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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方法写作-南宋初期朝廷对四川地区的经营

2021-03-12 10:48


   南宋初期,政治和军事局势的复杂性因金军的入侵显得尤为突出。宋高宗背海建国,立足于东南。以南宋的疆土而言,四川处于边缘;但金军侵宋多以两淮和川陕作为主攻之地,因而位处前线的四川地区担负着与其地理位置不相符的军事重责。这一矛盾的特性使得四川地区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朝廷逐渐将目光转向了这一曾经的边远之地,如何维持该地区的稳定和保持其对南宋政府的政治向心力,成为建炎绍兴年间朝廷的重要议题。

 

  南宋背海立国的局面,决定了四川地区是其政治辐射圈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尤其在局势动荡之际,更易造成地方轻视朝廷的情况。南宋朝廷为此进行了诸多官职调整,如设立川陕宣抚处置司(后改为四川宣抚司)总揽地方军政,行使中央权威,以此重塑四川地区的政治环境,后随着局势稳定,朝廷逐渐以制置司和总领所分割宣抚司的权力,形成四川地区的三大高层机构,即以宣抚司主管军事,制置司负责民政和经济,总领所调控军队的粮饷与地方官员的事务,总体上维持四川局面的相互牵制,保证朝廷权威凌驾于地方之上。

 

  地方政治和军事的稳定需朝廷的调度和地方的支持。但自北宋以来,四川地区多为朝廷所忽略,动乱是蜀地留给世人的印象,两宋之交政局的更迭使得地方政治失衡,被文臣压制的武将势力崛起,朝廷经营地方则需谨慎处理这一地方集团势力。朝廷通过选派朝中大臣,如张浚、胡世将等人担任川陕地区最高行政长官,压制跋扈不尊的武将,整饬地方武将势力,确立了朝廷的权威。当文臣完成了中央权威的重塑后,朝廷召回众多地方高层文官,以防止地方文官势力侵犯中央的行政权力。与北宋所坚持的将从中御和以文抑武的军队控制之法所不同的是,宋高宗对于武将集团虽进行了清洗,但对于提拔的新贵将领(如吴玠、吴璘)则赋予了一定的信任,允许其有战场临机决断之权,甚至先后任命二人担任宣抚使这样的地方高层官职,赢得了四川地区武将势力对中央的支持。但过于依赖吴玠和吴璘等人的军事能力,使其形成了“三世掌兵”和“兴州地域集团”的局面,也为此后川陕政局的异动埋下了隐患,这也是南宋初期政局重建中的一个疏漏。

 

  在四川地区的政局重建中,朝廷通过官职的调整分化地方单一高层的权力,维持地方政治的生态平衡,巩固了中央的权威。而在具体的行政措施上,则通过不同的官员来进行政策的调整,待其完成预期的政治目标后,便召回行在,防止地方高层文官势力的坐大。两条平行的行政措施,重塑了地方政权对朝廷的政治向心力,保证了南宋西部半壁河山的相对稳定。

 

 

  1.1写作缘起与概念界定

 

  宋时期四川地区经济的增长使得这一地区逐渐成为了时人所瞩目之地。南北经济力量的此消彼长,使中国的政治地理结构出现了新的均衡。东汉末年后,中国土地上的东西对峙逐渐演变成南、北两大势力的角逐。四川地区与长江中下游的经济繁荣,提供了南北对立的物质基础,这一时期战争的相持地带转移到南、北方经济区交界的黄淮、江汉平原和秦岭山地。南宋川陕战区与金军的主要争夺焦点便集中在了秦岭山地附近的广大区域。一个地区的研究首先应明确的是为所研究的地区划出明确的地域范围[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因而论文首先明确文中的概念界定,本文中的四川地区指的是川峡四路,即包括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南宋于此设立川陕战区(由于富平之战陕西大部分已失陷,因而多以四川地区为重心),与京湖、两淮并列为三大战区。

 

  宋史学者黄宽重说过:“政治是改变个人命运乃至国家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力量,由于变化多端,影响巨大,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若只单纯关注政治事件与政局变动,或停留在表象层次的描述与梳理,则其生命力有限。跳脱表象,梳理复杂的内在连接,可以开展政治史研究新面貌。”[黄宽重:《南宋史料与政治史研究——三重视角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本论题将研究的重点聚焦于南宋初期,即宋高宗时期(建炎初期至绍兴末期)。从宏观的官职设立与微观的高层官员任免角度出发,梳理建炎绍兴年间朝廷对四川地区政局的建构过程。以平行的角度对比两种不同措施采取后的影响及作用,达到考察南宋初期中央对四川地区军事和政治重建的意义。但受制于古史资料的立场问题,在叙述时笔者尽量综合多种文献进行分析比较,以求接近于真实。中古史学者陈尚君针对古代史和近代史资料流传的区别曾发出感叹:“近年颇喜读近代史论著,至若中外冲突,各方档案具在;朝廷党争,涉事诸君日记及来往信件具在;民变及战端,公私记录具在;因此而可作客观之研读与深入评析。中古无此幸运,学者所见多断片,立说能不细究而审慎欤!”[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序言第1—2页。]正可谓一语点出中古史研究的困境与艰难。

 

  有学者曾言:“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在具体的空间下展开,这决定了‘地方’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政治史领域中‘地方’这个概念是作为‘中央’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二者之间构成矛盾的统一体。……地方史研究的核心是地方政治史研究。如果不能深入理解地方政治的实际状态,对于‘中央’的理解也是不完整的。全面理解一项政策,必须既要关注政策的设计和内容,又要分析政策运行的实际和结果。”[张呈忠:《北宋王安石变法:打开地方史研究新视角》,《社会科学报》第1658期第5版。]对于某个地域的经营,首先应明确的是该地区在整个国家军事和政治局势中占据的地位,再从具体的职官安排和人事调整分析朝廷布局背后所暗含的政治用意。“历史不像是物理学或经济学,目的不在于做出准确预测。我们之所以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要知道未来,而是要拓展视野,要了解现在的种种绝非‘自然’,也并非无可避免”,[[以]尤瓦尔·赫拉利著:《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225页。]政治史的研究尤其如此。因而,本论题第一章以驻跸地之争为中心,分析四川得以引起朝廷重视的原因,并简述宋代国策影响下四川局势的复杂性;第二章以朝廷在四川地区所设三大高层机构为论述对象,阐述不同机构的具体职务,对朝廷由独断的川陕宣抚司衍生为权力相对平衡的宣抚司、制置司和总领所的历史过程和政治含义做出总结;第三章通过张浚、吴玠等人物为论述核心,概括具体的政治重建措施,以地方高层官员的更替探究中央的收权和立威之举;第四章以北宋初期和南宋初期四川地区进行纵向对比,以南宋初期四川地区和同时期的京湖地区作为对比,凸显出南宋初期四川地区经营的成功。第五章对四川地区的经营进行总结,分析朝廷在分权下对地方的控制,以及其对于后世王朝的影响。

 

  1.2学术史回顾与本文创新点

 

  传统学界对于宋代政治史的研究,多重北宋而轻南宋、重中央而轻地方。杭州市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南宋史研究丛书》的立项及出版极大的改变了南宋史研究的薄弱,该套丛书包括南宋人物史、政治史、军事史、职官制度史、科举制度史、思想史、教育史、法制史、科技史、农业史、手工业史等。包伟民在2009年呼吁重视地方政治史的研究,指出“中国地方政治史研究一向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包伟民:《“地方政治史”研究杂想》,《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9年第3期。]。同时,有学者指出,我们的制度史研究,应该逐渐缜密而不止步于浮泛,注意层次程序而不满足于支离琐碎,走向开放而不是愈益封闭。[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1页。]近些年随着有关学者的大力推进,此种状况已有所改观。

 

  1.2.1宏观的政治体制研究

 

  ①总论宋代体制的著作如下:吕思勉《中国制度史》[吕思勉:《中国制度史》,北京:和平出版社,2014年。]论述我国历史上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其中也包括宋代的经济和政治情况。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对于宋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行过深入研究。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中分述宋代的宰执制度、中央政务分职机关、地方行政制度和科举的情况,但由于该著作乃宏观上论述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构成,因而并未深入探究制度背后的具体运作方式。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分述了宋代四川的经济种类、结构及其地位,并总结了南宋末年四川经济残破的原因。程幸超《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程幸超:《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主要考察了中国历史上郡县制由萌芽到确立,再到与分封制并行,后又发展为州郡县三级的演变过程。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对宋代选官任官的制度渊源以及历史发展进行了分析和总结。陈茂同《中国历代选官制度》[陈茂同:《中国历代选官制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重点论述了宋代科举制的取士之法和种类以及录取人数过多所造成的繁官杂吏问题。贾玉英《宋代监察制度》[贾玉英:《宋代监察制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探讨了宋代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体制。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对地方官的铨选、管理及考课制度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李治安《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李治安:《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探讨了包括宋代在内诸多王朝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的统属关系,各项权力遵循的分配原则,中央政府处理与地方官府关系时存在的利弊得失,各个时期的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产生的历史环境。邓小南《课绩·资格·考察——唐宋文官考核制度侧谈》[邓小南:《课绩·资格·考察——唐宋文官考核制度侧谈》,郑州:大象出版社,1997年。]分述了唐宋文官考核的内容、方式以及考察的途径。周振鹤《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周振鹤:《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对中国的行政区划进行了历史沿革的追溯,对各个朝代的行政区域进行了细致性的总结,并就其演变过程展开了探讨。邓小南主编的《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邓小南:《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探究了宋代中央与地方信息沟通下的不对等交流及产生的问题,以及中央为解决这一问题而采取的不同措施。沈松勤《宋代政治与文学研究》[沈松勤:《宋代政治与文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从不同方面探讨了宋代的一些重大问题,包括南宋的“国是”之争下党争的发展、君权与相权的分歧。李禹阶、唐春生主编《宋代巴蜀政治与社会研究》[李禹阶、唐春生主编:《宋代巴蜀政治与社会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2年。]探讨了两宋时期以巴渝为重点的古代四川地区的一些重要问题,其中考察了宋朝中央政策与四川地方政治的互动关系,以及宋代士人对四川政局的影响。

 

  ②总论宋代政治体制的论文如下:金毓黻《宋代官制与行政制度》[金毓黻:《宋代官制与行政制度》,《文史杂志》1942年第2卷第4期。]一文以着眼于制度性的研究和从史实中归纳出一些宋代官制上可以把握的规律。李昌宪《略论宋代知州制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李昌宪:《略论宋代知州制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指出了宋代文官知州演变的过程和原因,以及知州制度的形成过程为宋代地方安抚使制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朱瑞熙《宋朝官员行政奖惩制度》[朱瑞熙:《宋朝官员行政奖惩制度》,《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认为宋朝逐步建立起一套严密的官员选拔制度,对于宋代地方政府的运行产生了一定的作用。李昌宪《宋代诸路的辖区与治所沿革研究》[李昌宪:《宋代诸路的辖区与治所研究》,《历史地理》第十七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考察了宋代诸路治所衍变的历史渊源和原因。余蔚、任海平《北宋川峡四路的政治特殊性分析》[余蔚、任海平:《北宋川峡四路的政治特殊性分析》,《历史地理》第十七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从地理的角度分析四川地区的特殊性。余蔚《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余蔚:《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2003年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对地方行政制度组织的设置(如宣抚司和制置司等)及其行政任务进行了描述与概括,从政治运行的轨迹出发重新审视两宋的政治地理格局。余蔚《完整制与分离制:宋代地方行政权力的转移》[余蔚:《完整制与分离制:宋代地方行政权力的转移》,《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从“行政幅度”的角度探讨宋代地方高层实行“分离制”重新分配地方行政权力的过程,进而论证“分离制”成为宋代中央集权程度超越前代的一个直接原因,同时著者认为南宋时期官员兼职现象的增多,导致事实上的机构精简,出现一级“跨高层准政区”,使南宋中央集权的程度远不如北宋。余蔚《两宋政治地理格局比较研究》[余蔚:《两宋政治地理格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6第6期。]分析了两宋的地理差异,将南宋四川地区在政治格局划分为独立攻防区,从地理角度探讨了南宋四川政治地位上升的原因。贾芳芳《宋代地方政治》[贾芳芳:《宋代地方政治》,2009年河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探讨了宋代地方官府与中央及其内部相互间的关系,并揭示出在不同情况下宋代地方政治的演变与发展。粟品孝《宋朝在四川实施特殊化统治的原因》[粟品孝:《宋朝在四川实施特殊化统治的原因》,《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概括四川的得失直接关系到南宋的存亡,朝廷不得不高度重视四川而施以特殊的统治。裴一璞、张文《宋代西南“极边”地理认知与国朝应对》[裴一璞、张文:《宋代西南“极边”地理认知与国朝应对》,《思想战线》2014年第2期。]认为“极边”作为宋代战略防御体系的最重要地带,成为西南边疆层级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以及宋王朝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而实行的措施。曹鹏程《两宋时期的蜀地形象及其嬗变》[曹鹏程:《两宋时期的蜀地形象及其嬗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分析了两宋时期蜀地形象的变化过程,即由北宋初期"易动难安"到北宋中期蜀地政局的长期稳定,再到北宋末年的赵谂之乱事发后,蜀地再次遭到宋廷的猜忌和防范。时至南宋,随着蜀地战略地位日益重要,蜀士的政治、文化影响力稳步提升,“蜀人好乱”之说逐渐沉寂,蜀地形象彻底改观。李英《宋代州级监与非州级监二重制研究》[李英:《宋代州级监与非州级监二重制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认为学界通常视监为宋代地方行政机构,如同州、府一样,但宋代真正属于州级行政管理机构的监数量甚少,同时作者还指出两宋监的设置量都呈下滑趋势。贾文龙、郑迎光《宋代地方治理中的“短安长治”模式的生成》[贾文龙、郑迎光:《宋代地方治理中“短安长治”模式的生成》,《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探讨了宋代时期地方农民起义不断,但却未能酿成全国性叛乱的原因,该文对于宋代地方治理模式进行了详细分析和客观公正的批评

 

  ③分论北宋政治体制的著作如下:邓小南所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讨论了“祖宗之法”与宋代基本政治格局之间的关系,梳理了两宋的政治基调。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研究对象是北宋哲宗、徽宗朝(1085-1125)的政治史,该书重新梳理了北宋徽宗时的朝野动向及运行轨迹,并通过独特的视角对当时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重新分析,脱离了传统的大臣忠奸模式,进而试 理解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的特质,避免了将政治史简化为政治斗争史,赋予了政治史研究的新前景。

 

  ④分论南宋政治体制的著作如下:日本学者寺地遵的《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日]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探讨了南宋初期政权所面临的政治局势以及不同执政集团对国家路线和方针的选择对南宋政权所产生的影响。何玉红《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何玉红:《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是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而修改完成的著作,该书从宏观与微观角度分析南宋川陕战区的行政运行体制,总结了诸如曲端之死、便宜行事与中央权威的冲突以及兴州地域集团形成的原因,为近年来对南宋川陕地区区域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董春林《政治文化重建视阈下的南宋初期诏狱研究》[董春林:《政治文化重建视阈下的南宋初期诏狱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重点分析南宋初期的诏狱案件,包括岳飞和曲端之死等案件,从政治本位的角度重新诠释了南宋执政者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大兴诏狱案件的来龙去脉。

 

  ⑤分论南宋政治体制的论文如下:喻学忠《南宋川蜀地区的战略地位及其军政述略--以宋蒙(元)战争为重点》[喻学忠:《南宋川蜀地区的战略地位及其军政述略--以宋蒙(元)战争为重点》,湖北大学1999年硕士学位论文。]概述了川蜀地区在战争中地位的变化,对比分析了南宋时期四川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地位的演变过程。余蔚《隐性的机构精简与南宋中央集权之弱化——论南宋地方行政机构的“兼职”现象》[余蔚:《隐性的机构精简与南宋中央集权之弱化——论南宋地方行政机构的“兼职”现象》,《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指出南宋时期地方政府的中上层官员兼职增多,地方权力逐渐上移集中于高层官员之手,使得南宋王朝地方权力的格局不便于中央集权。于爱华《南宋地缘政治关系研究》[于爱华:《南宋地缘政治关系研究》,云南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探讨了宏观政治与地理背景下的南宋地缘政治关系,并对四川地区的战略地位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1.2.2具体的官职、职能及人物研究

 

  ①总论宋代地方官职及作用的著作如下:李昌宪《宋代安抚使考》[李昌宪:《宋代安抚使考》,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分析了安抚使这一单一行政组织的沿革。李之亮《宋川陕大郡守臣易替考》[李之亮:《宋川陕大郡守臣易替考》,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对宋代川陕地区的任职官员进行了详细的统计,此书对于研究宋代川陕地区的政治情况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考》[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考》,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以年表性质介绍宋代主要职官,按照年代顺序,通过引述“行状、碑碣、墓志”等资料,列出名称、代表性的文献书证等。官性根《宋代成都府政研究》[官性根:《宋代成都府政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0年。]以宋代成都府为切入点,从成都府的政府机构组织、财经管理职能、司法监察权力、文化教育事业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分类梳理,为全面了解宋代成都的“府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李昌宪《宋朝官品令与合班之制复原研究》[李昌宪:《宋朝官品令与合班之制复原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基本复原了北宋乾德、康定、景祐、嘉祐、元丰、元祐、崇宁、大观年间的合班之制和官品令,也复原了南宋绍兴、淳熙、庆元年间的合班之制和官品令。

 

