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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案例大全-WTO条约解释规则研究

2021-03-11 09:47


   条约解释是国际法领域经久不息的话题,在WTO框架下研究条约解释问题具有无比重要的现实意义。WTO进行争端解决离不开对条约的解释,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选择的不同的解释方法可能将争端解决导向不同的结果。以“稀土案”为例,虽然专家组在报告中数次提到采取的是“整体解释”方法,但并未对“整体解释”进行定义,而且事实上最终专家组采用的并非“整体解释”方法而是顺序解释方法。我们作为WTO的后来者,错过了WTO规则的最初构建,乘此改革之际,应当把握机遇,尽最大努力实现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诉求,重塑条约解释规则,平衡判理稳定性与个案酌定原则之间的关系,启用立法解释机制,构建完善合理的条约解释规则体系,坚持WTO可持续发展的宗旨,推动上诉机构改革,让上诉机构尽快恢复运转,促进国际贸易绿色、和平、可持续发展。

 
  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极具代表性的国际组织,其争端解决机构自设立、运行以来,成绩斐然,被誉为WTO“皇冠上的明珠”,然而近些年来,伴随新科技领域迅猛发展发展和全球变暖、环境污染等全球性危机的出现,WTO所确立的自1994年最后一轮谈判起从未改变的规则已无法高效处理国际贸易争端,并且,在国家主义回归背景下,WTO争端解决机构的运作面临困难,自2019年12月11日,上诉机构已正式停摆,改革势在必行。要讨论争端解决机构的改革、保障上诉机构正常运行,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条约解释规则的研究。一方面,条约的解释对WTO的顺利运作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有学者所言,“上诉机构的首要任务之一是条约解释”,[[[]IsabelleVanDamme.TreatyInterpretationbytheWTOAppellateBody[J].
 
  Europea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2010,21(3):605.]]“条约的解释是条约法上很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李浩培.条约法概论[M].北京:法律出版,2003:334.]]正是通过条约解释,《联合国宪章》、《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才能作为“活文件”(livingdocuments)继续不断发展,[[[]Jessica,Liang.ModifyingtheUNcharterthroughSubsequentPractice:ProspectsfortheCharter’sRavitalization[J].Nordic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2012,81(1),4—5.]]同时,争端解决机构的丰富实践也为条约解释规则的研究提供了数量丰富又极具研究价值的材料;另一方面,WTO现行规则框架是在西方世界主导下建立起来的,从争端解决的结果而言,中国在迄今为止的涉诉案件中,败多胜少,作为WTO规则体系的后加入者,我们虽然无法改变既有规则体系,却可以通过条约解释来保障自身合法权益最大化。关于WTO改革相关意见,各成员国分歧较大,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WTO改革对我国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WTO改革中,除了从实体法上去有效维护我国利益之外,也应当通过研究并重塑WTO解释规则来维护我国自身的发展利益。
 
  第一章条约解释规则一般论述
 
  1.1概述
 
  关于条约解释,李浩培先生在《条约法概论》中认为条约解释是“剖析明白对条约的具体规定的正确意义”。[[[]李浩培.条约法概论[M].北京:法律出版,2003:405.]]可见,条约的解释问题属于条约适用问题,条约解释不是一个自动过程,需要解释者进行规则与方法的选择,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解释者具有一定自由裁量权。通说认为条约解释的一般规则为三种:意图说、文本说与目的说,也正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下简称“VCLT”)第31条所示的一般规则。
 
  除条约解释的一般规则外,随着争端解决实践不断丰富和成员方对条约解释听证的重视,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进行条约解释时也不仅仅局限于VCLT规定的一般规则顺序,而是将文本解释、上下文解释、目的解释三者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量,例如在“稀土案(Chian-RareEarths)”中,专家组报告数次提到“整体解释(holisticinterpretation)”及“整体方式(inaholisticmanner)”,虽然该报告未对其作出定义说明,但也可以看出除了按照规则顺序逐一解释外,争端解决组织对条约解释还存在其他尝试。条约的解释问题亦属于法律问题,因此在WTO争端解决机构中,作为职能是进行法律审查、澄清涉案条约的上诉机构,其天然与条约解释关系密切。
 
  1.2条约解释理论学说
 
  1.2.1条约解释的古典理论
 
  关于条约解释古典理论学说的历史考察,李浩培教授在其所著《条约法概论》中从格劳秀斯的先驱者之一的真蒂利斯开始,按顺序介绍了真蒂利斯及此后几位国际法学家的理论。本文仅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格劳秀斯和瓦特尔为例,简单陈述条约解释古典理论。
 
  第一,格劳秀斯观点:
 
  17世纪格劳秀斯(HugoGrotius)在其所著的《战争与和平法》中讨论了条约解释的有关问题,他以源自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条约解释为基础,论述了缔约方有权解释的基本观点:自然理性本身指令接受承诺者,有权要求允诺者按照正确的解释所示而为。[[[]HugoGrotius.TheLawofWarandPeace[M].Oxford:attheClarendonPress,1925:409.]]关于“允诺”(promises),格劳秀斯认为,允诺怎样以文字方式对缔约方表现约束力正是缔约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关于“正确的解释”的方法,格劳秀斯认为就是从最可能的表示(包括用语与含义)中获得意识的推断,由此可见,从条约的用语与含义出发善意推断缔约者的真实意图,是欧洲社会从古希腊延续至格劳秀斯时代的条约解释规则,这种规则与VCLT所规定的条约解释通则相通。关于“推断”(conjectures)的技巧,格劳秀斯认为推断者应当区分广义与狭义的条约用语,结合缔约方的承诺类型加以分析。
 
  总体而言,格劳秀斯创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条约解释规则体系,对后世国际法学有深远影响,其中就包括对VCLT有关条约解释条款的理论影响。
 
  第二,瓦特尔观点:
 
