夹板中。为防止密电码不慎泄露或相关人员出现意外等万一情况,一些机要人员整日整夜待在办事处不出门以确保绝对安全。后来,反共高潮来临,西安的局势变得紧张起来,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与挑战,伍云甫开始整肃办事处内部纪律,加强对工作人员和战士们的革命理想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让大家随时准备迎接更加艰巨的任务和更加困难的挑战,并做好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的一切准备。此外,为了保证绝对的安全,办事处与延安联系的密电码也交由本事从事通讯工作出身的伍云甫自己亲自保存。同时,为了以防万一,伍云甫还让办事处的情报人员每人按照自身情况准备了一份被捕时的应答词,将提前准备的回答内容熟记,做好万全的准备和相应的预案,尽最大可能性最大程度地保守党的机密和情报人员自身的安全,尽全力隐藏好自己的身份,以防不测。尽管期间国民党特务在无数次监听到来自七贤庄的异常电波后对办事处进行突击搜查,但是由于情报人员在工作时的保密措施一直很完善、妥当,办事处的那台秘密电台也一直安全的在一号院地下室工作着。前来搜查的特务也是屡次无功而返。

 

  (三)加强对进入边区人员的甄别

 

  在办事处的接待室,工作人员要接待来访的各界人士。其中他们接待的最多的便是从各地赶来想要经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奔赴延安抗日救国的爱国青年。它们源源不断的从沦陷区甚至海外来到西安“八办”,要求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以身许国。

 

  作为当时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的战略地位自然十分重要,因此接待室同志们也面临着极大的考验,防止将利用爱国青年身份的敌特分子遗漏,让他们混在爱国青年中前往延安。这会给边区和中央带来极大危险。因此办事处工作人员在对来访的进步青年和各界人士的身份鉴别和登记工作做得十分细致,对他们前往延安的原因等关键性问题也询问的十分详细,对来访人员加强审查,尽最大可能甄别其身份,减少边区和中央的后顾之忧。

 

  二、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

 

  (一)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在伍云甫任办事处处长期间,一次一个美国记者来办事处采访,了解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八路军敌后作战的情况,伍云甫陪同,由国民党一个军官担任美国记者的翻译。当记者问及国民政府对共产党的物资补给问题时,伍云甫毫不客气的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真实行为以及克扣八路军前线的军粮和军饷,故意搞摩擦封锁边区的罪恶行径。而翻译在翻译时故意将这些重要的信息隐瞒不予翻译,但是伍云甫听得懂英语,听及翻译没有翻译这段话时他就又把这段话重复了一遍。此时,记者也意识到了这段话刚刚没有被翻译,就一直看着翻译等待着,而这位国民党翻译仍然支支吾吾的搪塞着,伍云甫便不再回答其他问题。翻译恳求伍云甫在外国人面前不谈这些问题,被伍云甫严词拒绝,美国记者看出了其中的端倪,也十分生气,希望翻译能给出最真实的情况。这件事,也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表面抗日实际反共的真实面目,将国民党的伪装彻底揭开。

 

  在国民党反共高潮已经掀起的形势下,伍云甫处长请示中央后当机立断紧急精简办事处人员,以保证人员的安全,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牺牲。工作人员因此很快由原来的二百多人锐减到只剩三十多人。西办的日常工作几乎全部暂停,整个机构进入冬眠状态。但是为了办事处能够早日恢复正常工作秩序,伍云甫不顾自我安危,始终保持从容镇定,秉持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与国民党顽固派交锋。为抗议国民党当局分裂团结、故意制造与共产党的摩擦从而破坏国共合作的行为,他经常只带着两个警卫员就反复往来国民党在西安行营、国民党陕西省府和警察局之间,并就西办工作人员无故被捕的事件提出严正交涉,并要求当局立刻释放被扣押的西办工作人员。

 

  (二)公审处决特务“马克志”

 

  抗战期间,无数地下工作者为抗战做出着贡献,处于国统区的西安地下工作必然纷繁复杂。国民党特务经常出没,破坏着党的统战等各项工作。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在处长伍云甫的领导下,与特务做出了坚决斗争。

 