  ②总论宋代地方官职及作用的论文如下:王曾瑜《宋朝宣抚使等的属官体制》[王曾瑜:《宋朝宣抚使等的属官体制》,《文史》第二十二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论述了宋代包括宣抚使在内的大量地方军事、行政长官的属官。林文勋《北宋四川特殊化政策考析》[林文勋:《宋代四川商品经济史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指出宋代四川特殊化政策乃是赵宋王朝在统治政策方面的有益探索和实践,达到了宋王朝治理四川地区的目的。姚建根《宋朝制置使制度研究》[姚建根:《宋朝制置使制度研究》,复旦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探讨了宋代制置使制度的职能及其衍变过程。郑丽萍《宋朝宣抚使制度研究》[郑丽萍:《宋朝宣抚使制度研究》,河北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指出宣抚使是唐代政治军事变革的产物,并作为一项重要的地方政治制度,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得到元、明、清诸王朝的继承和认可。王秩英《宋代便宜行事规则研究——以军事活动考察为中心》[王秩英:《宋代便宜行事规则研究——以军事活动考察为中心》,西北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探讨了便宜行事之权在地方军事上的运用,即维持中央对地方的间接控制,但同时也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该文对宋代的便宜行事规则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③分论南宋地方官职及作用的论文如下:日本学者山内正博《南宋建国时期的武将宣抚使》[[日]山内正博:《南宋建国时期的武将宣抚使》,《史渊》1955年总第66期。]对因宋金战争而出现的各地武将宣抚使进行了系统研究。同时山内正博的《有关南宋时期设置总领所问题的考察》[[日]山内正博:《有关南宋时期设置总领所问题的考察》,《史学杂志》1955年第64期。]一文对南宋时期三大总领所相关问题进行了考察。袁一堂《南宋的供漕体制与总领所制度》[袁一堂:《南宋的供漕体制与总领所制度》,《中州学刊》1995年第4期。]指出南宋总领所的成立是由于不同因素共同促成的。李华瑞《南宋的酒库与军费》[李华瑞:《南宋的酒库与军费》,《人文杂志》2016年第3期。]探讨了南宋的酒库在军费中所占的地位,同时著者通过赡军酒库的形成过程认为南宋时期对于地方控制逐渐增强,权力逐渐集中。

 

  ④分论南宋四川地方官职及作用的著作如下:黄宽重《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黄宽重:《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90年。]分析了南宋初期政治局势下的收兵权和经营四川等政治举措。王智勇《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宋代武将家族个案研究》[王智勇:《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宋代武将家族个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通过对吴玠、吴璘这一南宋最为典型的武将家族的研究,勾勒出南宋中前期宋金关系的变化和南宋军事、政治的发展态势。杨倩描《吴家将——吴玠吴璘吴挺吴曦合传》[杨倩描:《吴家将——吴玠吴璘吴挺吴曦合传》,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叙述了南宋年与岳飞齐名的抗金名将吴玠及其家族的事迹。雷家圣《聚敛谋国——南宋总领所研究》[雷家圣:《聚敛谋国——南宋总领所研究》,台北:万卷楼 书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考察了南宋总领所在其存在时间内政治运行的轨迹和作用,指出总领所是收地方财权为国所谋。

 

  ⑤分论南宋四川地方官职及作用的论文如下:陈璋《论南宋初年四川都转运使》[陈璋:《论南宋初年四川都转运使》,《大陆杂志》1970年第41卷第5期。]论述了四川都转运使在南宋立国初期的困难局势下所起的作用。关文发《试论南宋时期四川的战略地位》[关文发:《试论南宋时期四川的战略地位》,《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探讨了四川地区在南宋时期所承担的战略任务和战略地位。王曾瑜《和尚原和仙人关之战述评》[王曾瑜:《和尚原和仙人关之战述评》,《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通过两次大战,介绍了吴玠的功绩,指出其军事成就在南宋初期初年仅次于岳飞,肯定了吴玠的历史地位。陈家秀《吴氏武将势力的成立与发展》[陈家秀:《吴氏武将势力的成立与发展》,《台北师专学报》1984年第11期。]和《吴氏武将对四川的统治及南宋的对策》[陈家秀:《吴氏武将对四川的统治及南宋的对策》,《台北师专学报》1985年第12期。]探讨了地方武将吴氏家族的发展原因和南宋政府对吴氏家族的制衡与限制。刘伟文《试论宋高宗的军政建制及其影响》[刘伟文:《试论宋高宗的军政建制及其影响》,《宋史研究集刊》第1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阐述了南宋绍兴十一年收兵权的前因后果,同时对于高宗特殊处理四川地区的政策也有所叙述。虞允国《论宋代第二次削兵权》[虞云国:《论宋代第二次削兵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指出宋高宗削兵权既对宋金战争中的南宋方面带来消极影响,又有安定社会的积极作用。林天蔚《南宋时强干弱枝是否动摇?——四川特殊化之分析》[林天蔚:《南宋时强干弱枝是否动摇?——四川特殊化之分析》,《宋代史事质疑》附录,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年。]以四川地区的特殊化政策探究朝廷的国策是否改变,凸显出四川地区在南宋时期的重要性。王智勇《吴氏世将与南宋政治》[王智勇:《吴氏世将与南宋政治》,《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以宏观的角度对比分析吴家将的形成与南宋中央集权政治的关系。胡宁《论赵开总领四川财赋》[胡宁:《论赵开总领四川财赋》,《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论述了赵开总领四川财赋的过程及其作用。余蔚《论南宋宣抚使和制置使制度》[余蔚:《论南宋的宣抚使和制置使制度》,《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1期。]分阶段对南宋时期的宣抚使和制置使进行了研究,提出这两个机构职权的变化是为了应对日益紧张的军事局面。何玉红《试析南宋四川总领所的职能》[何玉红:《试析南宋四川总领所的职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一文将南宋四川总领所的职能归纳为筹集粮饷、稽查军政、荐举与按劾地方官员、赈灾济贫和对外支付等,同时认为四川总领所的设置与运营在整个南宋时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维持了南宋半壁山河的稳定。雷家圣《南宋四川总领所地位的演变——以总领所与宣抚司、制置司的关系为中心》[雷家圣:《南宋四川总领所地位的演变——以总领所与宣抚司、制置司的关系为中心》,《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009年第41期。]探讨南宋时期朝廷以总领所为中心,析论四川财权与宣抚司、制置司之关系,强调宋廷在平时维护财政之独立,在战时却压制财权。何玉红《南宋川陕战区军费的消耗与筹集》[何玉红:《南宋川陕战区军费的消耗与筹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指出南宋采取多种渠道筹集军费,但地方过于注重为战争服务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和破坏作用。何玉红《整体防御视野下南宋川陕战区的战略地位》[何玉红:《整体防御视野下南宋川陕战区的战略地位》,《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2009年第3期。]从战略角度分析了南宋川陕地区地位的特殊性。何玉红《腐败与弊政:南宋川陕抗金军政的另一面》[何玉红:《腐败与弊政:南宋川陕抗金军政的另一面》,《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认为南宋川陕战区的军政存在相当大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军队虚籍与冗员、武将额外开支较多、武将营利与私役军士等。腐败与弊政的出现,影响到川陕驻军战略防御作用的发挥。曹家齐《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曹家齐:《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分析南宋朝廷为了加强对四川地区的控制,并采取了许多措施,保证与四川地区文书传递的及时性和有效性。王化雨《南宋中期朝廷对四川的经营:以吴挺事迹为例》[王化雨:《南宋中期朝廷对四川的经营:以吴挺事迹为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以吴氏家族吴挺为核心,通过其与南宋朝廷的政治来往,勾勒出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博弈,检讨了南宋中期对四川地区经营的得与失。

 

  综上所述,学界对于南宋初期的政治已有所研究。总体而言,宏观的政治研究和微观的制度研究已成果颇丰,并对四川地区的官职和政治制度有所论述,但对于四川地区的单独论述则相对匮乏,并在制度的研究上过于注重静态和动态的分离,即单以制度论制度,以官职论官职,易陷入静止的史学研究中,未能合理的将制度的研究和人事的变动相结合。静态的研究,静止地观察事物,易于得到精确的结论;静态与动态的结合,在事物动态的功能作用中把握历史的运动与发展,结论必然不可能非常准确,但这却可以将对于历史的认识引向一个更高的阶段。[姜义华、瞿林东著:《史学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88—89页。]本论题即从动态的官员安排和静态的官职设立角度相综合,以阐述南宋初期四川政局重建中的危局与应对措施,同时分析在集权与分权这一原则下,南宋朝廷所采取的不同行政手段及其对后世王朝的影响。鉴于笔者学识尚浅,因此恳请各位老师予以批评指正。

 

  1.2.3研究意义及创新点

 

  关于制度的研究和理解,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制度赋予治理参与者资源,使他们利用制度能动地获得个人利益,同时制度也制约行动者的选择。这样的过程就是制度“统合”特点的体现。严耕望曾对政府和政治制度进行过阐释:“国家是一个大人群,要有个大机构来管理;这类大机构称为政府。政府的组成及其职权的运用与人事安排,这就是政治制度。”[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绪论第1页。]制度在具体的历史中发挥着塑造参与者行动和相互关系的因果力量。诚如有学者所说:“制度的统合性特点不是虚幻的想象,不是规范性的理论假说,也不只是可观察到的直接而具体的互动。……制度统合性的显现无法脱离于具体的过程。研究者只有在对具体事件、意义、互动的分析中才可能在社会科学意义上呈现这种统合性。”[罗祎南:《中国国家治理“内生性演化”的学理探索——以宋元明历史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因而,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的产生与发展背后都有着社会性和可变性,政治本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政治的理解会因局势的变化而产生分歧,最合适的方法便是治史者通过文献的梳理,置身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才能尊重历史和超越历史。笔者试 从已流传的古籍,如《宋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全文》《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宋会要辑稿》《全宋文》《宋代诏令全集》《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等重新梳理南宋初期四川政局重建过程中的政治决策及其影响,探究中央与地方在重建中各自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以及博弈过程中中央政府的尝试和地方政府的改变。

 

  有学者言:“最近若干年以来研究方法,国内各行各业热衷于与国际‘接轨’,历史学亦不能自外于这样的趋势。受西方史学潮流的影响,政治史被认为‘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史、文化史等受追捧,‘自上而下’的‘底层视角’受重视。其实,中国的历史自有‘中国特色’,中国的史学亦大可不必与西方亦步亦趋。”[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著:《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序言第1页。]回顾中国历史的政治制度,探究制度背后隐含的内情,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政治决策中的合理性与复杂性,也有利于我们走出传统的单以结果论是非的研究模式。

 

  1.3研究方法

 

  鉴于本文乃涉及政治史的研究,因此坚持运用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全方位、全角度的考察论文中高层机构的措施及作用,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对比和分析。同时结合比较分析法以北宋末期和南宋初期的政治局势作为对比,以求更全面的展现南宋初期四川地区政局的复杂性。在对于史料的对比应用上,则使用文献分析法。在对任职官员的统计上则运用计量史学方法,对相关的历史数据进行系统的统计,以事实作为依据,以统计表格作为说明的佐证。

 

  2南宋建炎年间的政治局势

 

  金兵占领开封后,俘获徽、钦二帝,康王赵构被拜为兵马大元帅后,为稳定时局,在张邦昌和朱胜非等北宋遗臣的劝请之下,于应天府登坛受命,改元建炎,建立南宋政权。高宗即位后,金兵继续南下搜捕高宗,高宗被迫继续南逃,维扬之祸使高宗惊惶不已,避难于海上。在逃难途中苗傅叛乱更使高宗对抵抗金军失去了信心,南宋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后逐渐在杭州站稳脚跟。

 

  2.1驻跸地之争议

 

  南宋初期政治局势错综复杂,在经历苗傅军叛乱后,面对金军的威胁,选择何处为驻跸之地便成为了建炎年间的重要政治议题之一。当时朝臣主要有三种意见:(1)防淮,以建康作为防御核心。此种意见主要以韩世忠和部分官僚为代表,如韩世忠称:“国家已失河北、山东。若又弃江淮,更有何地。”[[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七,建炎三年闰八月丁亥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16页。]早在建炎元年(1127年)七月,卫尉少卿卫肤敏就上疏高宗请求驻跸金陵,他认为“建康(金陵)实古帝都,外连江淮,内控湖海,负山带海,为东南要会之地”[[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建炎元年七月癸丑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14页。],主张高宗至建康,以淮河为防线。对于建康的重要性,宋人已多有认识,如范浚称建康乃“王者之宅”,建议以建康为防御核心构筑防线,“建康,王者之宅。东晋时温峤议都于豫章,三吴之豪请都于会稽,而王导独以建康为可,遂定都不迁,则江左形胜,无踰建康者。然孙权居之,即石头城,又作濡须坞于江西,继而权以七万兵却曹操四十万众于濡须,则地之可以戍守者,宜为之备也”[[宋]范浚《香溪集》卷一三《巡幸》,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0册),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9页。]。中书舍人刘珏亦言:“金陵天险,前据大江,可以固守。东南久安,财力富盛,足以待敌。”[[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一,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9页。](2)移跸于蜀,当前则可驻跸武昌。该意见以出身于四川名门的张浚为代表。建炎三年(1129年),朝廷任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至兴元后,即上奏:窃见汉中实天下之形势之地也,号令中原,必基于此。谨于兴元积粟理财,以待巡幸,愿陛下早为西行之谋,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天下大计,斯可定矣[[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八,建炎三年十月戊戌条,北京:中华书局,第658页。]。张浚企 将蜀地作为中兴之基业,欲劝宋高宗效仿汉高祖刘邦以巴蜀和秦陇之地为根基,进而收复北方失地。而张浚主张暂移跸武昌则是为了与川陕相应,“张浚之所以建议者,又欲川、陕相应也”[[宋]吕中撰,张其凡、白晓霞整理:《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25页。]。笔者认为,移跸武昌是张浚借鉴孙吴政权曾短暂建都武昌抵御来自北方势力的威胁,这是他从掌控长江战线全局的角度考虑,将军事指挥机构和主力中军屯驻在那里,可以东西兼顾,及时驰援各方。武昌因为地处长江中游的枢要地段,可以居中调遣,便于攻守调度与指挥联络,在军事上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和州防御使马扩也极言高宗应当幸蜀,他曾上诏书:“臣今辄以机速利害,画为三策:愿陛下幸巴蜀之地,用陕右之兵,留重臣使镇江南,委健吏以抚淮甸,破敌人之计,回天下之心,是为上策;都守武昌,襟带荆湖,控引川、广,招集义兵,屯布上游,扼据形势,密约河南诸路豪杰,许以得地世守,用为屏翰,是为中策;驻跸金陵,备御江口,通达漕运,亟制战舰,精习水军,厚激将士,以幸一胜,观敌事势,预备迁徙,是为下策。若贪顾江湖陂泽之险,纳探报之虚言,缓经营之实绩,倚长江为可恃,幸敌人之不来,犹豫迁延,候之秋冬,使敌人再举,驱集舟楫,江、淮千里,数道并进,方当此时,然后又悔,是为无策。”[[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一,建炎三年三月庚辰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80页。]在马扩看来,定都四川地区是中兴之上策。康与之也在《中兴十策》中称“治兵积粟,号召两河,为雪耻计,东南不足立事”[[宋]罗大经撰,孙雪霄校点:《鹤林玉露》乙编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1页。]。(3)吴越之行(避于吴越、浙东)。此种意见以江浙士大夫为代表。靖康之难后,北方局势失控,金军随时可以挥军南下,江淮之地首当其冲,此时如若高宗巡幸西行,无论是至四川或是武昌,事实上都宣布放弃了东南江浙之地,因此当时朝堂上关于驻跸地点的选择上意见不一,但大多数官员都反对张浚的方案,“大率皆言‘鄂、岳道远,馈饷难继,又虑上驾一动,则江北群盗乘虚过江,东南非我有矣’。”[[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七,建炎三年闰八月丁丑朔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13页。]时任谏议大夫的张守质疑张浚的幸蜀和驻跸武昌之议,他认为“东南今日根本也,陛下远适,则奸雄生窥伺之心”,并声称:“幸蜀之事,吾曹当以死争之。”[[元]脱脱:《宋史》卷三七五《张守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613页。]

 

  在否定了张浚等人的幸蜀之议后,张守为高宗详细分析了防淮和避于吴越的优劣。“今之为策有二,一防淮,二渡江。若屯重兵于楚、泗及淮阴三处,敌亦未能遽犯;然恐我师怯战,望风先溃……此可患者一也。我若渡江,而宿重兵于昇、润,敌亦未能遽侵;然去中原益远,而民心易摇动。……此可患者二也。惟其利害相形,遂不能决。若为中原计,而幸虏不至,则用防淮之策;若为宗社计,而出于万全,则用过江之策。然权其轻重,势当南渡,而别择重帅,以镇维扬,则中原不患于摇动。”[[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建炎三年正月戊戌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47—448页。]张守认为朝廷若需收复中原,则当以守淮为重;若为保存政权,则当过江而避于吴越。而赵鼎则明确表示如若避于吴越之地,则失去了进取的态势,“吴、越介在一隅,非进取中原之势。荆、襄左顾川、陕,右视湖湘,而下瞰京、洛,在三国必争之地。宜以公安为行阙,而屯重兵于襄阳,以为屏翰。运江、浙之粟,资川、陕之兵,经营大业,计无出此。”[[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05页。]

 