  18世纪的瓦特尔(EmmerichdeVattel)作为格劳秀斯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国际法与自然法的原则》一书中更加清晰地阐述了条约解释的理论。瓦特尔首先阐释了条约解释的必要性——由于缔约者不能预见所有情况,无论条约用语本身多么准确清晰,都难免在具体适用时发生歧义,而且缔约者本身可能存在恶意,在缔约时故意使条约用语不够准确以有机可乘。
 
  在此基础上,瓦特尔进一步论述了条约解释基本规则和条约解释具体规则。这些有关条约解释的基本规则与具体规则,成为后来VCLT第31条、第32条的理论来源。例如瓦特尔认为,除最迫切的理由,条约用语的解释取其通常意义,这便成为了VCLT第31条第1款所述“通常意义”解释的理论来源。
 
  1.2.2条约解释的近代理论
 
  第一,文本学派:
 
  文本学派强调条约解释的基础是约文本身,并且这一基础是唯一的,其他诸如约文缔结时的准备资料等很少用到。但是考虑到科技发展、环境问题、政治风云变幻等情势变化,国际法学者和国际司法机构考虑到存在对约文作出与时俱进的解释的必要性,并结合实际需要,在文本解释基础上探索了“演变解释”。虽然目前尚未有国际机构明确认可演变解释为一种独立的解释方法,但有学者认为WTO上诉机构1997年“美国海虾案”、国际法院2009年“关于航行权和相关权利的争端案”、欧洲人权法院1978年的“Tyrer案”等判例均表明其对演变解释这一新方法(newmethod)持欢迎态度。[[[]韩逸畴.时间流逝对条约解释的影响——论条约演变解释的兴起、适用及其限制[J].现代法学,2015,37(06):141.]]演变解释,或者又被称为动态解释,是指对文本的解释应当动态考虑,结合当代情况。条约用语作为语言常面临语义模糊的问题,当条约用语作为一般概念使用而没有固定的意义时,其含义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变化,如“战争”、“自卫”等国际法用语,因而在适用于实践时需要根据法律的演变作出适时的解释,并且这一动态变化对于维持缔约方之间长久、稳定关系具有积极意义。在1998年“海龟案(US-Shrimp)”中,印度、泰国等四国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提出申请,认为美国以保护国内环境为由新增的《濒危物种法》第609条破坏了多边贸易体制,此案涉及对GATT1994第20条(g)款“可耗竭自然资源”这一约文用语的理解,上诉机构认为对“可耗竭资源”一词应当以灵活、发展的态度进行解释,并主张将有生命物种也纳入“自然资源”之列进行保护。虽然最终上诉机构以美国的措施不符合第20条前言为由裁决不能根据第20条豁免,但肯定了美国措施因20条(g)款取得的正当性。
 
  第二,意图学派:
 
  意图学派的代表为20世纪的劳特派特(HerschLauterpacht),其主张条约解释的规则来源于国内合同法,因此条约解释的目的就是澄清缔约方的缔约意图。与文本派不同,意图派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考察缔约准备资料。准备资料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可以是缔约前的谈判记录,也可以是缔约过程中有关会议的议事记录,亦可是条约的草案、有关宣言、经过核准的报告等。意图学派所探寻的“意图”是缔约方的缔约意图即“当时的”意图,这一点与VCLT第32条“解释之补充资料”所体现的历史解释原则异曲同工,不过,VCLT第32条设置了一个先行条件,即当适用第31条所作条约解释仍意义不明或显属荒谬时才可适用第32条之规定。
 
  第三,目的和宗旨学派:
 
  目的与宗旨学派强调对条约的解释应当体现条约的目的与宗旨,并且,按照该学派观点,对于一般性约文规则的解释应当与时俱进,注意弥补条约缔结时与适用时的时间缝隙,该学派的代表学者有阿尔瓦雷斯(AlexandreAlvarez)和安奇洛蒂(DionisioAnzilotti)。与意图学派相对的是,目的和宗旨学派认为解释条约时不必考虑缔约国之间的缔约意图,因为缔约时的意图未必能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并且按照目的和宗旨学派的学说,条约解释应当注重探究条约的真正目的——即该条约意在达成的一般目的。简言之,无论是有关该条约的准备资料还是条约缔结后的适用行动,抑或条约解释时的流行情况等要素,都应该与该条约意在达成的一般目的相联系进行考虑。可见探究条约目的与宗旨的过程与整体性原则密不可分,实践中,在乌拉圭回合中,上诉机构根据乌拉圭回合在书写《WTO协定》序言时新增环保这一“目的和宗旨”,旨在为协调贸易发展与环境保护开辟新的通道。[[[]赵维田,刘敬东.WTO:解释条约的习惯规则[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12.]]而如果条约整体并未体现某一目的或宗旨,缔约方对此种目的的主张便无法得到支持。
 
  1.3《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关于条约解释规则的规定
 
  VCLT对条约的解释规则有明文规定,其第三编的第三节“条约之解释”规定了条约解释的通则和补充资料等。其中第31条规定了解释的一般规则:“一、条约应按照其用语依其上下文并参考条约之目的和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二、就解释条约而言,上下文除连同序言及附件在内之约文外,并应包括:(a)全体当事国间因缔结条约所订与条约有关之任何协定;(b)一个以上当事国因缔结条约所订立并经其他当事国接受为条约有关文书之任何文书;三、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的还有:(a)当事国嗣后所订关于条约解释或其规定的适用的任何协定;(b)嗣后在条约方面确定各当事国对条约解释的协定的任何惯例;(c)适用于当事国之间关系的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四、倘经确定当事国有此原意,条约用语应使其具有特殊意义。第32条规定了条约解释的补充资料:“为证实由适用第31条所得的意义期间,或遇依第31条作解释而:(1)意义仍属不明或难解或(2)所获得结果显属荒谬或不合理时,为确定其意义起见,得使用解释之补充资料,包括条约准备工作及缔约情况。”
 