  1937年12月,一个化名为“马克志”[马克志,本命吉思恭,后被称为“吉思恭案”]的特务,冒充八路军干部,混进了西安办事处的接待室偷看到两位青年的登记表,便谎称自己是八路军政训处长主管陕北公学招生工作,骗取了孔、张这二位同学的信任,让孔姓同学去耀县联络处,自己带着张姓同学前往陕北,是游荡于渭北、华阴等地,绘制地形打探驻军信息,到处破坏抗日。在孔姓同学到达耀县后无着落发现上当,随即返回西安并向办事处报告,了解情况后,办事处便派人捉拿“马克志”,最终于1938年1月在渭南将其抓获,并由处长伍云甫亲自对其进行审讯,迫使其交出用来绘制的地图等物,并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案情查清后即将其押送至延安,于3月召开公审大会,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对“马克志”处以枪决。

 

  (三)揭露国民党当局无故扣留八路军人员行径

 

  从1938年冬天开始,西安及附近地区不断发生国民党当局无故扣押八路军有关人员的恶劣事件。12月,扣留途径咸阳检查站奔赴前线的八路军少将参谋陈希愈等一行六人,随后将其押解至西安新城;被无端羁押在西安警备司令部长达半年的八路军教官苏克兰因为受到不公正对待致生病咳血危及性命;1939年初,西安北门外国民党军未凭任何文件仅以所谓“奉命”为由扣押八路军教导队孔繁阁等十七位同志。等等诸如此类事件愈演愈烈。在此形势下,伍云甫协助林伯渠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方式与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斡旋,并向广大群众公开揭露国民党此种恶行,从统一战线、舆论等各方面向国民党施压,最终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只得释放八路军被扣押人员。

 

  三、积极推进统一战线工作

 

  全面抗战伊始,八路军一一五师阻击日军坂垣师团,取得平型关战役大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对日作战首战告捷。消息传来,为了增强八路军军威,让老百姓更深入了解八路军,伍云甫和林伯渠共同决定决定,将平型关大捷相关消息印发号外,在西安城广为散发宣传。一时间,八路军名声大震,威名远扬。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对此大为称赞、并表示祝贺。此后,西安“八办”又先后邀请周恩来、彭德怀、宣侠父、邓颖超等领导同志,在西京招待所、西安师范、省立二中等处公开向西安各界人士作有关抗战形势和抗日救亡图存工作方面的报告。作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处长,伍云甫也亲自来到铭贤中学为各个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群众组织的骨干成员集中作题为《敌我对比的转变与青年的任务》的报告,向社会各界宣传了党抗日纲领、抗战主张和抗战必胜的信念,将广大抗日民众和救亡组织团结在一起,形成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进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

 

  党在全面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政策是:“一切抗日的人民联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此,1940年3月,毛泽东完整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以国内无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为统一战线基础的进步力量是统战工作的立足点,必须要确保党的有力领导;要尽全力争取作为中间力量既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存在矛盾,也与工农阶级存在矛盾,站在抗战的中间立场的地方实力派人物、中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获得他们的信任不损害他们的利益;对于一方面主张抗日团结一方面又实行反共政策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蒋介石集团国民党顽固派要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同时坚决孤立搞投降和分裂的反动分子。

 

  作为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推动着抗日战争走向胜利。而作为八路军在陕西国统区的唯一公开的办事机构,西安“八办”肩负着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统战工作的重任。责任使然,西安“八办”的同志们在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的指导下加强开展对西安国统区的统战工作,吸收更多的人加入到统一战线的阵营中协力抗日,实现人民解放,为中华民族谋求独立。

 

  (二)争取被俘红军重回抗日阵营

 

  1936年,红军西路军在与青海马家军激战数十日之后遭到重创,伤亡惨重。种种复杂因素叠加使得西路军突围无路,最终悲壮失利,1500余红军战士也随之被俘,在红军历史上留下了惨痛的一笔。

 

  在伍云甫刚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不久,便得知这1500余人被俘虏后由马家军编成所谓“新兵团”,如今,青海的马步芳准备将这些俘虏编成的“新兵团”经由西安前往河南拨交河南卫立煌部以补充国民党军队。当时,在兰州的中共驻兰州党代表谢觉哉同志得知此消息后马上与国民党马步芳部展开交涉要求其立即放人。其部佯装向司令部汇报,实则暗中将“新兵团”提前开拔,得到消息的谢觉哉立刻电告了在西安的林伯渠和伍云甫。因此,在运送士兵的运兵车刚刚抵达西安,伍云甫作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处长就亲自赶去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并向战士们传达了党中央和领导人们的关怀,并告诉他们党的抗战政策和各项方针,引导这些士兵们在思想上有所转化。之后,伍云甫和林伯渠一起为这些战士做工作,向这些战士讲解党的思想及抗日方针、政策,引导士兵们拒绝上火车前往河南。在二人的不断努力争取下,这些与党的队伍失散多年的红军最终被党的政策和共产党人感化,不约而同请求归队。随后在林、伍二人的多方工作争取后这批战士回到了自己的队伍,重返抗日阵营并积极投身到抗战事业中。