  南宋初期关于定都问题而引发的争论,最后以驻跸临安而告终。宫崎市定认为“宋代是以运河为中心的经济时代……长江以南,位于稻米生产中心地带的苏州和位于运河终点上的杭州,都迎来了发展的高峰。北宋灭亡后,南宋保有江南的半壁江山,都城不选择南京而选择了杭州,可说是理所当然”[[日]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30页。]。宫氏之言考虑到了经济的因素,“某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政权便不得不对之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其中最方便的就是将这些商业都市变为政治城市”[[日]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23页。]。新生的南宋王朝需要经济的支持,只有财政无虞,才能应对政治重建问题,这也是高宗初期倚仗江浙士大夫并将行在设置于临安的缘由。施坚雅所持观点与宫崎市定相同,即认为开封和杭州作为地区贸易、工业、金融的中心,地位远胜于北京和南京;此外,二城定都时都早已是繁荣的经济中心了。[[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1页。]但也有学者认为南宋定都杭州只是无奈之举,因为杭州不符合古典城市宇宙论。[芮沃寿在其论文《中国城市的宇宙论》中认为当时的杭州要采用古典城市宇宙论有许多地理障碍:第一,它挤在狭窄的平原里,西面滨湖依山,南面东面濒浙江河口与大海;第二,它人烟稠密,选作国都后人口又继续增长;第三,该城主要交通路线是由陆路或运河达西北角;第四,街道不成方格形,全城东西狭而南北长,根本谈不上对称。该文见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68页。]

 

  在建炎初的驻跸之争中,各派势力虽都以朝廷的重建和稳定为目标,但其中地域势力的争斗还是较为明显的,不同地域的官员都希望高宗驻跸自己所具有影响力的地区,以此获取在朝廷重建中的政治地位。在这一场事关国运的政争中,张浚未能影响中枢决策,从而没有实现其以蜀地作为全国政权中心的目标。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场由驻跸之地的选择而引起的政争中,高宗已意识到四川地区对于南方政权的重要性,“朕惟国之用武,必据形胜,以为地利。今西南之重,实占上游”[[宋]岳珂著,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页。],派遣亲近大臣张浚出使川陕即是明证。

 

  2.2两宋时期四川地区的地位变化

 

  四川地区在宋代之前的历史上多次成为割据之地。如两汉之际,四川地区为公孙述建立的成家政权(公元25年—36年)所割据;东汉末年,四川地区为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公元221年—263年)所割据;西晋末,四川地区又为李雄建立的成汉政权(公元304年—347年)所割据;东晋末年,四川地区又为焦纵所割据(公元405年—413年);五代时,四川地区先是为王建建立的前蜀政权(公元907年—925年)所割据,后又为孟知祥建立的后蜀政权(公元934年—965年)所割据。四川古称蜀,史家曾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说法,可见四川地区的独立性和割据性为世人所公认。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后,曾对赵光义说过一段话:“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廪虚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广、江南,则国用富饶矣”[[宋]魏泰著,李裕民点校:《东轩笔录》,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页。]。立国之初的宋太祖将四川列入了其首要攻伐之地,所达成的目标是夺取蜀地的财富,也可证明四川在五代十国的混乱局势下经济并未遭受大的破坏。对于蜀中的经济条件,欧阳修描述为“蜀于五代为僭国,以险为虞,以富自足,舟车之迹不通乎中国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内,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后蜀之丝枲织文之富,衣被于天下,而贡输商旅之往来者,陆辇秦、凤、水道岷江,不绝于万里之外”[[宋]欧阳修著,陈新、杜维沫选注:《欧阳修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84页。],蜀地的经济实力和潜力在当时是可与其它赋税来源重地相媲美的。

 

  但北宋在攻灭后蜀之后,四川地区在朝廷的视野中便成为了边地(与两广、福建共同划分为边远区),如 1.1所示:

 

   1.1北宋时期四川地区地位 [余蔚:《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复旦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

 

  由 中可以看出,在整个北宋时期,四川地区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远远没有得到朝廷的认可和重视,这也是宋太祖在在出兵攻打蜀地之前对宋军将士做出“国家所取唯土疆尔”[[元]脱脱:《宋史》卷二五九《刘廷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003页。]、大有以掠夺蜀中子女玉帛作为激励士气的训示的原因所在。但宋初几次变乱多与四川有关,如王小波、李顺起义,王均兵变等,连治蜀名臣张咏都曾感叹“从来蜀地称难制”[[宋]张咏著,张其凡整理:《张乖崖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4页。]。至道年间天子曰:“天厌西蜀,岁荐饥馑,任其失人,枉政偷剥,民兴怨嗟,构孽肆暴。授命虎旅,殄灭凶逆。矧彼黔首,不聊其生,官人安民,朕意罔怠”[[宋]张咏著,张其凡整理:《张乖崖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页。]。四川局势的复杂使得朝廷对四川地区充满了戒备,有学者将这种戒备和防范称之为“渝州意象”[黄博:《谣言、风俗与学术:宋代巴蜀地区的政治文化考察》,成都:巴蜀书社,2018年,第164—169页。]。南宋时期的士大夫对于四川仍有一定的畏惧,甚至将历史上四川出现的反常现象逐渐上升为一种地域的不详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称之为“取蜀将帅不利”:“自巴蜀通中国之后,凡割据擅命者,不过一传再传。而从东方举兵临之者,虽多以得俊,将帅辄不利,至于死贬。汉伐公孙述,大将岑彭、来歙遭刺客之祸,吴汉几不免。魏伐刘禅,大将邓艾、钟会皆至族诛。唐庄宗伐王衍,招讨使魏王继岌、大将郭崇韬、康延孝皆死。国朝伐孟昶,大将王全斌、崔彦进皆不赏而受黜,十年乃复故官”[[宋]洪迈撰,穆公校点:《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47—548页。]。四川之地屡生变故,这一方面有其地域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与中央统筹失误有关。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四川地区在宋代被人为的割裂,“富裕的益州路可以提供财赋,但无险可守,不可能抵御从利、夔两路开进的朝廷大军。利、夔二路若是脱离中央,则根本没有财力应付一场必将很快来临的战争。梓州路夹在三路中间,便于起监视的作用,益、利、夔三路中任何一路背叛,梓州路都将是朝廷在川峡内部开辟的第二战场;但若它自己闹独立,则不可能避免三面受敌的状态”[余蔚、任海平:《北宋川峡四路的政治特殊性分析》,《历史地理》第十七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1页。]。

 

  两宋交替之时,长江以北的局势逐渐崩坏,北方人口大量南迁,或南渡长江,或西入川蜀。宣和年间,尚书左丞宇文粹中就说:“近岁南伐蛮獠,北赡幽燕,关陕、绵、茂边事日起,山东、河北寇盗窃发。赋敛岁入有限,支梧繁夥,一切取足于民……河东富人多弃产而入川蜀”[[元]脱脱:《宋史》卷一七九《食货下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362页。],迁徙人口的增多推动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四川地区的经济在本身较为繁荣的情况下进一步发展,迅速成为了南方地区的赋税重地,并构成了南宋王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四川地区无论是盐业或茶业都极为繁盛,其经济实力几可与东南膏腴之地相比,“四川三十州岁产盐约六千四百余万斤,后隶总领财赋所赡军。成都府路九州、利路二州岁产茶二千一百二万斤,隶提举茶马司买马,皆不系版曹之经费焉”[[宋]佚名著,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十六下《宋高宗二》,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102页。]。胡寅也称赞四川的富裕,“川、广之富,皆独外府。”[[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79页。]绍兴五年,参知政事孟庾言:“大凡东南诸路经、总二司钱,岁收一千四百四十余万缗,四川岁收五百四十余万缗。[[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五年闰二月己巳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652页。]”四川一地便抵东南诸路三分之一的收入,这不能不引起朝廷的重视。而人口分布上,四川地区“成都府路的人口是最多的……户口数占到四川当时户口数的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在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可以达到四十五至五十七人,即宋代四川地区近二分之一的人口集中在成都府路,是当时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潼川府路的户口占川峡四路户口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二十七人至三十八人,已超过了当时东南地区经济最发达的两浙路,这表明四川中南部同样是宋朝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16页。]严耕望曾云:中古时代,尚以岷江为长江之主源,故成都府为当时西南部最大都市,亦为长江上游最大都市,……其间交通运输主要有赖长江上半段之蜀江水陆道,故此水陆道在中国中古时代,对于军事设防、政治控制、物资流通、文化传播,皆发生重要作用。[严耕望:《唐代交通 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079页。]严氏所言,道出了成都府路经济和长江水运的重要性。另有学者对南宋时期四川地区的茶利和财政收入进行过分析统计,结果显示四川茶产量居全国第一位,占了全国约56.9%之多,而南宋四川地区的财政收入同样占据了全国岁收的25%至30%左右,南宋初期的建炎年间更是达到了59%左右,由此可以看出四川地区在南宋初期的经济板块中所占的分量,这是京湖和两淮战区所不能相比的[喻学忠:《南宋川蜀地区的战略地位及其军政述略——以宋蒙(元)战争为重点》,湖北大学1999年硕士学位论文。]。

 

  由于战争的影响,四川地区与江淮、京湖成为了朝廷的三大军事独立防区,南宋士人对于这三大防区有着清醒的认识,“四川,天下之根本;荆州,襟带之上游;两淮,形势之要地。顷者四川严守关之师,荆州附鄂渚之军,两淮成犄角之势,截然四固,南纪以安”[[宋]曹勋:《松隐集》卷二五《论畏天》,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9册),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76页。]。有学者将南宋时期的四川地区称为独立攻防区(如 1.2所示)。由于北方领土的失陷,宋金边界逐渐南移,四川地区由北宋时的边远地区一跃成为了双方军事对峙的前线,张浚言:“中兴当始关陕,尝恐金人入陕窥蜀。蜀若失守,则顺流而下,东南必不可保矣”[[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四二《人物记第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1册),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57页。],四川据上游之势,顺流而下,可水陆并进攻掠南方,“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3《蜀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191页。]三国伐蜀之役前夕,司马昭在与群臣商讨统一天下的战略时,便看中了蜀地的作用,提出了先消灭蜀汉,然后利用长江航道将大军投入荆州,打破吴国的沿江防御体系的策略,“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后,因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之势也”[[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2《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8页。]。四川多次成为抵御金军的前线,宋人周良翰称赞四川地区“方黠敌凭陵中原,涂炭河朔,河东、陕西百余州尽为贼有,兵骄势甚,欲来寇蜀者屡矣,率皆及门逡巡而不敢进。夫三路甲兵非不劲也,山川形势非不险也,独我四川晏然无虞,且为朝廷中兴之本”[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四一三九《新繁县新建灵应庙记》,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88册,第187页。]。四川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贯穿整个南宋时期,如史弥远执政时,因为郑损放弃了川峡的四州之地,使得四川地区军事态势乃至江淮战区亦受到震动,“史相以其党郑损代,至,议弃四州之地,于是剑门之险,与虏共矣……郑(损)虽以此得罪,国家首蜀尾淮,上流失势,渐不可支。蜀大夫流离出峡,言之必流涕。”[[宋]崔与之:《宋丞相崔清献公全录》卷1《言行录上》,《续修四库全书》第55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58页。]因而,四川地区稳定与否直接影响着南宋朝廷的安危,南宋统治者在整个南宋时期都非常注意四川地区的形势变化。

 

   1.2南宋时期四川地区的地位 [余蔚:《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复旦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

 

  2.3建炎年间四川地区的局势

 

  两宋之际的四川地区,内忧外患,金兵铁骑随时准备进攻川陕,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减弱,无法调配境内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这固然有开封被攻破,中央政权被一扫而空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北宋王朝在四川官员的任免上施行了权力下放的措施,以致于在北宋末期的乱局中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即在四川地区由本路转运司按吏部的选官制度,代替其行使任命四川下层官员的权力。这一奇特的政治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北宋四川地区地理位置的偏远和军事上的无关紧要。但宋金对峙下,四川地区一跃成为了交战前线,因而四川地区官员的任免关乎整个川陕战区乃至南宋半壁山河的稳定,因此南宋政府收回地方官吏的任免权,在危急局势下则显得极为必要。

 

  有学者指出“决策的执行者包括官僚和军队`两者是否存在,以及它们各自的形式,都会影响当权者的渗透能力,尤其是在垂直维度,也就是中央对地方部门和一线工作部门的控制”[[英]塞缪尔·E·芬纳著,王震、马百亮译:《统治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8页。]。南宋初期四川地区的军事力量某种意义上来说,已不属于中央直接管辖,他们的存在更多的是一种“均田府兵”的遗制,对此,赵俪生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大约宋朝统治地区,基本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是两淮、江浙、闽广、荆湖地区,在国家方位说偏东偏南,在经济说比较发展;另一是山东、河北、陕晋、四川地区,在国家方位说偏西偏北,在经济说比较落后(西川稍稍例外),均田府兵之遗制,历二三百年而未全泯。……对于中原和西北的‘兵户’潜力,南宋皇朝是重视的,企 使用的;但又是惧怕的,时时提防的,怕他们起来反抗自己。这种矛盾,替靖康、建炎之际的政治历史造成了许多的纠纷。因此,当时有许多事,也只有通过这番矛盾,才能看得更清楚。如宗泽留守工作的重大意义,及其不免于愤死;如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岳飞四大将的由来,及曲端、岳飞遭杀的下场……,这都是南宋初历史上的重要节目,而无一不与‘用兵而又惧兵’的矛盾密切相关”[赵俪生:《靖康、建炎间各种民间武装势力性质的分析》,《文史哲》1956年第11期。]。具有“府兵遗制”的川陕军队,在两宋时期战斗力都是颇为强悍的,这一点是宋人所认知的,早在北宋中期,范仲淹便是依靠陕西边民练出了一支战斗力较强的军队,而且宋朝的精兵强将多来自于陕西军队。后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的张浚也曾对高宗言奏:“补集将士,必资西北之人,能战忍苦,方为可仗。”[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四一二九《经理淮甸疏》,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88册,第6页。]当地方文官首脑无领兵权时,一旦中央行政中枢被摧毁,其它防区也随之而瓦解,正如南宋中后期朱熹所说:“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行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役,虏骑所过,莫不溃散。”[[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二八《法制》,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070页。]当北宋政权趋于瓦解时,地方文官并无保境安民的实力,地方的行政权自然而然的转移到地方武将的手中,曲端、李彦仙、王彦、张中彦、关师古等武将便是于这种情况下成为地方势力的代表。

 

  北宋初期宋太祖对军功集团进行和平安抚后,便着手削弱武将的权力[对军功集团的削弱可参见陈峰《宋代军功集团在政治上的消亡及其影响》,《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4期。],同时极力提高文臣的地位,使宋代形成了一种强烈的重文轻武的国家氛围。文士若金榜题名便可成为天子门生,鲤鱼跃龙门,宋人有诗云“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也导致了“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局面的出现,时人称:“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宋]田况:《儒林公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6册),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78页。]在文人眼中,即使是收复了幽云十六州这样的不世之功也难以与登科中状元相比。在这种环境下,武将的地位急剧下降,甚至连以抵御外敌而闻名的领兵者都十分轻视武将这个群体,如被称为“小范老子”的范仲淹长期与西夏作战,多次击退西夏军队的进攻,威震陕西。但著名的理学家张载年轻时面对爆发的宋夏战争,“慨然以功名自许,上书谒范文正公。公一见知其远器,欲成就之,及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宋]吕大临:《伊洛渊源录》卷六《横渠先生行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48册),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55页。]。不仅如此,范仲淹在多次战胜西夏军队,威名显赫一时之际,仍多次向皇帝上疏表示自己并不愿以武将身份闻名。同时期与范仲淹齐名的韩琦也曾对部将说:“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为乃好儿也。”[[宋]王铚撰,朱杰人点校:《默记》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6页。]也就是说,唯有具备儒学教养并取得科举功名的人才值得尊敬。显而易见,范、韩二人的戎马生涯并没有改变他们对于儒学价值及文官职位的优越性信仰和对武将身份的排斥。[方震华:《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77页。]蔡襄的一段话表露了文士的政治优势:“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榖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宋]蔡襄:《蔡襄集》卷二二《任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84页。]这种轻视军队的情况还出现在军事形势紧张的南宋初期,“时议论者以为自兴兵以来,士大夫一入军中,便窃议而鄙笑之,指为浊流”[[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0六,绍兴六年十一月戊寅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000页。]。对于重文轻武导致的局面,南宋官员多有感触,吕颐浩曾言:“承平之久,士多文学,而罕有练达兵财,可济今日者。”[[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03页。]王绹也指出:“大抵文学之士未必应务,有才者或短于行。”[[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03页。]

 

  在这样的形势下,武将势力逐渐边缘化。因此武将集团对于刚延续国祚的南宋充满持怀疑态度,在朝廷利益和自身利益之间,他们所考虑的是如何维持自身的势力不被削弱,正如黄宽重描述的“他们以自身或地方利益为主的考量下”,“从地方的角度而言,维护生存与利益,是个人、家族、群体乃至地方上首要考虑的因素”[黄宽重:《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台北:台北东大 书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345-346页。]。尤其是体现在与中央的诏令相抗时,这一点在曲端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当朝廷所派官员整肃地方势力时,曲端的表现堪称大逆,“王庶为龙 阁待制,节制陕西六路军马”[[元]脱脱:《宋史》卷三六九《曲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490页。],但曲端不仅屡次拒听王庶的调遣,甚至欲“欲即军中杀(王)庶,夺其兵”[[元]脱脱:《宋史》卷三六九《曲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491页。]。宋代文臣迫害武将有例可援,如名将狄青便是因文臣的猜忌而郁郁而终,但武将企 杀害文臣却是悖逆之举,且王庶此人力主行威令、建纪纲、略烦文,宋高宗对他也期待深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有一处记载表现了王庶的能力和威望。“自郦琼叛,张俊擅弃盱眙而归,诸将稍肆。(王)庶素有威严,临发,劳师于都教场。军容严整,庶便服坐坛上,自杨沂中而下,悉以戎服,步由辕门,庭趋受命,拜赐而出,莫敢仰视,自多事以来所未有”[[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九,绍兴八年四月丙寅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214页。]。王庶能让两淮地区的悍将对其拜服,证明其确有能力。但在建炎年间的四川地区,王庶却险些被曲端所杀,也可见此时的川陕之地局势的复杂。