  上述关于条约解释的VCLT第31条和第32条涵盖的是条约解释的一般规则,即:通常含义解释、上下文解释、目的和宗旨解释、善意解释以及历史解释。
 
  1.3.1《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确立的条约解释规则内容
 
  第一,通常含义解释:
 
  由于一个条文的字面含义往往是最真实反映条约双方的真实意图,因此,通常含义是一项解释的出发点。一个条文的字面含义一般是依据其通常含义来确定的,但是实践中也有可能条约缔约方赋予某个概念特殊含义。[]所以,虽然实践中很普遍的是借助字典来解释通常含义。
 
  但是,借助字典并不是都能解决问题,尤其是当用语具有不止一种通常含义时,就需要联系上下文确定该用语在约文中的实际含义。
 
  第二,上下文解释:
 
  约文用语的本质是词语,对词语的解释无法脱离上下文,只有在上下文创造的语境中,约文用语才能得到准确的解释。至于“上下文”的形式,VCLT在第31.2条首先规定了其包含全部约文(包括序言和附件),第31.2.(甲)条规定包含有关协定,第31.2.(乙)条规定包含有关文书,然后第31.3条规定嗣后惯例、嗣后协定以及其他适用于当事国之间的国际法规则都可以作为上下文一并考虑。
 
  第三,目的和宗旨解释:
 
  目的和宗旨解释的重点在于解释条约必须使释义与整个条约的目的、宗旨一脉相承,不能产生偏离甚至违背目的、宗旨,因为一个条约条款的目的和宗旨首先体现在条约本身以及条约的个别规定中,条款自诞生起天然地顺应整个条约的目的、宗旨。此外,条约的序言往往对于介绍条约的目的和宗旨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WTO协定》的序言中便涵盖了协定的宗旨,在确立WTO的目标和宗旨方面就地位十分重要[],即便该序言并无法律约束力,其在解释GATT条款时也是常常被援引。
 
  第四,善意解释:
 
  VCLT第31条规定了条约解释应当依善意进行。国际法委员会更是将善意解释条约作为VCLT第26条[]规定的有约必守原则(pactasuntservanda)的直接结果。[]
 
  此外,有效解释原则也被视为是善意解释的一部分内容。[]国际法委员会对于有效解释的理解作出的表述是:“如若一条约存在两个解释结果,其中一个解释结果使得条约能够实现恰当的效果,另一个解释却不能实现这一恰当效果,那么结合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善意解释原则要求解释者应当采取前者解释结论。”因此,条约的解释应当避免被解释的条款或其他条款由于解释行为而变得多余或者无效。
 
  第五,历史解释:
 
  VCLT的第32条“解释之补充资料”之规定作为第31条的辅助性规定而存在,其适用的先行条件是适用第31条所作条约解释仍意义不明或显属荒谬,此时可以使用解释的补充资料,具体而言包括条约的准备工作以及缔约的情况在内。[]该条通过创设先行条件将“补充资料”这一具有历史属性的资料纳入考虑范畴,为特定情形下的条约解释增添了历史因素。
 
  1.3.2《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确立的条约解释规则分析
 
  单就VCLT第31条整体而言,该条是站在文本主义的立场,但同时也并未抛弃目的宗旨说以及意图说,因而有学者认为,VCLT关于条约解释一般规则的阐述实则是建立在三种学说混合的基础之上,并没有对某一学说进行特别的排斥。[[[]宋杰.国际法院司法实践中的解释问题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
 
  08:10.]]
 
  虽然现在国际司法机构以VCLT第31条和第32条为基准作为条约解释的规则运用到实践中,但VCLT关于条约解释的规定并非自诞生之初就被捧上“神坛”,事实上,在VCLT1969年签署、1980年生效后,国际法院在很长时间内未提及该公约的解释规则,直至1994年“领土争端案”(TerritorialDispute)中的出现,在该案中,国际法院按照《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最终将VCLT关于条约解释的规定认定为具有习惯国际法地位,在此之后,这些规定成为WTO关于争端解决的协定所承认的条约解释的习惯国际法,此后至今,VCLT所明确的条约解释一般规则成为条约解释的惯例,为国际司法机构提供条约解释的规则依据。
 
  关于条约解释的规则,VCLT其实给解释者留下了比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解释者对于解释方法的选择存在较大自由,而影响解释者在各种规则与方法之间作出选择的,往往不是规则与方法本身,解释者本身的经历、文化、信仰等都会影响其对规则和方法的选择,而这种不确定性如何通过规则体系予以矫正和约束,正是条约解释的研究意义所在。比如,VCLT第31条和第32条规定的内容提供了解释者在条约解释时需要考虑的解释因素,解释者是选择按照顺序解释的方式进行解释,还是选择将这些相关解释因素整合在一起予以权衡,具有很大不确定性,不同的选择也往往会导向不同的结果。第32条规定历史要素则是起到辅助作用,即仅在依据第31条规定无法得出清晰而明确的结论时才予以考虑适用第32条,所以解释者对于第32条能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也存在裁量空间,并且在第31条上作出的自由裁量也影响到第32条的实际适用效果。
 
  总而言之,VCLT第31条、第32条作为如今国际法上条约解释的一般规则,是一个包含了多种解释要素的系统,这些解释要素包括通常含义、上下文、目的与宗旨、嗣后协定、嗣后惯例、有关国际法规则等,同时以“善意解释”原则作为统领。虽然整体解释原则在VCLT或者其他国际法律文件中并没有明文规定,VCLT的条约解释规则却处处反映整体性原则。例如,上下文解释本身就蕴含整体性原则;目的与宗旨解释由于需要探寻整个条约的目的与宗旨,因而与整体性原则密切相关;通常含义解释亦需要联系上下文这一整体语境进行;历史解释所涉补充资料亦是要求对条约的缔结有整体而全面的认识。总的来说,VCLT所创设的解释要素本身就与条约整体密不可分,并且这些要素之间并非是孤立存在、相互排斥的,各个要素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互相关联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共同维持着条约规范的整体性、稳定性。
 