 

  (三)积极联络海内外进步友好人士

 

  抗战期间,不光国内诸多爱国人士及有志之士对抗战表达了深切的关怀,并提供了无私的帮助。众多海外华侨也积极采取相应措施,对抗战表示了关心及帮助。有的还回到国内对抗战进行实际帮助。

 

  1940年5月,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问团到访西安。在西安停留期间,国民党当局极力阻挠、防止陈先生一行与西安“八办”有任何接触。中央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迅速向西办作出指示,伍云甫遵照党中央指示,想方设法地克服困难邀请了陈先生莅临西安“八办”座谈,并设宴招待了陈嘉庚一行人。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向陈嘉庚先生介绍了党的抗日政策、纲领,这也在陈嘉庚的心中也留下了对共产党的深刻印象。期间,他向陈嘉庚等人转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其一行访问延安的邀请,由于陈先生在西安已经对共产党有了较深的了解,于是陈嘉庚先生便欣然同意,愉快地接受了中央和毛主席的邀请。5月30日,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同志的亲自陪同下,以陈嘉庚、侯西友、等人为首的南洋华侨回国慰问团前往延安访问、慰问。在访问延安后,陈先生了解了延安的抗日形势和共产党人与国民党截然不同的生活与作风以及共产党人必胜的决心和信念,坚定了陈嘉庚认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必将战胜日本侵略者,抗战最终一定会取得胜利的信心。

 

  (四)对国民党上层人物开展统战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陕西成为西北地区的前沿阵地。西安作为西北重镇,在全国各省市的政治及军事地位也随即大大提升。随着全面抗战正式开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宣告正式形成。根据中央“动员一切力量”的重要指示方针,国民党在陕西国统区的上层军官因此毫无意外成为了中共的重点统战对象。在办事处同志们的努力下将党的思想和政策传达至国民党上层,与国民党上层军官密切联系并搞好关系,以寻求双方的合作共赢。

 

  本是出身于陕西靖国军的孙蔚如,一直对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推崇备至并始终坚持。在民族危急存亡的重要关头也十分支持有志之士和革命青年在民族存亡之际寻找报国出路,便投奔至国民党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麾下参与抗日。在“报仇雪耻,恢复疆土”的信念与口号下,孙蔚如决心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革命力量抗日救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早在1933年陕南“剿共”的前线,孙蔚如便已经率部与红军就秘密停战一事达成一致。建立秘密停战的关系之后,孙蔚如部即与红军和平相处,互相传递信息,并暗中反对蒋介石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西安事变之后,所属部队第十七路军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自己也随即出任国民政府陕西省政府主席兼三十八军军长。有此前红军时期的合作基础和对日作战的共同信念,八路军与孙蔚如在全面抗战开始后的合作就变得更加顺理成章。加之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努力以及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和中共驻陕代表林伯渠在对西安的统战工作中,多次亲自与孙蔚如进行交流,不断向他传达党有关抗日的政策以及思想,获得消息后也会向其通报达到两部之间信息共享与互通有无。在与共产党有了更深的接触与了解之后,孙蔚如对共产党有了全新的认识,对共产党也更加信任,便逐渐加强、深入了与共产党的联系,以期共同抗日。

 

  1939年,国民党老将程潜任天水行营主任,由于行营驻地西安,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有诸多与要处理解决的问题需要与行营有所联系与合作。在国民大革命时期,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的程潜与时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林伯渠私交较好。之后,程潜调任西北。虽然他一直谨记孙中山先生关于联共的遗训,但受到国民党内大肆宣传有关共产党的虚假信息的影响加之久未与共产党有直接接触,对共产党产生了一定的误解。在了解到程潜的顾虑之后,伍云甫协助林伯渠便耐心对其进行劝导,向其介绍党的相关抗日政策和指导方针,在有了进一步真实的了解之后,程潜对共产党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并答应批准发放子弹、放行了五部车床,同时也切实的用实际行动帮助八路军办事处解决了一部分棘手的问题。

 

  四、为根据地和中央培养输送人才

 

  (一)加强对进步爱国青年的招收与培养

 