 

  3南宋初期四川地区的高层官职设立

 

  为应对北方的军事挑战,南宋政府在四川地区的管理上,除了仍旧沿袭北宋时期的漕、宪、仓、帅机构外,在其之上设置了宣抚司、制置司和总领所三大机构作为地方的跨高层行政组织,以此处理四川地区的诸多事务。四川地区的制置(宣抚)司领有成都府、梓州、利州、夔州路。宣抚司设立之初兼具军事和行政职能,后因局势稳定行政权力逐渐被削弱,制置司以民政为主,军事方面则涉及较少,总领所在权限上倾向于为宣抚司而的军事行动而服务。这三大机构设立之时以宣抚司权力最重,凌驾于另外两者之上。后朝廷逐渐削弱宣抚司权力,三者总体而言处于相对平衡状态,维持了地方政治生态的相钳性。

 

  3.1川陕宣抚处置司(后改为四川宣抚司)

 

  唐代后期,派遣朝官巡视经过战争或遭受灾害的地区,以安定社会秩序,称宣慰安抚使或宣抚使。宋代不常置,在用兵时往往以将相充任宣抚使。所谓宣抚司,即宋时委任执政大臣主持一个大军区的军务,往往用宣抚使、宣抚处置使的头衔[王曾瑜:《宋朝宣抚使等的属官体制》,《文史》第二十二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98页。]。依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解释:宣抚使带“制置”二字者,得便宜之黜陟属官,权任稍重于宣抚使,其余职掌同宣抚使[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67页。]。南宋初期时以川陕宣抚处置使作为川陕防区的军政长官,由于其具有“便宜行事”之权,权势往往难制,因此朝廷设立副使以限制其权力。随着局势的稳定,川陕宣抚处置使的独断之权与朝廷的统治渐有难容之势,高宗时期曾多次罢黜正使,仅留副使作为四川地区的军事、行政长官,这也是为防止地方权力过大威胁朝廷的权威。绍兴十一年(1141)郑刚中任四川宣抚副使,为全川之首官,并不设正使,后川陕宣抚使改为四川宣抚使,其权限亦有所变化。总体而言,宣抚使的权力逐渐削弱。建炎绍兴年间,川陕宣抚处置正副使的官员多以文臣为主,武将为副,由表3.1可以看出,真正乃行伍出身者只有吴玠和吴璘。朝廷将军事指挥权交付于宣抚使,实乃借鉴了北宋对外战争的经验。北宋的对辽、对夏作战透露出一个契机:所谓中央集权的军事指挥系统在宋夏战争是毫无用武之地的,在宋辽战争期间中央集权式的指挥架构尽管备受批评,但还是可以存在。[曾瑞龙:《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第25页。]宋代的君臣对于河北战场较为熟悉,因而便于就近指挥,但四川地区远离朝阙,要从临安决定边远地区的军事指挥已有鞭长莫及之感。

 

  表3.1南宋初期川陕宣抚处置正使和副使表[郑丽萍:《宋朝宣抚使制度研究》,河北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年份正使副使辖区资料出处

 

  建炎三年(1129)五月张浚(以知枢密院事兼御营副使任宣抚处置使,绍兴二年罢)川陕(以川、陕、京西、湖南、湖北为所部)《宋史》卷二五《高宗纪二》《要录》卷二三,建炎三年五月戊寅

 

  绍兴二年(1132)九月王似(知兴元府)川陕(宣抚处置副使,次年三年始受宣抚副使之命)《宋史》卷二七《高宗纪四》

 

  绍兴二年十二月卢法原(知夔州)川陕(宣抚处置副使,与王似同治事)《宋史》卷二七《高宗纪四》《要录》卷六一,绍兴二年十二月甲辰

 

  绍兴四年(1134)二月王似卢法原(端明殿学士)、吴玠(检校少保)川陕《宋史》卷二七《高宗纪四》《要录》卷七四,绍兴四年三月丙子

 

  绍兴四年八月赵鼎川陕(宣抚处置使)《宋史》卷二七《高宗纪四》《要录》卷七九,绍兴四年八月庚辰

 

  绍兴五年(1135)三月邵溥(都督府参议军事)川陕(兼权川陕宣抚处置副使)《宋史》卷二八《高宗纪五》《要录》卷八七,绍兴五年三月壬午

 

  绍兴九年(1139)正月吴玠四川《宋史》卷二九《高宗纪六》《要录》卷一二五,绍兴九年正月己亥

 

  绍兴九年七月胡世将四川(兼权主管四川宣抚司)《宋史》卷二九《高宗纪六》《要录》卷一三〇,绍兴九年七月丁酉

 

  绍兴十二年(1142)五月郑刚中(礼部侍郎,绍兴十七年赴行在,以徽䣭阁待制、知成都府李璆权四川宣抚使)川陕(十四年改名为四川宣抚司,十八年罢四川宣抚司)《宋史》卷三〇《高宗纪七》《要录》卷一四五,绍兴十二年五月

 

  绍兴三十一年(1161)五月吴璘(三十二年兼陕西河东路宣抚、招讨使,乾道元年罢陕西、河东宣抚招讨司)四川《宋史》卷三二《高宗纪九》《要录》卷一九〇,绍兴三十一年五月乙未

 

  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张浚被任命为川陕宣抚处置使,“置幕府于秦川”[[元]脱脱:《宋史》卷三六一《张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300页。],以四川、陕西、京西、湖南、湖北为所部[[元]脱脱:《宋史》卷二五《高宗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65页。],负责与金朝作战,其统率的军队成为与北方金军作战的主力,为朝廷所瞩目。张浚对于高宗中兴之业已有宏观的规划,“初,上问浚以当今大计,浚请以身任陕、蜀之事,置司秦州。而别命大臣与韩世忠镇淮东。令吕颐浩扈驾来武昌,庶与秦州首位相应”[[宋]吕中撰,张其凡、白晓霞整理:《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26页。]。在关于张浚的任命中,特加“处置”二字,以显示其权威。有学者将宣抚使的权限归纳为:主持军事战役、部署军队、节制将帅、任免官吏、辟置僚属、铸造货币、印制度牒,并享有一定的便宜处置之权[郑丽萍:《宋朝宣抚使制度研究》,河北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地区地理位置的偏远,紧急军情无法快速送达朝廷,便宜行事则是应对突发情况,且便宜之权的授予多在处理边远之地的政务或军事紧急之时,如北宋时期“太宗淳化五年正月,命昭宣使王继恩为剑南西川招安使,讨狂贼李顺。军中事委其制置,不从中覆……悉得以便宜决遣。”、“仁宗景祐二年五月,诏知广州兼广南东路钤辖,知桂州兼广南西路钤辖,以便宜从事……以去朝廷远,事不可以中覆,故有是命”[[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宋会要辑稿·兵一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879页。]。“便宜之权”的授予也是因为其位置特殊,文书传递效率低下,朝廷为了加强地方控制的政策性举措[曹家齐:《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张浚入蜀后首要面临的问题便是规定权限前三者,即主持军事战役、部署军队和节制将帅,而这三者中最棘手的当是节制将帅。南宋的军队编制与北宋不同,南宋朝廷在禁军之外,又组建了包括江上、四川诸军各都统司下辖的各路军队,俗称“大军”,这样的编制下,“大军”成为了南宋朝廷最为倚重的正规军,包括禁军在内的其它军队都下降为次要性武装力量,[范学辉:《宋代县令兼衔考》,《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3期。]这也导致地方局势变得更为复杂。如王庶身负高宗的期望,却险些被曲端所杀,在重文轻武的宋代,武臣本被压抑已久,但南宋初期却不得不依赖武将抵御外敌,这也造成了武将势力的坐大,轻视朝廷的诏令。张浚作为南宋初期坚定的主战派,如何整肃地方武将,使地方武力成为对抗金军的倚仗,则是亟待解决的难题。张浚之后历任宣抚使多以维持军军队的稳定作为立足点,鲜有主动进攻者。在战争时期,宣抚使的军事作用大于政治作用。宣抚处置使作为朝廷便宜之权的行使者,其作用主要体现在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而经济方面的措施更多的则是为军事和政治服务。建炎初期,李纲对于当时混乱的局势提出三议:一曰募兵,二曰买马,三曰募民出财助军费。[[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一,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6页。]此后川陕宣抚处置使所实施措施多是围绕这三议而展开。

 

  3.1.1军事措施

 

  ①组织战役,整饬军队。

 

  南宋川陕战区的地理位置,大致相当于今陕西省南部、四川北部、甘肃南部,即汉中盆地及其周边地区[何玉红:《整体防御视野下南宋川陕战区的战略地位》,《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2009年第3期。],战略地位突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川陕宣抚处置使的设立是为应对当时日益紧张的宋金局势,有学者认为,川陕处置使的作用有两点:一是整合地方力量,二是加强地方权力。“川陕宣抚处置司的设立,正是南宋在内忧外患局面下整合地方力量与加强地方权力这一变革思维的产物”[何玉红:《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6页。],其权限几可与唐末的藩镇相比,在所任职之地内可以便宜之权处理前线军情、惩处甚至斩杀军中将领,如富平之败后,南宋军队丢失了陕西大部分地区,宣抚使张浚于兵败之后将临战退缩的经略使赵哲等人处死,便是以宣抚的便宜之权行处置之事的事例。而其权力行使的突出事例和争议之举则是残杀曲端事件。曲端为川陕悍将,屡立战功,多次击败金军,张浚初入蜀之时也颇为倚重曲端,并“初,浚以曲端在陕西屡挫虏,乃辟端统制”[[宋]吕中撰;张其凡,白晓霞整理:《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48页。]。张浚稳住川陕的局势,主要得益于文用王庶等人,武则依靠曲端、吴玠等人。富平之战爆发前,熟知本地军队情况的曲端曾极力劝阻张浚不可轻易与金军交战,“金人新造之势,难与争锋,宜训兵秣马保疆而已,俟十年乃可”[[元]脱脱:《宋史》卷三六九《曲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493页。],反对匆忙用兵,因此曲端被解除兵柄。后富平之战以宋军陷师失地而告终,战后张浚认可了曲端的意见,并称曲端曾统领的泾原军“训练有方”,于富平之战中出力最多,并于退却之后先自聚集。

 

  张浚因富平之败后自兴州移司阆州,欲再次起用曲端。但因曲端先与王庶失和,引起四川地区文臣的猜忌,后金军攻环庆时弃援吴玠,并弹劾吴玠违节制,造成了以吴玠为首的新贵将领的不满。这意味着张浚经略川陕所任用的文武官员皆对曲端的政治操守持否定态度,史载:(吴)玠与(曲)端有憾,言曲端再起,必不利于张公(浚);王庶又从而间之。浚入其说,亦畏端难制。端尝作诗题柱曰:“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渔舟。”庶告浚,谓其指斥乘舆,于是送端恭州狱。[[元]脱脱:《宋史》卷三百六十九《曲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493页。]所谓指斥乘舆(言论政事乖失,而涉乘舆者)只是惩治曲端的政治理由,其目的是对地方武将势力展开清洗和整饬。因皇帝是国家政权的实际控制者,用语言攻击皇帝的品行、政策等,就相当于议论时政,如不加制止,引起社会的共鸣,会演变为反对皇帝的舆论,[魏海岩、刘非凡、杨丽丽:《北宋政府时政舆论管理研究》,《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3期。]这对于新登基的宋高宗是一个极大的隐患。川陕地区的将领以曲端为代表,其政治上的短视和行为的跋扈,与南宋初年的政治本位大相径庭,触碰到立国不久的南宋朝廷的敏感神经,因此曲端被杀也在情理之中。董春林曾对建炎绍兴年间的冤狱做出评价:“从南宋初期冤狱类型来看,绍兴年间的诏狱冤案罪名繁多,基本囊括了中国古代冤狱罪名,且均是以严刑称道,诸如“指斥乘舆”、“谤讪朝政”、“交通罪臣”、“动摇国是”等罪名,重则处以死刑,轻则流千里。显而易见,这些罪名均是要置人于死地为目的,案发之前便已计划好案件的走向,法律程序仅只是手段而已。”[董春林:《绍兴冤狱与南宋初年的政治变奏》,《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曲端之死既是南宋政府在陕西四川地区建立中央权威、节制地方武将势力的必然结果,也是南宋恢复“以文制武”祖宗家法的产物[董春林:《政治文化重建视阈下的南宋初期诏狱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9页。]。富平之败后,张浚收拢士卒整肃军纪后,休养生息,于绍兴元年(1131)收复了秦州和洮州,“伪齐来侵,张浚遣王彦、关师古等战却之,遂复秦州。”[[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36页。]、“张浚命阶州安抚孙注招抚陷没州县,首复洮州。”[[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36页。]后迫使“李惟德以(岷)州来降”[[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36页。],初步稳定了富平之败后川陕战区的危急局势。

 

  吴玠任宣抚副使后也动用过宣抚之权斩杀将领。“川陕宣抚副使吴玠遣裨将马希仲攻熙州。希仲素妄庸,得檄即气索,不得已进营熙州城外数十里。熙州父老闻官军来,有欲率众归附者,金将宣言曰:‘北军今日大至,当共劫营’。希仲闻之,昏时拔寨遁去。”马希仲撤军后,吴玠将其斩之以徇。不仅如此,吴玠还曾企 斩朝廷命官。在宋代,一般情况下,官员的生杀之权掌握在朝廷手中,除战乱时期的特殊情况外,其余时候即使下属官员罪行较大,也不能单由其上司定其生死,这也是为防止地方军政大员因政见不和而迫害官员。绍兴八年(1138)因军队粮食匮乏,险些酿成兵变,吴玠想要处置利路漕臣以平息军队的怨气,虽然经制置使胡世将劝阻,仍“械诸路漕臣吏,斩于市”[[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一,绍兴八年七月癸丑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260页。],且事后未受到朝廷任何责罚。因维持边防的稳定,身为宣抚副使的吴玠在战时拥有着诛杀官员等超越平时的特权。

 

  宋代之前,实施军事决策和统军作战主要由将帅承担,宋朝开国之后,为防止军权旁落、武人干政,正副长官由武官、文臣出身的亲信大臣担任。自仁宗至北宋灭亡,枢密院都几乎是文臣掌管[陈峰:《从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看北宋“以文驭武”方针的影响》,《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南宋初期,枢密院地位下降,由宰相兼任枢密使成为定制,朝廷派往地方的军政大员多以文臣为主,就地起用武将,以文臣势力制衡武将群体,川陕宣抚处置正副使的人选便是以文臣为主要考虑对象,但具体军事行动的临机指挥权则还是以武将的意见为主,绍兴九年(1139)任职于四川地区的胡世将训示诸将的话已经表明了朝廷此举的意义,“朝廷所以遣来者,袭国朝之故事尔,以文臣为制将。自今以往,军中事务,皆不改吴宣抚之规摹。世将有所未达,诸公明以指示。或诸公有所未达者,亦当奉闻,各推诚心,勿相疑忌,共济国事可也”[佚名著,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590页。]。张浚组织富平之役后,继任的川陕地区军政长官多以保境安民、防御作战为主,如绍兴十年(1140)金军入侵,胡世将仓促间组织战役,在吴璘、姚仲等人的奋力拼杀下,最终大败金军于凤翔府和泾州。[[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九,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314页。]而宣抚使中积极进攻者仅余吴玠、吴璘二人,“(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四川宣抚使吴璘奏报:‘遣统领官刘海等亲拥所带将兵收复秦州。贼兵迎敌,掩杀贼众,退走入城。二十五日,打破秦州’。”[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宋会要辑稿·兵一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898页。]后收复德顺军和大散关也是吴璘以宣抚使身份为战役组织者,“吴挺、向起败虏于德顺军,吴璘所遣也。”[[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十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437页。]、“(绍兴三十二年)闰月吴璘复大散关。”[[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十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444页。]文臣任宣抚使多起牵制武将和维持四川局面稳定的作用。

 

  ②招抚流民、溃卒,补充兵力。

 