  第二章WTO框架下条约解释规则
 
  2.1WTO条约解释规则的历史发展
 
  2.1.1GATT时期的解释规则
 
  GATT时期专家组在遇到有关协定约文的解释问题时,往往从协定的谈判、起草等准备文件中探寻约文用语的真实含义。一方面是因为GATT1947并没有任何关于该协定适用的是何种解释规则的规定,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国际法领域尚未形成关于条约解释的普遍惯例,因此在上世纪50年代,秘书处编纂出用于解释涉案GATT条款的《分析索引》,其内容组成是条约的起草资料,随着时间推移,条约解释的内容在不断丰富,《分析索引》的内容更多的是裁决报告中的条约解释判理。虽然后来出现的VCLT第32条将这一历史解释方法置于辅助地位,但历史解释方法依然被GATT专家组高度重视,直到1983年秘书处为专家组设立法务部以提供法律帮助后,这一情况才得到改变,此后专家组在进行约文解释时逐渐习惯采用VCLT中的规则。
 
  此外,GATT时期专家组对一般例外条款的解释采取的是从严解释的原则,尽可能地避免出现偏离一般性原则的解释。从严解释例外条款这一原则在WTO的前身——GATT1947——是得到普遍适用的。[]这是因为在GATT1947时期,相比于其他的利益,GATT1947更加追求的是贸易自由化这一价值标准。[]
 
  2.1.2WTO时期的解释规则
 
  第一,WTO争端解决机构作出的判决报告仅具指导意义,不构成嗣后规则。
 
  自1994年成立WTO以后,《WTO协定》第16.1条[]明确能够作为WTO应遵循的指导的仅GATT时期的惯例,对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的指导地位未有明文规定。在实践中,WTO秘书处延续GATT时期的惯例,定期编纂更新《WTO分析索引》,将争端解决报告中所涉条约解释逐条逐款地分类,作为判理,为条约解释提供指示。
 
  虽然WTO也承认过往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对于嗣后的条约解释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在实践中WTO采取的仍然是较为保守的态度。从WTO争端解决机构的司法实践来看,其持有的基本观点是:VCLT第31条第3(b)款所要求的“嗣后惯例”应当是共同的、一致的并且普遍的行动或陈述,而且必须取得各方的同意。[]在争端解决机构看来,单个的专家组或者上诉机构的报告只能反映相关涉案当事国的意见,无法体现WTO全部成员国的意见,所以不应认为其构成“嗣后惯例”。基于这样的观点,在WTO框架下,过往的判决更多的仅是将其作为嗣判案的指南,但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张乃根.上诉机构的条约解释判理或先例之辨——兼论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J].国际经济评论,2019(02):49.]]
 
  第二,WTO争端解决机构对VCLT规定的“条约解释通则”的采纳。
 
  WTO法律体系本身并没有关于其法律解释适用法的明确规定,而在实践中,争端解决机构适用的法律解释的依据来源于DSU第3.2条的模糊规定。根据DSU第3.2条的有关规定,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应当按照国际公法的惯例来澄清《WTO协定》中的规定,但这一条并没有进一步明确“国际公法的惯例”指的是哪些规范。
 
  在“美国标准汽油案(US-Gasoline)”一案的上诉机构报告中,可以看到上诉机构明确表示VCLT关于条约解释的一般规则具有习惯国际法地位:“……(VCLT第31条)所示通则已得到当事方和第三方信赖……通则已经构成取得习惯的或一般的国际法地位,属于‘国际公法的惯例’,所以根据DSU第3.2条有关之规定,上诉机构应受其(VCLT第31条)指导。”[]
 
  在其后的“日本酒类税案(Japan-AlcoholicBeverage)”中,专家组依据DSU第3.2条引用了VCLT第31条、第32条完整约文,之后上诉机构也再次重申了“美国标准汽油案”所确立的31条的国际公法惯例地位,并另外表示VCLT第32条关于条约解释的补充规定和第31条具有同样的习惯国际法地位。“欧盟计算机设备案(EC-ComputerEquipment)”中专家组在报告8.20段和8.21段中先后援引了VCLT第31条和第32条,然后再根据这两条解释规则解释案件争议的关税待遇是否符合附表所载的关税承诺。在“加拿大奶制品案(Canada-Dairy)”一案中,上诉机构在报告中强调根据VCLT第31条解释之后对条约解释仍存有疑问时,专家组应当按照VCLT第32条规定的历史解释规则澄清约文的含义。在不断累积司法实践经验后,WTO逐渐接纳并习惯于适用VCLT解释之通则这一具有习惯国际法地位的解释规则。
 
  针对WTO争端解决机构的实践,我国张乃根教授将2000年作为分界点,将WTO条约解释实践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自WTO成立至2000年前,这一时期争端解决报告先阐述VCLT确立的“条约解释通则”,再根据涉案协定进行具体解释;二是2000年后至今,报告中不再例行阐述通则,二是直接对具体条文进行解释。[[[]张乃根.论WTO争端解决的条约解释[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23.]]
 
  在丰富的争端解决实践中,WTO争端解决所涉条约解释规则的发展基本路径逐渐成型:以文本为基础,秉承善意解释原则,结合条约上下文以及目的、宗旨,对约文进行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有关权利义务的解释,大多采取顺序解释,但有时也会将VCLT第31条解释要素整合、贯通,此外非必要时还可以不作补充,亦可不援引VCLT而径直解释。[[[]张乃根.中国涉案WTO争端解决的条约解释及其比较[J].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12,19(03):42.]]
 