  陕甘宁边区成立之后,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就成为无数爱国青年有志之士心之向往的革命圣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安吴青训班等学校的建立吸引着无数国统区、沦陷区、大后方以及海外的爱国学生想方设法前往延安。西安以其独特的地理区位,成为各地青年前往延安的重要门户,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自然就成为学生们进入延安的中转站,因此办事处重要的日常工作就包括接待、招收、审查与分配这些想要经西安前往延安的青年学生。

 

  这些青年们有多种方式和途径进入延安,最主要的便是参加由延安各招生学校主办的招生考试,有些青年持有当地党组织或党员个人开具的介绍信,他们也可通过这种方式进入学校。对于持有介绍信的青年,一般都是革命信念坚定的同志,甚至有一部分是通过党在当地的地下组织介绍而来并且已经参加革命工作具有一定革命斗争经验的;也不乏党外著名抗日进步人士所推荐的优秀人才;还有一些在抵达西安之前已经由南京、武汉、重庆等地八路军办事处,由这些地方的办事处介绍而来。

 

  为了保证向中央和边区学校招收学生的质量,1937年,办事处秘书科决定设立学生股,抗大、陕公、安吴堡青训办等学校都派人来到办事处所在地西安七贤庄,和“西办”一起成立招生委员会,共同担负招收青年的工作。并由处长伍云甫的夫人熊天荆同志和王邦屏同志等人负责接待这些爱国青年。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年前来报名,办事处的接待压力一天天增加。有同志打趣说“前来办事处获取消息和要求前往延安的爱国青年往往会让让办事处忙碌一整天,从早晨一直到深夜”。在人员众多时,处长伍云甫也会亲自加入到接待学生的工作中,但这仍是应接不暇。爱国青年们在抵达办事处讲明来意之后,需要登记详细的信息并递交介绍信或由办事处人员进行审查,随后还要对这些青年挨个进行单独谈话。

 

  但是由于办事处内空间和住房都十分有限,而等待接受审查的学生又很多,办事处的同志们就只能安排他们就住在西办旁革命公园附近的简陋宿舍里。鉴于这种情况短期内不会有所改变,西办将情况向中央做了汇报,很快中央便对此事作了批示。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1938年4月,延安各招生学校共同组织成立了“联合招生委员会”,并在办事处附近设招待所用以解决这些爱国青年们的临时住宿问题。在招收学生的方式上,办事处也做了相应调整,即会优先考虑持有介绍信的青年学生,由办事处安排他们尽快前往延安进入抗大、陕公或鲁艺学习。部分没有介绍信需要参加招生学校组织的考试的学生经需要初步审核后先送至安吴青训班,在那里边学习边进行更深一步审查,对于思想觉悟不高抑或有明显问题、对抗日形势、党的方针政策一点认识和了解都没有的,就会进行劝退。后来,根据中央大量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加入革命队伍的指示,延安各校相对放宽了招收标准,西安“八办”的接待压力更大了。为了保证党中央的安全,“国民党嫡系部队的现役军人、在各级国民政府机关任职的官员以及政治面貌或社会关系特别复杂的人员”延安各个学校仍然不予招生。

 

  (二)确保进步青年从西安进入边区和中央

 

  1939年,国民党转变抗日政策,由之前的“联共”变为“反共”,处处制造摩擦不断挑起事端,国共合作面临极大挑战。国民党当局对爱国青年北上参加抗日进行百般阻挠破坏,导致作为延安连接各抗日根据地以及国民党管辖区桥梁的西安办事处输送青年到延安的工作越来越困难。在从西安赴延安不到八百华里的道路上,国民党顽固派在草滩、咸阳、耀县、潼关、洛川等多地设卡,扣留或阻挠前往延安的进步青年。

 

  1938年,一批从重庆来的青年,在已经穿上军装加入八路军前往延安的途中被国民党顽固派扣留。办事处领导人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派外交副官王荫圃同志前往交涉。在王副官带着警卫班两位同志刚刚到达北大街时,迎面碰到了被押解的几位同志。于是王荫圃立刻告诉这些国民党士兵被押解的人是八路军的人,他要立刻将其带走,还没等国民党士兵反应过来就迅速对这几位青年下达了返回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命令。看着眼前的王荫圃穿着中校军官服,有汽车有警卫,这几个国民党士兵便不敢造次,告诉王荫圃他们回去不好交差于是王副官便亲自将这几个士兵送回行营,告诉他们的长官此事与其无关。而那几位青年也顺利回到了办事处,并在几天之后由办事处将其安全送到了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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