  “宋金和议”(1141)之前,双方多次交战,加上宋朝政治中心南移,导致了北方民众的大量南迁,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三次北方人口南移的大浪潮。地处西南的四川地区,北与陕西、甘肃相邻,与河南相距不远,当金兵进攻中原之时,陕、甘、豫地区的北方民众和军队大量逃难迁往四川,使四川成为北方移民南迁最多的地区之一[李禹阶主编:《重庆移民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333页。]。南宋建立后,北方移民南下的活动进一步发展。据史载,建炎二年(1128)正月,大量流民和溃卒涌入四川,在这种形势下,南宋朝廷从维护四川的安稳考虑,同时又想招集溃兵扩充边境守军实力,补充兵力,在大散关设关卡限制溃兵和流民入川,“自两河失守,兵官之败散者,多在兴(州)、凤(州)间招集溃兵入蜀”,朝廷在大散关置关使二员检查行人,“审验告敕无伪者听过”[[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建炎二年正月己酉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18页。]。张浚任川陕地区最高军政统帅后,积极推行招抚北方流民的策略,“西北遗民,闻(张)浚威德,归附日众”[[宋]刘时举撰,王瑞来点校:《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三《宋高宗三》,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63页。]。宣抚使对流民和溃卒的吸纳和整编,使川陕前线的军事实力大增,绍兴二年(1132)九月,张浚向朝廷上奏“将士所以舍伪从正,数至十五余万”[[宋]刘时举撰,王瑞来点校:《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三《宋高宗三》,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64。]。因对流民和溃卒的招徕需承担奸细混入和金军报复的风险,宣抚使在对流民进行招纳与否的问题上,其态度会因局势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绍兴四年(1134)二月,朝廷诏令“禁川、陕诸将招纳北军”[[元]脱脱:《宋史》卷二七《高宗纪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09页。]。胡世将出任四川宣抚使时,朝廷下诏允许宣抚司官员招纳投降的契丹人,但时任成都府兼本路安抚使的张焘用前朝投降的“常胜军”作为反对理由规劝胡世将,以免出现北宋末年因纳辽朝降将而使金朝借机南侵的情况。有鉴于此,川陕地区的任职官员多闭关阻止其涌入。史载,建炎元年(1127),向子宠在兴州,“设关隘甚备,陕西士民避难入蜀者,皆为士宠所扼,流离困饿,死于关隘之下者,不可胜计”[[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建炎元年七月丁巳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18页。]。后担任川陕宣抚副使、治蜀“颇有方略”[[元]脱脱:《宋史》三七〇《郑刚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512—11513页。]的郑刚中也曾有过类似的举措,“初,陕西连岁不雨……秦民无以为食,争西入蜀。川陕宣抚使郑刚中以誓书所禁不敢纳,皆散去饿死,其壮者北人多买为奴婢,郡邑荡然矣”[佚名著,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657页。]。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朝廷明确更诏令边界官员不得招纳叛亡,“大金已遣使通和,令川陕宣抚司照会保守见存疆界,不得出兵生事,招纳叛亡”[[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二,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壬戌条,北京:中华书局,第2678页。]。

 

  除张浚外,新提拔的将领吴玠也积极收散卒保守和尚原、大散关,“每战辄胜。西北遗民,归附日众”[[元]脱脱:《宋史》卷三六一《张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301页。]。因边地频繁作战,对士兵的素质要求极为严格,于是吴玠招募兵将之子和曾在陕西军中作战但已隐于民间的精锐士卒。陕西士卒战斗力颇为强悍,且军中弓箭手更是天下闻名,如李纲曾建议“仿陕西弓箭刀弩手法,养兵于农。籍陕西保甲、京东西弓箭社,免支移折变,而官为教阅”[[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一,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23页。]。对隐于民间的精锐士兵的招纳最早是由河东经制副使傅亮提出,他曾于建炎元年上奏:“今经制使所得兵才万人,皆盗贼及溃散之卒,未经训练,难以取胜。陕西正兵及弓箭手皆精锐,旧以童贯赏罚不当,隐于民间,每应点集者皆其家人也。今厚以资给以募之,并将家子弟,不旬日可得二万人,于正兵相表里,其胜可比。度州县可复即复之”[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四一四一《乞于民间招募陕西散亡正兵及弓箭手奏》,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第188册,第210页,]。吴玠将傅亮的这一构想付诸实践,绍兴四年(1134),宣抚使吴玠“始创兴元府良家子,招两淮关陕流寓及阵亡主兵将子弟骁武不能存立者充。月给比强弓手,五十人为一队,休兵之后数月消减”[[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五六《兵考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65页。]。这支部队具有极强的战斗力,在宋金对峙下的川陕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这种吸纳精锐弓箭手并授以良田的方法在绍兴年间为其它战区所借鉴,“每镇以在江北者为属城,各招弓箭手二万人,人授良田百亩,给与牛种,虽无租赋,实免供馈,悉遵陕西沿边故事行之”[[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十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444页。]。由此可见宣抚使在招揽士卒、缓解战区压力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③购买战马,打造战船。

 

  建炎元年(1127),李纲在奏章中为高宗列举了“专务自守之策”[[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一,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0页。],其中一项便是教水军,习车战,“为今之计,莫若一切罢和议,专务自守之策。建藩镇于要害之地,置帅府于大河及江、淮之南,修城壁,治器械,教水军,习车战,使其进无抄掠之得,退有邀击之患,则虽有出没,必不敢深入。三数年间,军政益修,甲车咸备,然后大举以讨之,报不共戴天之仇,雪振古所无之耻”[[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一,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0—11页。]。绍兴二年(1132),韩肖胄言:“兵以马政为先,战以骑兵为胜”[[宋]吕中撰,张其凡、白晓霞整理:《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92页。]。古代军事作战中,马匹的作用非常重要。无论是战场的冲杀,亦或是长途奔袭,都离不开骑兵的配合。以古代战争为例,长平之战中赵国四十万大军之所以被分割包围,原因便是在于秦军的骑兵迂回穿插,赵军主力被各个击破,秦军最终赢下了战争。石敬瑭拱手割让幽云十六州后,北宋北部边境屏障尽失,宋军则需在平原上与辽军骑兵作战,伤亡惨重,而西夏的独立使宋朝失去了一个马匹的产地,宋军骑兵组建极为困难。中国马匹产地有三处最为紧要,一是辽东,二是蒙古,三是甘凉。这三处良马产地在北宋时期皆未处于宋军的控制之下,南宋时边境南移,更难组织骑兵,宋高宗对此也有认识,并多次感叹南方买马及养马的弊端,“与自川、广市来,病不堪乘,而沿路所费不少”[[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卷二十九《高宗皇帝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935页。]。为了保证军队马匹的配给,四川宣抚使对马匹交易十分关注,并参与其中。绍兴四年(1134)“从关师古之请以乏战马,始令四川宣抚司支茶博马”[[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六二《职官考一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62页。]。吴璘知秦州时,也用茶与番部进行马匹交易[[宋]吕中撰;张其凡,白晓霞整理:《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92页。]。《中兴两朝编年纲目》也记载过此事,“自陕西既陷,买马路久不通。至是,知秦州吴璘始以茶彩招致小蕃三十八族,以马来市。西马复通始此。”[[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四,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85页。]刘复生曾统计,南宋时期川秦两司每年买战马总额大体在一万左右。[刘复生:《西南史地与民族——以宋代为重心的考察》,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188页。]饶是如此,川陕地区的战马仍显捉襟见肘,绍兴二十六年吴璘上奏言马匹不足,“宕昌马场年额买到马,十分为率,内拨二分应副支使。其茶马司自绍兴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分,应副二分马共三千六百余匹,未曾支拨。缘璘见管入队马七千余匹,皆齿岁过大,若三五年之间尽不堪乘骑,不惟亏损马额,亦恐缓急有妨使唤。乞下茶马司,将绍兴二十六年合拨二分马依元降指挥早赐支拨。所有拖欠以前年份未拨马数,恐难一并支拨,欲乞作五年带发置赴本司,所贵缓急不致阙事。”[[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164—4165页。]吴璘久在前线,战功显赫且位高权重,边界的物资供应多优先供给其统领的军队。在这样的情况下吴璘仍旧奏称马匹不足,可想而知,四川地区的马匹稀缺,远远不能满足前线作战的需要。高宗对此种状况也有认识,并降诏四川地区不得以川茶购买珠玉等无用之物,而以川茶交换马匹,“(建炎)四年,张浚奏大食国进珠玉至熙州,上谓宰执曰:‘大观以来,川茶不以博马,惟市珠玉,故武修不备。今若复捐数十万缗易无用珠玉,曷若惜财以养战士。’乃诏浚勿受,量赐以答其意”。[[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一,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6页。]宣抚使通过组织茶马交易组建骑兵,虽因条件的限制导致其作用有限,但对稳定川陕防线仍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四川地区的道路交通发达,也成为了与其它地区进行马匹交易的前提条件,如四川地区通往大理国的石门关道和清溪关道。[《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七记载:宋神宗熙宁七年,杨佐奉朝廷之命至大理国商议买马,于大云南驿(今云南祥云县)见到驿前有里堠碑,上题“东至戎州,西至身毒,东南至交趾,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其中“东至戎州”指唐代石门关道,“东北至成都”即唐清溪关道。]此两条道路自秦汉开通以来,一直是云南地区联系四川地区最重要的通道,宋代也不例外。[方铁主编:《西南通史》,郑州:中州出版社,2003年,第397页。]

 

  四川地区位于长江上游,水军顺流而下可直奔荆襄、江淮战区,长江水流浩荡,船只的承载量大,行驶速度亦较为快捷。据北京大学收藏秦道里简册所载的水运航程规定:用船江、汉、涢,夏日重船上日行八十里,下百卌里,空船上日行百里,下百六十里。春秋重船上日行七十里,下百廿里,空船上日行八十五里,下百卌里。冬日重船上日行六十里,下百里,空船上日行七十里,下百廿里[辛德勇:《石室賸言》,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67页。]。可见古代长江航运船速较快,顺流而下每天能够达到百里,远远超过了陆地车马人行的寻常速度,而且凭借水运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畜力以及所需粮草[宋杰:《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中华书局,2019年,第196页。]。严耕望曾概述过长江中峡江水道的作用:“且峡江虽险,但河床深,水量富,能行数千斛乃至万斛之大舟,不但为巴蜀与吴楚物资流通之大动脉,即巴蜀物资之北济中原,亦取峡江水道较为便捷。”[严耕望:《唐代交通 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140页。]且自古由北向南统一者,皆以四川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在冷兵器时代,南北相争中强大的水军和保证沿江的控制权是取得胜利的保证。西晋军队在川蜀之地进行了数年的演练和休整,才敢顺流东进,最终依靠水军攻破东吴的防线,灭掉了早已衰败不堪的孙吴政权。隋灭陈的战役中,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隋文帝依然派杨素在四川地区练出水师后才同意攻伐陈国。乃至后来的宋蒙战争,皆以夺取四川为首要目标,为此还搭上了蒙哥的性命。在地理差异的影响下,四川和汉中往往是北方统一全国走的第一步棋,一旦北方政权拿下四川,就能利用西高东低的地理优势,东出三峡,顺江而下,配合江北岸的军队攻占南方的沿江据点。可以说四川地区是南方的命门,而南方政权在四川地区往往又只能采取守势,这就决定了北强南弱的态势。南军若挥师北伐,当以骑兵为重;南军若固守南方之地,则水军为核心力量。作为张浚的首席幕僚,刘子羽曾对舟师的作用进行过总结:“大舰利于控扼,若五牙蒙冲之类是也;小舟利于走集,若金翅油船之类是也。大船有飞楼,有拍竿,有长橹,屯兵走马,可容西北劲兵以当冲要。”[[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五,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92页。]梁启超曾分析中国古代多次出现南北对立分据的主要原因,认为是运输方式的落后与来往路线的不畅,使长江成为分隔两地的巨大障碍。其论曰:畴昔南北交通之运未盛,故江南常足以自守。吴割据垂八十年,晋南渡百年,益以宋、乞、梁、陈百六十余年,宋南渡一百五十年,盖地势统合之力,未大定也。[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饮冰室合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9页。]南宋时注意水战,并在水战中占有优势,吕中称“水战之利,我朝尝用之”[[宋]吕中撰,张其凡、白晓霞整理:《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92页。],建炎年间曾任中书舍人的刘珏亦言:“夫骑兵,虏之长技,而不习水战。”[[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一,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9页。]宋高宗仓皇逃到海上之时,和州防御使、枢密院提领海船张公裕以水军击退击退金军的追击,保住了高宗朝廷;采石之战中虞允文能击败完颜亮数十万大军,支撑东南半壁山河,除个人的军事指挥才能外,水军亦发挥了重要作用。水战中战船的打造至关重要,王彦辉言:“大江以南,千里浩渺,欲控扼,非战舰不可。大江以北,万里坦涂,非战车不行”[[宋]吕中撰,张其凡、白晓霞整理:《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59页。]。宣抚司也参与这项事务,宣抚司重视船只的制作,一直延续到乾道年间。“(乾道五年)四川宣抚使司言,利、阆州岸……泸、叙、嘉、眉等州打造马船一百十七只,委官相视选拨往江池州都统制司。其利州所管止十二艘坚壮,并阆州委官选择,止十三艘堪修,余打造年深,板木朽损,乞除两州所选二十五艘外,余数下所委官估卖向价。诏令宣抚司将堪用船二十五艘疾亟发往江、池两都统制司收隶,余船令本司措置修整”[[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五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133页。]。

 

  此外,川陕地区的森林区也满足了建造战船所需的木材。史念海认为,两宋时期,在陕南的秦岭山区、陕北洛水中游的桥山地区、陕南黄河沿岸的吕梁山、中条山与河南的伏牛山以及甘肃陇东南一带的陇山等地,仍有大面积成片的茂密的原始森林分布。[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见《河山集》(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261—279页。]张全明认为四川地区相对原始的生态环境状态,使这里的森林植被一直被保存相对完好。[张全明:《两宋生态环境变迁史》,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79页。]

 

  3.1.2政治措施

 

  ①黜陟官员,为战服务。

 

  所谓黜陟,是指下属官员升迁或降职,一般来说,上级官员只是执行“举按”权,即按事实报告下级之功过,而升、降官员之权当在朝廷之手[余蔚:《论南宋宣抚使和制置使制度》,《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1期。]。张浚出任川陕宣抚使后握便宜之权,黜陟下属官僚,绍兴三年(1133),张浚被召赴行在,朝廷“罢宣抚司便宜黜陟”,自建炎以来宣抚使独立行使辖区内人事任命、调动的权力,至此在名义上收回,因此该措施以张浚为着笔点展开。四川因其历史沿革,官员的任免权多由本地诸司负责,朝廷不做过多干涉。南宋建炎年间张浚被赋予“便宜行事”之权后,以川陕的局势为考量,调整四川地区的官员,为宋金之间的战役准备。其中重要的一个步骤便是提拔赵开。北宋的分权使导致地方财赋的贫乏,以四川为例,赵开曾言:“蜀之民力尽矣,锱铢不可加”,但宋代四川的财赋名闻天下,茶利、井盐、丝织品等皆是政府的重要赋税来源,赵开此处所说应是指财赋为政府所拥有,仅靠地方所留存的钱帛无力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建炎绍兴年间四川的军队数量巨大,军费激增,仅富平之战张浚就组织了十多万人马,可见川陕地区的驻军数是相对较多的。为筹集军费,“张浚承制以朝请郎、同主管川陕茶马监牧公事赵开兼宣抚司随军转使,专一总领四川财赋”[[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八,建炎三年十月辛丑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60页。],赵开的官职名称表明张浚擢用他是为军事行动服务。赵开在夔路大变榷酒法,“旧四川酒课岁为浅一百四十万缗,自是递增至六百九十余万缗”[[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八,建炎三年十月辛丑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60页。],在秦州置钱引务,于兴州设铸钱司,“悉知虑于食货,算无遗策,虽支费不可计,而赢赀若有余”[[元]脱脱:《宋史》卷三七四《赵开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599页。]。由于赵开积极筹措军费,保证了前线的军需。建炎年间宣抚使的人事任免权不断扩大,绍兴三年(1133)王似向高宗“陈乞覃恩、磨勘、奏荐封赠、循资致仕、遣表、补发付身批书等证明、命官差监司守卒将仕等、官员之乞宫祠、辟官署、年劳酬赏”[[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012页。]等权力,高宗皆从之。张浚对四川地区的官员实行刚柔并用的管理方式,对于不合格的官员予以罢黜,而对于有政绩的官员,即使是与诏令相冲突,张浚也破格提拔,如宇文时中遵从诏令奉祠,而张浚“称其有劳,承制升时中副使,再任”[[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六,绍兴元年八月乙丑朔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974页。]。

 

  除赵开外,张浚还辟刘子羽为宣抚处置司参议军事,承制以宣抚处置使司参议官张深知成都府,并充本路安抚使,擢用吴玠为统制、后升为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吴璘执掌帐前亲兵。张浚所任用官员,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多用川陕人[王秩英、黄艳:《南宋张浚幕府探析》,《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如赵开,四川普州人,任宣抚处置使司随军转运使。冯康国,四川人,及张浚抚谕川陕,“辟康国主管机宜文字”[[元]脱脱:《宋史》卷三七五《冯康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620页。]。王庶,陕西庆阳人,参谋官。郭奕,四川普州人,曾任职于张浚幕府。张浚多用蜀人,一方面是由于蜀地偏远,士大夫多不愿赴边地,只能就近选拔人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张浚是四川名门出身,在当地人脉关系极广,任用川陕之人,可借其熟悉本地事务和民风地理,巩固川陕防区,同时因北宋政府刻意疏远造成蜀人对朝廷的疏离感也能大大减轻。张浚积极援引川蜀之士,给当时朝廷官员以拉山头独立的印象,使朝廷对其渐生猜忌,时人称“绍兴年间,天下州郡遂成三分:一为伪齐、金虏所据,一付张浚,承制除拜;朝廷所有,唯二浙、江、湖、闽、广而已。”[[宋]庄绰撰,萧鲁阳点校:《鸡肋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4页。]这种“三分”天下的局势,定然不为朝廷所容忍,这也是张浚被召回、川陕宣抚处置使权力被部分剥夺的重要原因。

 

  其后的宣抚使也多有以“便宜之权”黜陟官员的情况,但多集中于边远地区官员的任免,如权川陕宣抚副使邵溥提拔宣抚司官员为贵州刺史,“本司提点诸房文字王伟随军调发军马,计备钱粮,措置战守,首尾九年。又措置茶监酒息钱三千余万,制造军器二百余万,类试举人二千余人,一切了毕,已便宜转行贵州刺史”[[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二,绍兴六年甲寅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930页。]。