  2.2VCLT确立的“条约解释通则”:顺序解释,抑或整体解释
 
  关于各种条约解释方法的适用有无顺序,国际法委员会在对VCLT第31条作出释义时特意指出,VCLT第31条只是按照逻辑对所列举的解释因素进行行文上的排列,并没有对这些解释规则规定法律上的先后等级顺序。[[[]李浩培.条约法概论[M].北京:法律出版,2003:351.]]虽然第31条本身并未明确规定各解释方法之间的适用顺序,但实践中适用时客观存在选择的顺序问题,也就产生了顺序解释与整体解释之选择。
 
  学界对于顺序解释有多种声音,但几乎无一例外地承认文义解释的首要性。在实践中,WTO专家组或上诉机构也多采用顺序解释的方式,换言之一般按照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的顺序进行适用。[[[]唐青阳.WTO的法解释规则探析[J].学术论坛,2005(5):92.]]关于整体解释,现有法学理论中并未有明确的定义,有学者认为整体解释以系统解释法为主,同时融合历史解释法于一体[[[]马忠法.论条约的整体解释法——以美日欧诉中国稀土等产品出口措施案为例[J].当代法学,2014,28(04):144-145.]]。国际法委员会表示,VCLT第31条提及的所有要素都应当被视作“一个经组合的单一整体(asinglecombinedoperation)”[],必须从整体上来予以运用,各要素之间不存在等级顺序。在实践中的例子有“美国301贸易法案(US—Section301TradeAct)”,该案的专家组在报告第7.22段中这样表述:“……(VCLT)第31条所含要素——文本、上下文、目的和宗旨以及善意解释——应当被视为一个整体的解释规则,而不是按照等级顺序单独适用”[]
 
  2.3条约解释规则在WTO中的重要性
 
  关于条约解释问题的重要性,著名的WTO法学者约翰·杰克逊(JohnHJackson)曾将其称作是WTO争端解决的“关键性法理问题”之一。[[[]JohnH.Jackson,Sovereignty,theWTOandChangingFundamentalsofInternationalLaw[M].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6:182.]]这是因为:
 
  首先,由于DSU第3.2条规定WTO争端解决机制旨在维护WTO各成员方的权利和义务,并且把根据国际公法的解释惯例对条约进行解释作为总则之一,使得条约解释广泛适用于WTO的争端解决之中:专家组在初审阶段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并对所涉协定条款进行司法解释,上诉机构在复审阶段仅对法律问题作出重新审查,因此上诉机构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解释法律的问题。
 
  其次,WTO本身奉行“规则导向”,自1994年乌拉圭回合最后一轮谈判确立起规则体系,规则便未有更新,而国际贸易发展迅速,尤其是随着新科技领域的发展和全球变暖、环境污染等全球性危机的出现,成员国之间贸易摩擦增多,大量诉诸争端解决机构的案件在经由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审理时,需要对有限且既定的规则作出与时俱进的解释,因而不可避免地需要运用到条约解释。
 
  最后,作为一个法律问题,条约解释对结果的导向性影响重大,甚至能决定案件的结果。采取不同的条约解释规则可能会导向不同的裁决结果。以我国为例,在“中国出版和音像制品案(China-PublicationsandAudiovisualProducts)”中,上诉机构采取通常含义解释与上下文解释,认为《中国入世议定书》(以下称《议定书》)第5.1条所含“《WTO协定》”是包含了WTO协议所有附件在内的一个整体,因此对中国援引GATT1994第20条进行抗辩予以肯定。而在“中国原材料案(China-RawMaterials)”中,专家组与上诉机构却对中国以GATT1994第20条为由抗辩中方行为违反中国《议定书》第11.3条规定的义务给予否定。[[[]黄志雄.认真对待可持续发展——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争端及其启示[J].当代法学,2013,27(01):129.]]上诉机构给出的理由是中国在涉案《议定书》第11.3条中,并未像第5.1条一样有提及GATT1994或《WTO协定》的措辞,虽然其名义上上诉机构采取的也是VCLT规则中的通常含义和上下文解释规则,实际上却是与“中国出版和音像制品案”完全不同的无视整体解释规则的顺序解释规则。在“美国诉中国知识产权案(China-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中,专家组在对“商业规模(acommercialscale)”这一TRIPS协议所涉关键词语进行解释时,采用的是通常含义方法,主张“商业规模”涉及相关买卖的程度,与“商业市场”相联系,对美国将“商业规模”简单拆分成“商业”和“规模”进行解释的错误予以否定,总体上符合我国的诉求,这也成为我国胜诉的关键;而在“美国等诉中国汽车零部件案(China-AutoParts)”中,针对WTO协定未明确定义的“国内税(internaltaxes)”、“普通关税(ordinarycustomsduty)”等术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通过结合先例并借助权威词典,最终作出了对中国不利的解释:“争议措施中的费用属于GATT1994第3.2条所规定的国内费用……争议措施的国内费用不符合GATT1994第3.2条第1句的规定。”[]最终驳回中国相关申辩。简言之,无论从何种角度进行考量,条约解释之于WTO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研究条约解释规则,对于促进WTO改革与机制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文案例大全-WTO条约解释规则研究
  第三章WTO条约解释规则具体运用——以中国稀土案为例
 
  3.1WTO稀土案中争端解决机制采取的条约解释规则分析
 
  3.1.1WTO稀土案基本背景介绍
 
  2012年3月,美、日、欧就中国有关稀土、钼、钨三种原材料的出口限制措施向WTO提出磋商,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同年6月原告方正式提出设立专家组的请求,一个月后专家组成立并按照DSU第9.1款进行审理。稀土案所涉及的稀土、钼、钨资源,不仅是在航天、机械、化工等领域有重要应用的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而且这些资源的生产过程对环境影响巨大,因而被我国采取了一定的出口限制措施,列入出口配额许可证管理行列。美、日、欧据此认为中国对稀土等资源的限制出口措施违反了GATT1994第11.1款、《入世议定书工作报告》(以下称《报告》)以及《议定书》中的有关承诺。2014年3月份,WTO公布了该案的专家组报告,专家组初步裁决中国败诉,即裁定中国涉案出口产品管理措施违规。同年4月中方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表示,中国决定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提出上诉。同年8月上诉机构报告被公布,报告显示上诉机构最终维持了专家组裁决的中国涉案产品出口政策违反WTO规则和中国入世承诺这一结果,至此,中国在本案中彻底败诉。
 
  纵观历时两年的稀土案,其中涉及了大量条约解释,包括GATT1994第7条、第8条、第10.3(a)项、第11.1条、第20条,《WTO协定》序言和第12.1条[],《议定书》第一部分第1.2条[]、第5.1条、第5.2条、第7.2条、第8.2条、第11.3条,《报告》第83、84、162和165段。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最终采用的是对中国十分不利的条约解释,中国因此败诉。
 
  在这些有关条约解释的问题中,最关键的就是“中国未能履行《议定书》第11.3条所规定的义务”这一事实是否可以通过援引GATT1994第20条有关例外情况的规定从而具有正当性,换言之,该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议定书》是否属于GATT1994的一部分,然后据此判断是否能够援引GATT1994第20条第2项关于“一般例外”的规定——即“成员方基于保护人、动物或植物生命或健康所采取的与WTO规则不一致但必须采取的措施”,以及第7项的“配合国内限制生产与消费的措施,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所采取的有关措施”[[[]马忠法.论条约的整体解释法——以美日欧诉中国稀土等产品出口措施案为例[J].当代法学,2014,28(04):144.]]来论证抵触《议定书》第11.3条的关税问题的正当性。
 
  中国认为,《议定书》第11.3条和GATT1994之间存在本质上的联系,是WTO协议的构成部分之一。专家组最终并未采纳中国观点,其对《WTO协定》第12.1条的解释认为,《议定书》是WTO协议的构成部分但不能因此认为《议定书》也是GATT1994的一部分,因而不能适用GATT1994第20条的例外规定。中方就此提请上诉,要求对专家组关于《WTO协定》12.1条的解释进行重新审查,而上诉机构最终维持了专家组意见。
 
  3.1.2WTO稀土案所运用的条约解释规则分析
 
  首先,中方通过引用“美国碳钢案”和“中国原材料案”,试图提出并佐证“《议定书》第11.3条虽然未明确提及《WTO协定》或GATT1994但并不意味着成员方意图排除第20条的适用”这一观点,针对这一论点,专家组虽然在报告中强调其采用了整体解释方法并否认文本缄默具有决定性,但实际上,专家组依然是从文本解释的角度审视这两个案件。专家组认为,虽然“美国碳钢案”和“中国原材料案”的裁决结果不同,但这两起案件的上诉机构裁决有共通之处,中国不能以“美国碳钢案”裁决结果不同为由主张背离“中国原材料案”上诉机构作出的裁决[]。
 
  其次,针对中国提出的“根据《议定书》第1.2条和《WTO协定》第12条,《议定书》各条款都是《WTO协定》附件的组成部分,所以《议定书》第11.3条与GATT1994存在固有联系,因而可以援引第20条”[],专家组先对《议定书》第1.2条进行考察,从主语入手分析“《议定书》”与“《议定书》条款”存在区别,认为只有通过明确的条款用语才能建立起中国主张的这种联系,并且专家组认为GATT1994第1条已经采用穷举法列出了GATT1994包含的所有内容,最终专家组认为:根据《议定书》第1.2条并不能得出“《议定书》第11.3条是GATT1994的组成部分”这一结论。然后专家组另外对《WTO协定》第12条进行深入剖析,认为:根据《议定书》第12.1条,无法得出“《议定书》不是自足的体系”或“《议定书》只是中国在《WTO协定》和其所附的多边协定下义务的具体化”此类结论,而且即便《议定书》与《WTO协定》存在密切联系,也不能由此得出“《议定书》的某个条款可以自动成为某一附件多边协定的组成部分”的结论。[]
 
  简言之,虽然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本案中多次强调整体解释规则,实际采取的却是重视文本解释、忽视整体性的顺序解释规则,这一顺序解释方法对单独的条文着重进行文本解释,却不可避免地割裂了条款之间、协定之间、条款与协定之间的联系,甚至在无视《WTO协定》的目的和宗旨。[[[]刘瑛.论中国稀土案中一般例外对出口税承诺的适用[J].东方法学,2015(02):71.]]
 
  3.2存在的问题
 
  虽然专家组在报告中数次提到采取的是“整体解释”这一方法,但并未真正对“整体解释”进行定义,而且,事实上专家组最终采用的并非是“整体解释”方法而是顺序解释方法。
 
  在报告中,专家组肯定了《议定书》是《WTO协定》的一部分,但是并不承认《议定书》中的单个条款也是《WTO协定》附件多边贸易协议的一部分——具体而言并非GATT1994的一部分。对此专家组给出的理由是:《议定书》第1.2条根据通常意义解释,其含义应该是“完整的议定书是WTO协定的组成部分之一”,而非“议定书的单个规定是多边贸易协议的组成部分”。专家组选择从VCLT第31.1条的“通常意义”这一解释要素入手,论证《WTO协定》第12.1条不属于WTO协定的组成部分,却忽视了通常意义解释与条约目的、历史情况、嗣后惯例等其他解释要素之间的关联性与整体一致性,换言之,专家组本质上采取的是一种顺序解释。回到本案,中方提交的抗辩理由中也三次提到了“整体解释”这一方法,试图按照整体解释思路解释《议定书》与GATT1994的内在联系性,并且从问题的关键点来看,此案适用“整体解释”的方法是正当且适当的。简言之,中方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试图争取以整体解释来获得正当的且有利于我国的解释结果,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中虽也提及整体解释,却并未真正正确适用这一方法。
 