 

  ②开类省试,笼络蜀士。

 

  类省试,一种特殊的选拔人才制度。在宋代围绕类省试的存废展开过多次争论,其存在可以为朝廷招徕边远地区的人才,但也有官员认为类省试对通过科举考试而登上政治舞台的进士而言,则显得有失公允。南宋高宗年间开类省试虽有选取蜀地人才的目的,更深层的含义是以此部分科举权力的下放换取蜀士对新建朝廷的支持。建炎初期各地并无士人大规模投降金人的现象发生,与南宋晚期的官员呈家族和区域投降“形成变节之风气,导致南宋没有足够多的可倚仗之忠义士大夫”[喻学忠:《晚宋士大夫变节之风述论》,《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两者形成鲜明对比,其原因便是在于科举制的存在。宋代科举不问出身和家世,中进士者皆可登上政治舞台。此外,宋代文化昌盛,士大夫地位崇高,且经济无虞,这些优厚的条件对普通士子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因此宋代文人对朝廷的向心力极强,即使是在动荡的建炎年间,士大夫对南宋政权的支持态度始终不曾动摇,李心传对科举的作用评价甚高,“科举固可以沮天下豪杰之气,亦所以收天下豪杰之心、苟无科举以取之,学校以养之,则士之不知受重者,不入于虏,则入于盗矣”[[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八,绍兴十三年二月己卯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798页。],对继承政权深厚的信赖,是尚处于摇篮期南宋政权最大的政治基础。日本学者寺地遵称“只要科举制还在,在混乱中几无统治能力的南宋朝廷与士大夫地主们,就还能维持其一体感,士人对继承政权的忠心,也就能继续保持”。[[日]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3页。]

 

  笼络士人,既需朝廷的政策,也需要熟悉该地区的士人领袖。身兼宣抚使重任,又为四川望族后裔的张浚,携朝廷之威,开始对蜀士的招揽与笼络。绍兴元年(1131),张浚“始以便宜合川、陕举人,即置司类省试”[[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二,绍兴元年二月丙申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911页。]。此后,四川地区的士人循例参加类省试,张浚以宣抚使之职便宜开科,背后也有朝廷政治上的考虑,“初,朝廷以蜀道远,命举人即宣抚制置司类省试”[[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七,绍兴二十七年五月乙亥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382页。],蜀道远确实是朝廷考虑设置类省试的原因之一,更紧要的是经历建炎年间动荡之后,朝廷对能否控制川蜀之地抱有一定的怀疑。所谓蜀道之远,并非单指距离远,更深层的含义是蜀地人心易动,在面对金军随时可能进攻川陕的局势下,蜀中士人能否守节自保,心向新建的南宋朝廷,这是高宗和执政大臣需思考的问题。开设类省试,使蜀士对新朝心怀向往;录取进士,将蜀中英才吸纳进统治阶层。宣抚使在这一过程中以开放的姿态取士,后类省试交由制置司负责,朝廷逐渐将这一制度形成定制,“绍兴元年六月,始专择诸路宪、漕或帅守中词学之人总其事。因张魏公(浚)为宣抚处置使,以便宜令川、陕举人,即置司州类省试。(绍兴)五年,始试进士于南省,惟四川即试宣抚司,自(绍兴)七年后,又移置制司,迄今不改。”[[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三《类省试》,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62页。]张浚充分利用宣抚使权力,提拔了一批蜀中士子,保证了蜀地士大夫阶层对南宋朝廷的向心力,以致出现“自张浚罢黜,蜀中士大夫皆不自安”的政治现象,从中也可窥见任宣抚使在其中的作用。

 

  在具体政策上,四川类省试考试还体现了其独特性,具体表现为:一是录取名额较为优厚,二是及第等级和职官的授予从优[李晓静:《南宋前期四川军政民事措施研究》,重庆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高宗绍兴年间,四川类省试录取名额一般为十四人中取一人,后改为十六人取一人,“省试,旧以十四人取一名。隆兴初,建、剑、宣、鼎、洪五州进士,三举实到场者,皆以覃恩免解,有旨增省额百人,遂皆以十七人取一人,而四川类省试则十六人取一名,后不复改。”[[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五《淳熙议复四川类省试所减额》,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75页。]在取士的名额上与科举考试有所差别,且在隆兴年间与其它类省试地区亦有所不同,可见朝廷对四川地区采取了特别优待,这于朝廷获得四川地区士人的拥护和认可有重大作用。在职官授予方面,绍兴十八年(1148)八月,高宗下诏,依礼部奏请将四川类省试合格人,“第一等赐进士出身,余并赐同进士出身。今后依此”[[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274页。]。被选取的蜀地士子对南宋朝廷充满了感激,如绍兴二年(1132)张九成被赐予及第出身后,上表曰:“祸乱之作,天所以开圣人。愿陛下以刚大为心,无遽以惊忧自沮。……臣窃谓前世中兴之主,大抵以刚德为尚。……陛下日御便殿,亲近儒者,讲诗书之旨趣,论古今之成败,将见闻阉寺之言,如狐狸夜号而鸱袅尽舞也。”[[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四,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51—152页。]由此“上感其言,擢九成第一。”[[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四,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52页。]宋代科举录取名额虽多,但那是与隋、唐相比,就社会广度而言,名额依旧显得稀少,因而这一单独赐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仍具有相当分量的政治意义,包括与后世的元、明朝相比,南宋初期四川的录取名额都已经算较多的。据严耕望统计,元朝参加会试的名额分配上,四川地区仅有八人,只高于征东、岭北和甘肃三个行省,远远低于北方和东南地区的分配名额。[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22页。]明代则更是将四川地区划分到中卷地区,录取额仅占百分之十,且需与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共分名额,[据《明史·选举志二》记载:洪熙元年,仁宗命杨士奇等定取士之额,南人十六,北人十四。宣德、正统间,分为南北中卷。以百人为率,则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南卷,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北卷,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中卷,四川、广西、云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也。]由此可见南宋朝廷对于四川地区的重视远远超过前世和后世的王朝。朝廷借类省试单独选拔蜀中人才,政治上的考虑多于文化上的思量,但这无形中增加了蜀士对南宋王朝的向心力和归属感,南宋巴蜀地区史学家辈出,如李焘、李心传、王偁等,后人称“唐后史学莫隆于蜀”,南宋巴蜀文化的继续发达,与类省试有密切的关系[祝尚书:《论南宋的四川“类省试”》,《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3.2四川制置司

 

  南宋初期四川制置司乃是因局势动荡,朝廷无暇西顾而设立,南宋朝廷对于地方的军政长官任免往往有着一定的政治规矩,位高者往往用宣抚使、宣抚处置使,官位较低者则分别用招讨使和制置使的头衔[王曾瑜:《宋朝宣抚使等的属官体制》,《文史》第二十二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98页。]。初设时,制置使的职能、辖区略小于宣抚使,后因局势变化而相应调整,二者未有太多明确区分,且职能辖区亦有重合,遂成平级机构。可并存亦可更替,若同时存在,则宣抚司更偏重军事,制置司侧重于民事。若两者只存其一,则职能并无清晰界定。但由于四川地区在南宋初期特殊的战略位置,二者时有并存[田萌萌:《南宋乾淳年间陆游与蜀地幕府之渊源》,《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第11期。]。制置司的作用是体现在对地方民政的控制上,使“号令之间,宜知国体”。[王智勇、王蓉贵主编:《宋代诏令全集》卷二〇八《官吏拜罢·馆阁与殿阁三》,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五册,第1957页。]据吴廷燮《南宋制抚年表》所载:“四川制置使、兼成都路安抚使、知成都府,领成都剑南西川、崇庆节度、嘉定嘉庆节度三府、眉、彭、绵、汉、邛、黎、茂、雅、简等十一州、永康石泉二军,兼领利州东、西、夔州、泸州四路。”可以看出四川制置使辖区:领三府、十一州、二军、四路,对于当时丢失中原之地的南宋朝廷来说,已是非常大的区域了。绍兴年间四川历任制置使如下表:

 

  表3.2绍兴年间四川历任制置使表[姚建根:《宋朝制置使制度研究》,复旦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

 

  年份官员名字文献出处

 

  绍兴五年(1135)席益《要录》卷九四

 

  绍兴八年(1138)胡世将《要录》卷一一八

 

  绍兴十八年(1148)李璆《宋史》卷三0《高宗本纪七》

 

  绍兴二十一年(1151)曹筠《要录》卷一六二

 

  绍兴二十三年(1153)萧振《要录》卷一六四

 

  绍兴二十四年(1154)符行中《要录》卷一七0

 

  绍兴二十五年(1155)萧振《要录》卷一七0

 

  绍兴二十七年(1157)李文会《要录》卷一七七

 

  绍兴二十八年(1158)王刚中《要录》卷一八0

 

  绍兴三十二年(1162)沈介《吴郡志》卷一一《本朝牧守题名》

 

  绍兴年间四川制置使皆以文臣为核心,这一点从其官职名称可知,制置使皆带帝阁馆阁之名,“书殿延阁,寓直之名”[王智勇、王蓉贵主编:《宋代诏令全集》卷二〇八《官吏拜罢·馆阁与殿阁四》,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五册,第1971页。],虽多是虚职,但其政治地位较高。如北宋时期,许多国家重大决策的谈论议政活动在帝阁举行,便于君主与顾问官进行小范围甚至单独进行讨论[汪潇晨、龚延明:《宋代帝阁双重职能研究——以宋代帝阁职能、职名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3期。],朝廷以学士文官任职于四川,便是希望借助其丰富的政治经验管理四川民政。制置使长官多有任职中央的经历,如席益绍兴元年(1130)九月任徽猷阁待制[王智勇、王蓉贵主编:《宋代诏令全集》卷二〇八《官吏拜罢·馆阁与殿阁三》,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五册,第1957页。];李璆绍兴二年(1132)任集英殿修撰[王智勇、王蓉贵主编:《宋代诏令全集》卷二〇八《官吏拜罢·馆阁与殿阁三》,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五册,第1964页。];胡世将绍兴四年(1134)任礼部侍郎[王智勇、王蓉贵主编:《宋代诏令全集》卷一六六《官吏拜罢·中央行政官员一三》,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五册,第1543页。]、刑部侍郎[王智勇、王蓉贵主编:《宋代诏令全集》卷一六七《官吏拜罢·中央行政官员一四》,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五册,第1545页。],绍兴五年(1135)任兵部侍郎[王智勇、王蓉贵主编:《宋代诏令全集》卷一六八《官吏拜罢·中央行政官员一五》,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五册,第1557页。];李文会绍兴十三年(1143)任殿中御史[王智勇、王蓉贵主编:《宋代诏令全集》卷一九八《官吏拜罢·司法监察机构官员四》,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五册,第1861页。]和侍御史[王智勇、王蓉贵主编:《宋代诏令全集》卷一九八《官吏拜罢·司法监察机构官员四》,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五册,第1863页。];曹筠绍兴二十一年(1151)任集英殿修撰[王智勇、王蓉贵主编:《宋代诏令全集》卷二一〇《官吏拜罢·馆阁与殿阁五》,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第五册,2012年,第1977页。];王刚中绍兴二十八年(1158)任起居郎[王智勇、王蓉贵主编:《宋代诏令全集》卷一七三《官吏拜罢·中央行政官员二〇》,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五册,第1610页。]和中书舍人[王智勇、王蓉贵主编:《宋代诏令全集》卷一七四《官吏拜罢·中央行政官员二一》,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五册,第1615页。];沈介绍兴二十八年(1158)任秘书少监[王智勇、王蓉贵主编:《宋代诏令全集》卷一七四《官吏拜罢·中央行政官员二一》,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五册,第1615页。]。制置使长官乃中央中层官员出身,与朝廷关系较为紧密,朝廷也希望制置使“抚驭将士,先之以和,肃清边陲,镇之以静”[王智勇、王蓉贵主编:《宋代诏令全集》卷八九《政事·诫饬六》,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四册,第807页。],调节地方官吏之间的矛盾,保证战时体制下后方的稳定使四川地区成为朝廷可倚靠的北伐基地。正如隆兴初期孝宗对制置使沈介所指出:“本朝以制置使,冀协和以济事,而比来进取议论,乃有不与闻者,朕问之,不知良非本意,卿可与国相体商订,务为尽善,于璘有助可也,李师颜之在兴元,王彦之在金州,皆可倚仗,赖璘与卿悉调护之……兵势稍强,民力稍裕,恢复之举当自西陲始,卿其念之,故兹诏示,想宜知悉”[[宋]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六《赐四川制置使沈介诫谕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1册),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81页。]。诏书中透露出孝宗希望地方文武能通力合作,这当然离不开地方行政长官制置使的努力。四川地区北与金国相邻,西南与蛮夷相接,民政和军政皆属繁杂,制置司则主要负责这些具体的民政事务。如从治所的布局看,制置司位于成都府路,周边人口密集,且四川地区以成都府路经济较为发达,因此制置司治所未有太大变化。而宣抚司因以军事为重,军事行动的突出特点是瞬息万变,为了配合军事行动,治所常随战争进程的不同而改变,便于更好的应对战争局势的变化,如初张浚开幕府于秦川,后因战争失利,移师兴州等地。总体而言,制置司以处理民政事务为主要政治任务,宣抚使则为战争服务。两者在某些历史时期有所交集,但又有所区别。

 

  制置司的存在意在治理民政,因而其措施多涉及民政,而军事方面鲜有触及。具体事务则为:措置蛮夷、运粮输边、购买军储、抚恤将士和归正人。

 

  3.2.1经济方面

 

  ①运粮输边

 

  四川地区河流众多,灌溉水源充足,都江堰的开凿更使蜀中的储粮能独立支撑一方,诸葛亮以蜀地一州之力便可养活十万军队,北伐曹魏;前蜀和后蜀能割据,不与中原各国相来往,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四川地区粮食能自给自足。四川地区粮食虽多,但地理上的先天劣势是很明显的,那便是运输的问题,四川地区除成都府路为一马平川之地,其余多为山地,而将粮食运往川陕前线是极为艰难的,“自重兵聚关外以守蜀,而粮道险阻”[[宋]吕中撰,张其凡、白晓霞整理:《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83页。],“漕舟出嘉陵江,春夏涨而多覆,秋冬涸而多胶”[[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八,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273页。],“运粮一石,民间费钱十千”[[宋]吕中撰,张其凡、白晓霞整理:《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08页。]。以诸葛亮为例,《三国志》中多次记载蜀军因粮食耗尽而导致失败。北伐初期诸葛亮虽能取得小胜,但最后往往退军,原因就是蜀军后勤补给线拖长,以四川之粮运至前线,需越八百里秦川,非数月不至,因此蜀军只能速胜,否则便是粮尽退兵。富平之战中张浚倾川陕之兵惨遭失败,后再无力组织大规模战役。究其本质,富平之败“宋军伤亡并不太重”[王曾瑜:《宋金富平之战》,《中州学刊》1983年第1期。],这点从战后张浚依然能收拢近十万溃兵可以看出,真正的损失是军资器械方面,这一仗丢掉了数年之储存,“簿书、辎重悉皆焚弃”[[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卷八《高宗皇帝八》,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273页。],从而使川陕之地遭受了重大损失。“兵不如者,勿与挑战;粟不如者,勿与持久”[[宋]罗大经撰,孙雪霄校点:《鹤林玉露》甲编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页。],因而制置司所做首要之事便是运粮供给军队和边民,稳定边界。绍兴初期川陕地区的运粮民力耗费巨大,“绍兴初,创行陆运,调成都、潼川、利州三路夫十万人,县官部送,激赏争先,倍道而驰,昼夜不息,十毙三四。”[[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八,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273页。]针对这种情况,绍兴八年(1138)四川安抚制置使胡世将之父、刑部尚书胡交修上疏新方案:“欲三月已后,九月已前,第存守关正兵,余悉就粮他州。如此则给守关者水运有余,分戍者陆运可免。”[[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八,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273页。]于是高宗采纳这一方案,并诏令吴玠施行[[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八,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273页。]。对于川陕地区的粮食运输,朝廷给予了相当的重视,高宗多次下诏敦促边粮的转运,如绍兴九年(1139)七月十四日壬辰降诏,“夫秦陇之地,有无相足,乖暌十稔,始还其旧。民物利疚,两地惟均,尔等所宜知也。转输之任,其为朕并任之,取诸济而已。”[王智勇、王蓉贵主编:《宋代诏令全集》卷二〇八《官吏拜罢·馆阁与殿阁四》,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五册,第1971页。]后担任制置使的王刚中也提到边防之事首在练兵和积储粮食,“考练文武之才以择将帅,简汰冗食之卒,蒐战士,积榖以实边储,节用以备器械”[[宋]孙觌:《鸿庆居士集》卷三八《宋故资政殿大学士王公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5册),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11页。]。绍兴初,席益首创转般摺运之法,作为潜运六策之首。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该方法没有真正施行。后胡世将任四川安抚制置使时,“乃复前大帅席益转般摺运之法,粮储稍充,公私便之。”[[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一,绍兴八年七月癸丑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260页。]即使如此,边地的粮道运输仍较为困难,甚至影响到宣抚使治所的迁移,绍兴十二年(1142)宣抚副使郑刚中将治所由河池移至益昌便是因为馈饷不继,“旧置司绵、阆之间。及胡世将代吴玠,就居河池,每以馈饷不继为病。至是罢兵,副使郑刚中乃还居益昌以省费。”[[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九,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333页。]

 

  ②购买军储

 