  除此之外还应该看到的是,除了典型的“稀土案”以外,中国涉案报告也大多需要花费较多的篇幅进行条约解释且许多条约解释结论对我国不利,[[[]张乃根.中国涉案WTO争端解决的条约解释及其比较[J].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12,19(03):43.]]尽管如此,在条约解释的规则或方法上,争端解决机构未采取过有别于其他案件的规则或方法。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既定的裁决皆是公正无可置疑的,如前所述,条约解释的规则与方法只是手段,更何况实践中WTO没有自身完善的条约解释规则体系而采取VCLT关于条约解释的一般通则,解释者在进行条约解释时可能受到游离于案件事实与条约解释规则之外的因素影响,从而导致解释者在规则之下尚有很大的条约解释自由裁量权,反映到WTO之中,即上诉机构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如今,上诉机构陷入瘫痪,虽然直接原因是美国多次动用一票否决权阻挠法官遴选,但深层原因与上诉机构自由裁量权过大脱不了联系。如何限制上诉机构这一裁量权、如何建立更完善的条约解释规则体系、如何拯救陷入尴尬境地的争端解决机制是亟待研究的问题。据此,在WTO改革的背景下探究条约解释规则的重塑具有关键意义。
 
  第四章WTO条约解释规则与WTO改革
 
  4.1积极争取WTO改革中反映我国的诉求
 
  WTO争端解决机制“规则取向”,规则体系由西方——具体而言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建立,虽然发展问题一直是二战后国际社会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并且WTO的目的和宗旨之一就是“可持续发展”,但是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并不能在这个由发达国家主导构建的多边贸易规则体系中得到有效保障。《WTO协定》里宣布WTO的宗旨是提高全球人民生活水平,并把“可持续发展”写入协定,这亦是我国一直以来的诉求。我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一直紧切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发挥大国引领作用,将谋求发展作为我们的诉求,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声,致力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理利益。
 
  另一方面,资源紧缺与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不可回避的问题,从“原材料案”到“稀土案”,不难看出国际贸易体系背景下自然资源永久主权这一命题已经受到挑战,“稀土案”便为我们敲醒了警钟,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利益矛盾与权力争夺该如何调和引人深思。近年来我国面临资源匮乏、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压力,但是,在这些紧张问题的压迫下中国从未逃避责任,而是积极参与到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中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发展、保护两不误,坚持把绿色发展、保护环境作为我们一贯的诉求。
 
  4.2重塑条约解释规则
 
  2019年12月11日,WTO上诉机构因仅剩一位法官而陷入自成立之日起的首次“停摆危机”。此次上诉机构停摆危机的原因在于美国多次动用一票否决权阻挠新法官遴选,导致最后只剩一名法官上诉机构无法继续运作。美国以上诉机构将条约解释判例作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先例”为由,指责上诉机构“越权”进行“司法造法”。上诉机构因此处于运作困难的尴尬处境,重塑条约解释规则、进行上诉机构改革是当前重新凝聚WTO成员共识不可回避的重要任务。
 
  第一,要保障判理的稳定性。“判理”是判决的理由所形成的判例,是大陆法系的概念,法官不能创造法律,但是在裁判中会吸取前案的解决方法。保障判理的稳定性与遵循先例原则不同,稳定性判理指在司法裁判中根据基于相同规则产生的相同判决之相同决定,使嗣后的案件裁决更加具有既定性。[[[]AlexnderRoer,LegalTheory,SourcesofLawandtheSemanticWeb[M].WashingtonDC:IOSPress,2009:245.]],与判理不同的是,遵循先例原则中的“先例”指的是英美法系法官判决形成的判例法,在法律上具有拘束力。简言之,上诉机构改革所强调的“稳定性判理”实际指的是大陆法系中可作为指导的判例或判理,而非指英美法系中具有法律拘束力性质的先例。[[[]张乃根.上诉机构的条约解释判理或先例之辨——兼论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J].国际经济评论,2019(02):51.]]关于上诉机构对涉案条约的解释的实际性质,国际法学界和WTO成员方一直存在不同声音。美国便以“不锈钢案”为例指责上诉机构实际赋予了涉案条约解释“先例”的性质,虽然以中国、欧盟、日本等为代表的成员国认为《WTO协定》和DSU从未授权上诉机构作出具有先例约束力的裁决,但也质疑上诉机构是否实际寻求过这一权利。可见上诉机构“越权”的可能性是确实存在并且为各成员方担心的。保障判理稳定性、对上诉机构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是各成员方的共识。
 
  第二,要重申个案酌定原则。个案酌定原则不是WTO法律框架所特有的规则,所谓个案酌定,指的就是依据个案事实及其适用的法律进行秉公裁决,这是存在于任何一个法律体系的法律常识。如上所述,有成员方对上诉机构“越权造法”存在担心与质疑以致滥用权力、矫枉过正,重申个案酌定原则是对持此种态度成员方的回应,再次强调上诉机构的工作是澄清涉案条约而非“司法造法”。同时,应当注意平衡条约解释的个案酌定原则与判理稳定性。过分强调个案酌定,容易导致上诉机构越权造法,过于强调判理稳定性,也会导致争端解决效率低下甚至如今上诉机构瘫痪的尴尬局面。总而言之,要对上诉机构的条约解释实践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分清是“判理”抑或“先例”,注意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
 
  第三,启用立法解释机制。虽然根据《WTO协定》第9.2条,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有权作出立法解释,但实践中上诉机构架空了这种权力,该立法解释机制从未使用过,因此实际上WTO争端解决条约解释均是司法解释。虽然上诉机构一再申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根本原则是澄清涉案条约而非具有造法功能、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所作的司法解释仅用于澄清现行《WTO协定》有关规定,但在实践中为维护判理的稳定性,上诉机构可能会“越权”使判例事实上具有“先例”作用。启用立法解释机制,不仅可以限制上诉机构的自由裁量权,还有利于建立成员方与上诉机构之间的沟通渠道,协调彼此之间的权力冲突。此外,根据《WTO协定》第9.2条等相关规定,协定赋予了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一定的解释权,这表明启动立法解释的可操作性是客观存在的。总而言之,启用立法解释可以满足现实需要并具有可行性,符合协定规定,为了平衡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的关系,WTO应早日为立法解释机制“解冻”,以完善WTO争端解决机制。
 
  第四,构建完善的条约解释理论框架,修改DSU规则。从整个人类社会法律发展历史来看,一套完善的理论框架是现代社会法治的关键。只有当WTO争端解决中的条约解释规则诞生于一个完善的理论框架框之下时,所做出的争端裁决才能真正具有公信力和正当性。而且,随着国际冲突增多,条约解释的复杂性大大提升,WTO现行涵盖协议中又存在许多模糊不清之处,仅仅依靠VCLT规定的条约解释的“一般通则”,是很难有针对性地解决日益错综复杂的条约解释难题的,构建完善的条约解释理论框架的必要性可见一斑。
 
  构建完善的条约解释理论框架并非易事,需要平衡条约解释的广泛性与限制性。一方面,需要承认WTO法律解释适用法具有广泛性并允许适用非WTO法律来解决争端;另一方面,允许适用非WTO法律并不意味着放任,所适用的非WTO法律应当谨慎遵行以下限制:其一,选择适用非WTO法而不适用WTO规则,必须符合一般国际法冲突原则,如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新法优于旧法等;其二,所选非WTO法不得与《WTO协定》相冲突,换言之,所选择的非WTO法不得增加或减少WTO规则规定的成员方的权利与义务;其三,所选非WTO法不得与VCLT所示条约解释一般通则相冲突,亦不能影响第三人的权利、义务。
 
  公正的理论框架构建完成后,仍需落到实处的执行规则,因此需要对DSU进行适当修改。关于如何对DSU进行修改,有学者提出,可以仿照《国际法院规约》第38.1条之规定,明确WTO争端解决中可以适用的法律渊源。[[[]姜作利.评WTO争端解决程序中法律解释的适用法——发展中国家的视角[J].当代法学,2014,28(04):140.
 
  致谢
 
  历时半载,文章始成。从选题到开题,从架构框架到研磨细节,每一步都离不开施珵老师的悉心指导。施珵老师学风严谨、注重效率,总是能第一时间对我提交的内容进行修改并提出关键性的意见。同时老师又是一个性格温和、平易近人的人,对我的学业和生活都十分关心,令我十分感佩。
 
  流年似水,时光不待。四年大学生涯即将抵达终点。回首四年间的迷惘与追求、坎坷与成长、泪水与笑容,我不禁思绪万千。时间仿佛回到了四年前我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有着升入大学的喜悦,同时也有着对未来迷茫的担忧。
 
  审视自己的过程总是痛苦而漫长的,像是在黑夜中爬山,好像四周皆是悬崖,又好像哪里都是路。不过好在月亮出来得还不算晚。在这里,我要感谢我一、二年级的班主任狄福华老师,虽然您已退休十余年,但您的谆谆教诲一直陪伴着我,并将继续影响我一生。
 
  最后请让我再次衷心感谢我所遇到的每一位老师,十几年求学生涯我遇到了许多良师,或严厉或温柔,皆令我深深感怀,这实在是我的幸运;感谢我的室友们四年来对我的照顾与包容,你们的温暖和善良让我在异乡找到了归属感,能遇到你们是我莫大的荣幸;还要感谢我远方的朋友们对我十年如一日不变的友谊和鼓励;最后,感谢我的家人一直以来对我的信任与支持、关怀与照顾,你们永远是我最温暖的避风港,为了你们,我将继续勇敢前行。
 
  ]]除此之外,还应当注意平衡条约解释法律适用的广泛性与限制性,对非WTO规则的适用应当规定详细条件,既要防止权力的滥用,也要防止对非WTO规则的适用破坏《WTO协定》。
 
  第五,坚持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已被《WTO协定》写入序言,作为一个重要宗旨,“可持续发展”这一宗旨旨在将GATT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转变为WTO对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作为世界三大经济组织之一,WTO争端解决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全球性问题,如环境污染、资源短缺、贫富分化等,这些问题并不是只有某一国家面临的问题,而是全球人类都应当重视的问题。若要贯彻可持续发展这一宗旨,WTO在改革的过程中就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当今世界格局,将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作为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争端解决与条约解释应当将发展纳入考虑的范畴,注意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关系,切实回应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诉求。
 
  当前上诉机构唯一的法官赵宏坦言,“国际法发展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回顾自WTO成立起二十多年的时光,其争端解决机构通过条约解释为国际贸易冲突提供了一个缓冲区,虽弊端犹在但也硕果颇丰。如今上诉机构陷入瘫痪,对国际贸易争端的解决和贸易秩序的维护无疑是有害无利。随着新科技领域的发展和全球变暖、环境污染等全球性危机的出现,WTO改革在即,尽管针对改革的具体意见成员方各有不同意见,但重塑条约解释规则的必要性却是普遍共识。我们作为WTO的后来者,错过了WTO规则的最初构建,乘此改革之际,应当把握机遇,尽最大努力实现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诉求,重塑条约解释规则,构建完善合理的条约解释规则体系,以推动上诉机构改革,让上诉机构尽快恢复运转,为促进国际贸易绿色、和平、可持续发展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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