  川陕战区驻军数量庞大,军费开支激增,军队的供给长期以来困扰着历任制置司,所谓“经费之大,莫过于养兵”[[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四,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55页。]。绍兴六年(1136),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以便宜之权增印钱引三百万缗,用于购买军储物资,“制司印钱始此”[[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六,绍兴六年十月壬子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991页。]。制置司直接掌握发行货币的权力,主要目的是解决军队的开支,一是支付军队各级军官和士兵的俸禄,二是整饬军备之所需。当蜀地因粮食而产生问题时,制置司所考虑的是竭尽全力供应军队,保证军队的粮饷,甚至不惜扣留地方税收,绍兴三十一年(1153),萧振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军储适阙,仓吏以窘告”,萧振上奏留下糶米以弥补军食的空缺,“奏留对糶米八万解以足军食,以其直归计所”[[元]脱脱:《宋史》卷三八〇《萧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727页。]。以此后的历史看来,在军储供应这方面,四川制置司是较为尽职尽责的。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制置使通过增印钱引来筹集军费,本是战时经济下的无奈之举,一方面可以部分解决军队捉襟见肘的开支,缓解边军的矛盾,有利于战时的军队管理,但另一方面,该措施无形中会导致通货膨胀,使经济处于紊乱状态,让动荡不安的局势更加充满变数。这种权宜之策缺乏长远的、整体的考虑,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战区的通货危机[姚建根:《宋朝制置使制度研究》,复旦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

 

  “师旅所兴,最先粮草”[[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四,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56页。],为供应前线驻军所需粮食,时人多主张列置田官募民屯田,屯田之事在乱世中有着稳定人心的作用,三国之争中曹操“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晋]陈寿撰,陈乃乾校点:《三国志》卷28《魏书·邓艾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75页。]。李迨认为:“欲省漕运,莫若屯田。”[[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六,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221页。]正如宋代理学宗师胡宏所说的屯田之利:“富国强兵,一也;消弭群盗,二也;行师省转输之劳,三也。”[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四三八七《屯田》,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98册,第320页。]同时胡宏还指出在四川地区屯田除了供应川陕战区军需外,还可支援其它地区,“方今江北汉南郡县,土地膏腴,率多荒废,遗民艰食,死亡几尽。宜如曹操列置田官,专典农事,募民屯田,下巴、蜀之粟,出巴、蜀之牛,以给贫民,使安生事。民闻之,必竞来归。”[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四三四八《屯田》,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98册,第320页。]此外,胡宏还以史为鉴,说明屯田的重要性,“师旅之兴,常患粮食乏绝,故楚、汉争敖仓,王世充、李密争洛口。三国之时,江、湖、海、岱,王公十数,多以乏食而自破。曹操知时务之要,募民屯田,置典农之官,于是所在仓廪丰实,征伐无运粮之劳,兼并群雄,强于天下。”[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四三四八《屯田》,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98册,第320页。]绍兴元年(1131)广州教授林勋献本政书十三篇,指出屯田之必要性,在于稳定兵民人心,同时可收税以资国用,“国朝兵农之政,大抵因唐末之故。今农贫而多失职,兵骄而不可用,是以饥民窜卒,类为盗贼。宜仿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亩,其有羡田之家,毋得市田,其无田与游堕末作者,皆驱之使为隶农,以耕田之羡者,而杂纽钱榖,以为什一之税。……行之十年,则民之口算,官之酒酤,……皆可弛以与民。”[[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25—126页。]工部侍郎韩肖胄在都司时尝言:“国以兵为强,兵以食为本。……以修农事,则转输可省。”[[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33页。]制置使积极鼓励营田之事,并根据所种营田的收获粮食进行官位的升降,“乞依绍兴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已降指挥,欲自绍兴三十一年为始每岁候夏秋收成了毕,从两都统开坐诸头项所种营田顷亩、土色高下、元子种子、所收斛斗数目,并主管或提振营田官职位,关报四川安抚制置司并总领所,同共参照,通行比较赏罚。”[[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675页。]同时营田屯田之事,作用甚大,“军士所屯之田,皆相其险隘立为堡寨,寇至则保聚捍御,无事则乘时田作,其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少增钱粮,官给牛种,收其租利,有急则权罢之使从。”[[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34页。]

 

  3.2.2民政方面

 

  ①措置蛮夷

 

  四川地区地处西南,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导致四川制置司长官除应对军事冲突外,更担负起了措置蛮夷,维持边境稳定的重任。王明珂曾言:历代华夏政权并不依赖剥削边缘人群来维持。一般而言,传统华夏统治阶层最擅长的是剥削华夏农民。相反的,华夏边缘必须顺服、安定,以造成太平盛世的意象。为达到此目的,除了武力威胁外,多数时候华夏政权对于边缘人群是诱之以利,将他们维系在华夏四周,……如此以强化异质边缘的办法,来强调华夏间的同质性与增进彼此的凝聚,其目的仍是为了维护华夏的共同资源。[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412页。]所谓的边缘人群多半指的是华夏政权之内的蛮夷民族,“诱之以利,将他们维系在华夏四周”,乃是唐宋羁縻政策的本质所在。[董春林:《以盐制夷:宋代西南民族地区羁縻政策管窥》,《广西民族研究》2015年第4期。]宋代的西南地区,总的来说民族间的冲突较少,可是相当于现今泸州、宜宾的这片土地却是个例外。[刘复生:《西南史地与民族——以宋代为重心的考察》,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115页。]南宋政府于绍兴五年(1135)设立四川制置使后,制服蛮夷、稳定西南地区稳定便成为历任制置使需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西南周边蛮夷集中于嘉州、黎州、雅州、龙州、叙州等地区。自北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提出以盐利为代价的蕃官政策后,这一措施此后一直为南宋所用。有学者研究指出:以盐利为代价的蕃官政策在南宋初年几乎成为泸州乃至其他川峡地区蕃官的例行福利[董春林:《以盐制夷:宋代西南民族地区羁縻政策管窥》,《广西民族研究》2015年第4期。]。如绍兴十七年(1147)兵部上言泸州设置的西南蕃都大巡检使参照政和七年(1117)指挥序资[[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862页。],绍兴三十年(1160)蕃部判孺承袭其父落抵,“充西南蕃都大巡检使,每年支盐一千斤,彩绢四十匹”[[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862页。]。但由于蛮夷交界地区涉及诸多部落,因利益不均,少数蕃部仍有挑衅之举,制置司便遣兵征讨。如绍兴三十二年(1162),因多与蛮夷有边界摩擦,朝廷下诏四川制置司措置嘉州土丁夷獠之事,对寻衅扰边的蛮夷进行讨伐,制置使王刚中在家书中提及征讨番蛮之事,“(王)刚中既在军前,还驻利州,复得指挥,近措置夔门关隘,已暂还成都,遣兵至夔门讨御番蛮,抚慰军民,旦夕或再至利州也”[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四三四八《帅蜀家书》,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97册,第63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也记载了此次战役,“制置使王刚中遣正将李毅发八州兵千余人来援,……告捷于成都。”[[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四,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戊戌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816页。]

 

  南宋时期四川地区的蛮夷多次爆发动乱,皆由制置司调兵平叛。如淳熙年间五部落之变,即是制置司组织兵力平息了变乱,“制置司先调绵、潼之军二千八百人,急于星火,夜行白三、四十里……今制置司又亟调两都统司剑、阆、利州屯驻军三千人……七月,制置司亦奏黎蛮已反巢穴,乞抽回大军,量留戍卒。”[[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九《庚子五部落之变》,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858页。]

 

  ②抚恤将士和归正人

 

  南宋和金国之间多此攻伐,死伤甚重,而对伤亡将士的安置和有功之人的奖惩,事关军心的稳定,朝廷多次下诏核实军队战损的情况,以求赏罚严明。如绍兴七年(1137),朝廷命四川制置大使抚恤刘惟辅、张严家属,其兄弟子孙,“皆与升等差遣,无官人具名申枢密院”[[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八,绍兴七年正月乙酉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036页。]。二月,四川制置司查实了故中散大夫魏彦明战死延安的事实,要求优恤,朝廷特赠魏彦明为中大夫,并授予其子官职。另对于将士奋勇作战也需制置使奖赏官资,绍兴三十二年(1162),四川宣抚制置使司言:“将官彭清等会合军马打破方山原,部押官彭清等三人各拟转两官资。首先商城都虞候王德等一十一人,各拟转两官资。有伤中人更与转一资。一拥经战王鼎等八百二十二人各拟转一官资,有伤人更转一资。”[[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宋会要辑稿·兵一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000页。]另绍兴末年吴璘率军收复德顺之战中,统制朱勇为金军所执,不屈而死,四川制置使沈介奏:“忠义之节,古烈不能过。望加赠恤之典。”[[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十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444页。]朝廷下诏赠朱勇承宣使。

 

  宋金对峙局面下,自北方中原之地脱金入宋之人颇多,宋代称沦于外邦而返回本朝者为归正人,宋代文人大臣对此多有记载。[《朱子语类》卷一一一:“归正人元是中原人,后陷于蕃而复归中原,盖自邪而转於正也。”叶适《上殿札子》:“陛下感念家祸,始初嗣位,葺两淮,理荆襄,慰绥蜀道,安集归正人。”]建炎绍兴年间对于如何处理归正人的问题,朝廷内部发生过多次争论,地方的政策也因此而多次改变。在宋金关系敏感时期,地方官员多禁止北方人进入境内,四川地区就发生过流民武装企 强行入川的事情。绍兴末期,禁令有所松动,(绍兴)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臣僚上言:“沿边州军有自北来归之人,置籍抄录姓名,出给公据,使皆着业。其愿为农者,许请官田,立定顷亩,永为己业。贫不能辨牛种农具者,官给之,仍免十年差科税赋。愿为兵者,发赴军前,免刺面,补为効用,优支请给。如材艺过人,可备使令,许主帅量材录用。士人听于所在州军入学,听读赴试。官员给外,与不厘务差遣一次。或无屋宇可居,听于寺观权暂安泊。老疾孤独,别作存恤。其有率众来归,人材可用,乞加旌擢,以示劝激。”从之。[[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宋会要辑稿·兵一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918页。]

 

  四川地区因位处前线,多有归正人入境,四川宣抚制置司以朝廷诏令为准,对该群体进行安置,有时也依据归正人此前官职高低进行重新授官。(绍兴)三十二年二月四日,四川宣抚制置使司奏:“北官忠翊校尉张公颐先因归朝,补进义校尉,累与金贼经战,转从义郎,后因陷伪,受到伪正隆二年五月敕牒,授换忠翊校尉。今来复归本朝,本司依例拟转一资,于下班祗应上补进义校尉。乞详酌于元受从义郎上补换推恩。”诏张公颐特与补换忠训郎,缴到付身,令尚书省毁抹。[[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宋会要辑稿·兵一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917页。]在宋金交战时,对于归正人的招纳活动也在积极展开,绍兴三十一年(1161)宋高宗令四川宣抚司发兵收复失地,后通过总领四川财政的王之望同中央的公文内容可以大致推算出这一时期四川地区所招归正人的数量。绍兴三十二年(1162),王之望上书“见今三帅分头征讨,官军、义士与招降之众,几十二万人”[[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八,绍兴三十二年三月丙寅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907页。]。随后,王之望与虞允文商讨拨付籴粮本钱时对四川地区御前诸军数量统计为95600余人。两项数据之差,即24400人。这一差值,主要以归正人组成的忠义民兵的形式存在[张冲:《南宋归正人若干问题研究》,河北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归正人中加入南宋军队后做出了牺牲和贡献,张浚对归正军兵的功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国家自南渡以来,兵势单弱,赖陕西及东北之人,不忘本朝,率众归附,以数万计。臣自为御营参赞军事,目所亲见后之良将精兵,往往当时归正人也。三十余年捍御力战,国势以安”[[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八八《张浚论归正人利害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16页。]。裴淑姬认为,归正士人和官员对于南宋朝廷来说无疑是一把双面刃,如果政策措施得当,能充分发挥这些人的积极作用,确实可以使他们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裴淑姬:《试论南宋政府对归正人的政策——以科举、授官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

 

  3.3四川总领所

 

  南宋建炎年间赵开“专一总领四川财赋”乃是四川总领所的先声,设置总领所的目的,在于削弱宣抚使之权力,将军政权与财权分立,以达到集权中央之效果[雷家圣:《南宋四川总领所地位的演变——以总领所与宣抚司、制置司的关系为中心》,《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009年第41期。]。何玉红将南宋四川总领所具体职责概括为:筹集粮饷、稽查军政、荐举和按劾地方官员、赈灾济贫和对外支付等[何玉红:《试析南宋四川总领所的职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山内正博研究指出,总领所设置的目的,除了理财之外,面对南宋初年以来日益强大的地方武将势力,也可以对这一群体进行监察制御[[日]山内正博:《有关南宋时期设置总领所问题的考察》,《史学杂志》1955年第64期。]。朱熹认为总领所的设置是“以总制财赋为名,却专切报发御前兵马文字,盖钦阴察也。”[[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二八《法制》,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077页。]总领所任职官员多要求以干练的能吏为主,如宋高宗称赞赵开“以尔干局敏强,性资忠厚,远将使指,克以才称……益思竭尽,嗣有宠褒。”[王智勇、王蓉贵主编:《宋代诏令全集》卷二〇八《官吏拜罢·馆阁与殿阁三》,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五册,第1956页。]关于总领官的开始时间,学界有所争论,余蔚、何玉红等认为“总领”作为官名出现,始于建炎三年(1129)的赵开[余蔚:《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复旦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何玉红:《南宋西北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四川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而胡宁、雷家圣则认为总领作为正式的官称,应当始于姚舜明总领大军钱粮[胡宁:《论赵开总领四川财赋》,《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雷家圣:《聚敛谋国——南宋总领所研究》,台北:万卷楼 书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19、139页。]。对于此处的争论笔者更倾向于前者,以四川总领所的产生过程来看,其诞生之初的缘由是为川陕战区的战争服务,建炎三年(1129)赵开为军队筹集军粮,后南宋朝廷逐步赋予更多的实权,使其成为川陕地区的三大高层官职。到了绍兴三年(1133)姚舜明总领都督府钱粮时,权限范围已有扩大,但并非总领所最初设立的本意。因此,以建炎三年(1129)作为总领官的开始似乎更为妥当。

 

  3.3.1军事作用

 

  ①节制武将

 

  宋朝以文臣知州,但川陕战区因战略地位重要,有时也以武将知州。吴玠作为地方武将的代表,在用人上也偏向于武将集团,加上张浚被召回后,继任者多不能制衡吴玠,朝廷便希望从军费方面限制武将势力的坐大,将四川的局面掌控在中央政府手中。绍兴六年(1136),已有官员指出川陕地区军费消耗的异常情况,“绍兴五年之数,比绍兴二年四倍,比三年三倍,比四年一倍,每岁倍索,稍有稽缓,直申朝廷,遂云误国。夫粮所以赡兵,必兵倍增然后粮亦倍增,未闻其逐年益兵也”[[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三,绍兴六年七月乙未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950页。]。军费逐年增长,但军队数目却未曾增加,军队的腐败现象十分严重,而武将要求增加军费,除军费消耗巨大和贪腐之外,还在于为日后兵败预设退路,将失败的责任推卸在漕臣身上,“度其私心,盖谓倍索粮数,必有亏额,恐因寇至兵溃,欲移罪于漕运之臣”[[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三,绍兴六年七月乙未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950页。]。川陕驻军军费按士兵数量支付,实际消耗不大。开支之所以逐年增长,在于以官兵折估钱的名义额外支出,致使军费开支泛滥[何玉红:《腐败与弊政:南宋川陕抗金军政的另一面》,《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针对此种情况,朝廷以总领所监督军费,企 以此解决川陕军队“支费泛滥”的症结,改变地方武将通过军费要挟朝廷和地方官员的现象。

 

  吴氏家族久握重兵,在川陕军中威信极高,军中事务多以吴玠和吴璘的处理意见为主,绍兴六年(1136)后,吴玠已处于川陕地区的权力巅峰,“专治兵事,军马听玠分拨,……旧宣抚司有兵三万,马数千,至是皆属玠矣”[[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七,绍兴六年正月辛巳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851页。],中央能节制吴玠的手段只有通过军费这一种方式,担任都转运使的赵开在此种局势下成为了朝廷制衡吴玠的人选。吴玠与赵开的矛盾爆发点是关于运粮方式的选择上,吴玠主张陆运,赵开坚持水运。两者的区别在于“水运迟而省费,陆运速而劳民”[[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〇,绍兴七年四月丙辰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068页。],而吴玠作为以军事为重的宣抚使,首先考虑的是前线军粮能否快速运达,因为军粮关乎驻军的稳定,绍兴八年(1138)吴玠军中缺粮以致军属喧闹,险些酿成兵变,便是因军粮问题而引发的军队动荡。赵开作为总领所官员,他所面对的不仅是川陕驻军军粮的问题,更需考虑四川地区的长久稳定和民力负担,水运能节约运费,节省民力,这是赵开坚持以水运为运输方式的缘由。即陆道运输粮饷,需要使用车载或担负,利用人力或畜力,耗费甚高;乘舟投送兵员粮草,可以利用风力、水力,耗费相对较低。侍御史周秘对两者的不同分析得更为准确:“水运稍远,其行虽迟,而所费至少;陆运稍近,其行虽速,而所费至多。宣抚司欲其速至,则必以陆运为便;总制官欲其省费,则必以水运为便。此大将之所以有言,而漕臣之所以自辩也。”[[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二,绍兴六年辛酉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937页。]对军粮运输的问题周秘还提出了解决方案“命川陕宣抚司预计一年之费,分为四限,令总制财用官常于一季前应办。其水陆般运悉从民便,庶不误于军期,亦稍宽于民力”[[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二,绍兴六年辛酉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937页。]。把军费分季节运输,视民力的宽裕而定,这种方式不失为解决运输问题的好办法,但“水运与陆运不仅仅是粮饷转运方式的区别,更涉及到财政权的归属问题,水运与陆运之争的背后是武将对财政权的争夺”[何玉红:《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23页。]。何玉红认为“吴玠坚持陆运是试 获取财政权力的一种手段而已,至于是否缺乏军粮倒在其次,这是武将势力日益增长的一种反映”[何玉红:《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24页。]。朝廷最后罢免赵开,从表面上看是吴玠与赵开之争最后以吴玠的胜利而告终,但实质上背后真正的受益者是南宋朝廷。吴玠和赵开争执不下,都需借助中央的诏令迫使对方就范,无形中提高了中央的权威,陶晋生指出:“自从苗刘乱后,高宗就对诸将处处防范,逐渐加强控制。他认为武将尊重朝廷,重于收复失地。”[陶晋生:《岳飞与完颜宗弼》,《岳飞研究》第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7—18页。]军粮运输问题后一直成为朝廷掣肘吴家军的重要手段,朝廷罢免赵开后派遣李迨任都转运使,为安抚吴玠,暂时放宽了财政权,但吴玠逝世后,当时任职四川总领所的王之望便将财政权牢牢掌握在总领所的手中,在关于拥有军队粮饷开支中占有绝对的权力。后来的吴曦之乱被迅速平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掌握粮饷供应大权的安丙在政治上选择了中央朝廷。粮饷作为军队的生命线,安丙本为吴曦所信任,但在吴曦叛乱时投向朝廷,使得叛乱军队失去了得以依赖的财政支持,这场叛乱最后草草收场。

 

  除了武将本人外,总领所有时还对武将下属的军队进行管理和约束。吴璘统领川陕驻军后,王之望更是对吴璘所部提出了严格要求:诸将立功之人,若能不犯吾令,更特与优加犒劳,费三二十万引不妨。本所虽用度至广,亦当那融应副。若敢违约束,虽有功者,亦深治之[[宋]王之望:《汉滨集》卷九《与吴宣抚论出征将士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9册),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86页。]。这表明总领所积极参与了对军队的管理之中,一则是对川陕军纪的整饬,更重要的是对武将的诫约。吴璘所统兵众在战争中纪律严整,能征善战,固然出于其治军有术等,但四川总领所对军队的严行约束当是重要原因[何玉红:《战争状态下南宋四川总领所的运行——以王之望为中心》,《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②筹集军费

 

  南宋川陕战区多次成为与金军交战的前线,庞大的军费开支困扰着四川地区的官员。绍兴五年(1135)大臣上奏言四川地区军费开支过大,“四川收钱物总三千六十余万缗,支四千六十万余缗,……而玠一军所费为二千三百七十万缗。”[[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六,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217页。]从汉武帝首次实行官榷酒制度以降,酒利与军费便结下了不解之缘。宋代自始至终实行榷酒制度即与支赡庞大军费分不开[李华瑞:《南宋的酒库与军费》,《人文杂志》2016年第3期。]。自赵开总领四川财赋后,随军转运使和总领官竭尽所能为军费的筹措而奔走,酒税、盐税、茶税逐渐成为军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炎三年(1129)十月,赵开改革酒法,绍兴十年(1140)在四川地区全面实施。从实施之后的效果看,其作用非常明显。由每年收入为钱一百四十万缗增长至六百九十余万缗[[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八,建炎三年十月辛丑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60页。]。从酒税收入所占军费的比重看,四川总领所供给军队钱物,一年支出二千六百六十五万缗,其中酒税为五百五十六万缗,酒税占军费总支出的五分之一左右。新酒法获得高额的收入,缓解了军费的紧张局面[何玉红:《南宋川陕战区军费的消耗与筹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

 

  赵开主持四川财政后,于绍兴二年(1132)改变盐法,尽榷蜀中之盐,赵开于四川地区推行的新盐法,获得朝廷内外的好评,“赵开盐法,最为精密”[[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四《蜀盐》,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00页。]。其具体办法是:一,诸井皆不立额,惟禁私卖。诸州、县、镇置合同场以招商贩,其盐之斤重,远近皆平淮之,使彼此均一而无相倾夺,贵贱以时为翕张;二,盐税分为斤输引税钱二十五文,过税钱七分,住税钱一钱半,每引再纳提勘钱六十文,共计每斤约二十八文由商人缴纳;土产税增添钱约九钱四分,贴纳钱上等井户每百文纳千钱,中等户七百钱,下等户三百钱,平均按每百斤纳七百文计,每斤纳七文,共计每斤纳十七文由井户缴纳;三,盐商必须到合同场缴钱买引后买盐,井户向合同缴纳土产税后卖盐,盐与引行,以杜绝偷税漏税的无税私盐,致使蜀盐尽榷[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144页。]。通过改革盐法,将盐法绑在了军费的战车上,征收大量盐税补充军饷,正是盐法最为“精密”之处[何玉红:《南宋川陕战区军费的消耗与筹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四川总领所赡军钱并金帛,以绍兴休兵之初计之,一岁大约岁费二千六百六十五万缗”,其中“三百七十五万缗盐课”[[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七《四川总领所》,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91页。]。井盐课利解决了南宋川陕战场全部军费的百分之十四。

 

  茶税收入也是川陕驻军军费的重要来源。据史料记载,“茶引钱二百七十万余缗,后增至二千四百万缗,而四川三十州岁产盐约六千四百余万斤,后隶总领财赋所赡军;成都府路九州、利路二州,岁产茶二千一百二万斤,隶提举茶马司买马,皆不系版曹之经费焉”[[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卷三《高宗皇帝三》,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96页。]。赵开整理四川茶税时将官买官卖的榷茶制改为商买商卖,即征收茶引专卖税,每斤春为钱七十文,夏为五十文,外加市例钱、头子钱、住税、过税,则官府征收的茶引、茶税,达到了产品价值的一、二倍。这样做革除了官商的弊病,调动了茶商经营茶货的内在经济动力,促进了茶叶的交换和流通,保证了官府的茶利收入,时称“茶马司之富,甲于天下”[[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四《蜀茶》,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05页。]。赵开之后,继任官员丝毫不改赵开的茶税政策,也反映出新茶法在解决军费中的重要性。

 

  随着战事的发展,盐茶之税的收纳在战役恶化之时稍显不足,总领所官员便通过增印钱引和截留上供钱物补充军需。绍兴三年(1133)九月,赵开增印钱引150万缗[[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八,绍兴三年九月甲寅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323页。];绍兴六年(1136)正月,赵开又增印钱引300万缗[[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七,绍兴六年正月丙戌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855页。];绍兴六年(1136)九月,四川都转运使李迨在获得朝廷认可的情况下,将上供内藏封桩等钱截留使用[[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五,绍兴六年九月庚辰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973页。];绍兴三十一年(1161)完颜亮入侵南宋,军饷开支随之增加,在总领官王之望的请求下,中央允许将上供钱五十万缗截留使用[[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四,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戊戌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816页。];绍兴三十二年(1162)闰二月,四川总领所增引钱引100万道,以备边储、犒军[[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八,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乙未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893页。]。四川地区军费开支增长,频频截留上供财物,致使出现“四川自靖康以来,七年上供,皆为军兴诸处截用”[[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八,绍兴八年三月辛卯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204页。]、“张浚一军以川、陕赡之,刘光世一军以淮、浙赡之,李纲一军以湖广赡之,上供之物得至司农、太府者无几矣”[[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四,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57页。]的局面。高宗对此颇为理解,称“祖宗储积内帑,本以备边陲缓急之用,今方隅多故,军旅未息,宜从所请。”[[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六,绍兴五年闰二月己酉,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636页。]有学者认为认为,北宋政权灭亡后,由于“关陕之兵转而入蜀”以及交通不便等影响,四川地区上供中央的钱粮、银帛等实际上难以输送行在。[李治安:《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7页。]这也是南宋朝廷同意四川地区截留上供的重要原因之一,南宋政府也明白截留上供对解决川陕驻军军费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在特殊时期也会通过增给僧牒帮助四川总领所渡过财政的困难,并且对四川地区采取增给僧牒这一措施一直了持续整个南宋时期,发行度牒成为朝廷和地方筹措资金的一个重要方式。[程民生:《论宋代僧道的文化水平》,《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如乾道四年(1168)朝廷给僧牒助四川总司,[[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十五,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510页。]乾道七年(1171)四川总领所利用僧道度牒措置备边所需物资,[[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十五,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510页。]淳熙四年(1177)总领所乞降度牒二千五百道,措置备边。[[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十五,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511页。]

 

  川陕战区的独立性和重要性,使得该地的驻军数量日益增长,军费开支成为需解决的问题,通过赵开主持四川地区财政后,酒、盐、茶税成为军费来源的重要支柱,对稳定战区产生了巨大作用。战事紧张时,军费开支则更加巨大,与朝廷行在距离较远,无法得到中央的财政支持,总领所官员只得增印钱引和截留上供填补军费的不足,但筹集军费的诸多措施,无一不是民众的沉重负担。南宋时期,蜀道经济带呈现出日益衰败的境况,与筹集军费供应川陕驻军干系至大[何玉红:《南宋川陕战区军费的消耗与筹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这也反映了战时经济的严苛和畸形发展。但总领所在川陕行政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正如宋高宗称赞王之望“川陕用兵,朕全得一王之望之力,大军十余万众,数月与虏角敌,而蜀人不知。之望在蜀,几如萧何之在关中。”[[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十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422页。]总领所起到了聚财谋国的作用,稳定了四川地区的局势。

 

  3.3.2政治作用

 

  ①缓解武将与文官的矛盾

 

  四川总领所与同时期的其它总领所相比,财政的独立性更为明显,“惟四川总领所,自建炎以后专掌利权,不从中覆,故得以守其职业焉”[[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七《淮东西湖广总领所》,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91页。],但这种独立性承担的财政压力更为巨大。以东南三总领所为例,如遇灾害之年,东南总领所可得到中央的财政支援,而四川因地理位置的遥远和财政的相对独立性,当灾害发生时,朝廷往往鞭长莫及,不能及时做出调整,四川总领所需临机决断,以财政支援救灾。如遇战争,四川总领所更需为军队粮饷和军费的筹集而殚精竭虑,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对此有记载:东南三总领所掌利权,皆有定数,然军旅饥馑,则告乞于朝。惟四川在远,钱币又不通,故无事之际,计臣得以擅取予之权。而一遇军兴,朝廷亦不闻。自建炎军兴,赵应祥权监酒之课,折绢布之估,科激赏之费,倍籴本之输,商贾农民,征率殆尽。辛巳之役,王瞻叔无以为计,遂大括白契以赡军。朝廷知其扰民,而不容止也[[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七《四川总领所》,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93页。]。四川总领所集地方之财赋供给前线军队的开支,朝廷设立之时以总领所作为地方财赋的经办机构,这既表明了总领所的独立性,但也将总领所置于众矢之的的位置。战时需应付军队将领的催促粮饷之扰,平时又需向地方州县征敛财物,“于郡县则急其入”[[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〇,绍兴三十一年六月辛未条,第3697页。]。在财赋筹集到军费支出这两个环节中,总领所始终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角色[何玉红:《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39页。]。这种权力格局下的总领所处于矛盾的中心,正如王之望所言:“兵未必日交,谋未必日用,而馈饷则不可一日有阙。在今日总计,忧责最重,了办为尤难也。……职事所行,大抵皆拂逆人情,为众怨之府。”[[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〇,绍兴三十一年六月辛未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697页。]

 

  也正因如此,朝廷对总领所之事多不过问。鉴于四川地区的独立性和防范武将的目的,总领所的设立无形中将本是地方武将与文臣的冲突转移至该机构上,这样能产生两个作用:其一避免武将与地方文官直接冲突,地方武将的军需本应由地方州郡负责供应,但由于吴玠等人本就是地方高级领导,如若由吴玠自己征收军费,朝廷便失去了制衡吴玠的方式,而公开的阻挠吴玠难免会引起武将集团对朝廷的不满,而总领所的存在使吴玠等人的怨恨集中于总领官上,因而吴玠一旦由军饷和总领所产生分歧时,便需依靠中央的力量裁决,朝廷也乐于倾向吴玠,一方面安抚吴玠,达到施恩的效果,维持在川陕军中的威望,另一方面也提醒吴玠等人不要因地域遥远便忽略朝廷的存在,这也是总领所与地方武将矛盾激化时,被罢黜的往往是总领所官员。王智勇认为这恰恰说明了武将势力的膨胀和难制,可以影响中央的决策,笔者认为通过中央的一个诏令认为地方武将权势的膨胀,此说稍显浮泛。因为后世史家在早已知晓结果后,所以更容易根据结果来建立前后因果联系。[关于这一点,近代史的学者已有较多的反思,见罗志田:《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载《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4期。]但对于身处特定环境的当时之人,所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政治利益纠结和现实,他们每一个政治抉择的背后都蕴涵着种种复杂而细微的考量。[仇鹿鸣:《半透明的镜子:司马孚在魏晋政治中的形象与地位》,《学术月刊》2011年第2期。]这一点放在南宋初期的四川地区亦是如此,朝廷虽在处理结果上偏向了吴玠等武将,但并未在总领所的权力布局上有所让步,吴玠只是在政治上获得了胜利,但并无任何实际好处。而且总领所官员握有财政大权,致使地方财政权与行政权分离,地方军人势力难以坐大[陈璋:《论南宋初年四川都转运使》,《大陆杂志》第41卷第5期,1970年。],朝廷并未在这一根本原则上让步。换个角度看,这也可以认为是吴玠尊奉朝廷的证明,无论吴玠和总领所官员孰是孰非,结果都是朝廷获得了政治上的承认和权威的树立。其二则是减轻了地方官员行政的压力,吴玠作为地方武将的代表,兼任川陕宣抚副使,在川陕地区集行政和军权于一身,如若任由吴玠调拨军粮,地方官员则不得不从,但如果供应朝廷的财赋未能合格,州郡官吏也会招致朝廷的责难,绍兴八年(1138)因军粮问题,吴玠“械诸路漕司吏,斩于市”[[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一,绍兴八年七月癸丑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260页。]便是一个例子。总领所的存在成为了武将与地方文官的润滑剂,军粮有失,武将多归咎于总领所;军饷征集繁多,地方财政压力过大,官员则诘责总领所。武将和地方文官的矛盾因总领所的存在有了避免直接冲突的可能,而一旦总领所处理失当,中央也会罢黜总领所官员以安抚地方,这正是王之望称之为“事变之来,千端万绪,一或失当,便触祸机,处势艰危,无甚于此”[[宋]王之望:《汉滨集》卷十《与冯编修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9册),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87页。]的原因所在。

 

  ②监督地方官员

 

  南宋总领所制度的确立,使一个总领所往往统辖数路转运司,这样导致转运司新增一领导机构,余蔚称之为“跨高层准政区”[余蔚:《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复旦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因而转运司有时需为总领所服务,朝廷多次下诏命转运司官员恪尽职守,积极筹集粮饷。如绍兴七年(1137)二月九日诏曰:“朕惟戎兵,国之大事,而民邦本也,二者皆所重。乃军兴十有三载,转饷所资,万民若甚。”[王智勇、王蓉贵主编:《宋代诏令全集》卷八八《政事·诫饬五》,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三册,第804页。]同时在诏令中告诫转运司官员“惟兵是抚,惟民是恤,惟廉平是修,惟公正是务,毋或不迪,丽于邦宪。”[王智勇、王蓉贵主编:《宋代诏令全集》卷八八《政事·诫饬五》,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三册,第805页。]绍兴七年(1137)七月二十八日则下诏诸路转运司应当约束管下州县,如有过失则长官应按劾闻奏,“如州县敢有违戾,或因缘追呼搔扰,许人户径诣本路帅臣、监司或朝廷台部越诉。若所陈自寔,宜当取旨重行窜责,人吏决配。及令提刑司分委官遍诣州县点检觉察,具违戾去处当职姓名,按劾闻奏。”[王智勇、王蓉贵主编:《宋代诏令全集》卷八八《政事·诫饬五》,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三册,第805页。]总领所兼有的高层行政体制决定了其会侵夺地方中层机构的权力。监督地方官员本为宋代监司之职,如北宋前中期曾多次下诏,令监司按劾不法或不胜任官吏。[如太平兴国六年(981),“令诸路转运使察部下官吏,有罢软不胜任、怠惰不亲事及黩货扰民者,条其事状以闻。”又如皇祐五年(1049),诏曰“西川去朝廷远,州县官吏如有贪滥苛刻、庸懦疾病,以害民妨务者,其令转运、提点刑狱司体量以闻。”分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太平兴国六年三月癸丑;卷一七四,皇祐五年正月庚戌条。]因而,总领所在事实上已成为地方诸司的上级机构。

 

  对总领所而言,各地赡军费用虽是直接发往总领所,再由总领所分发至各驻军,因而总领所所需承担运送军费的职责,但转运司在催征一路财赋上仍有责任。如果地方州军拖欠大军钱粮,转运司在催督州县上供时,失于检查是脱不了干系的。为此,总领所不断向朝廷上奏,请求朝廷加强总领所对转运司、州县的赏罚按劾之权。以此提高行政效率,维持军费的正常运送,朝廷对此也有认识,特下诏命总领所监督地方州军官员。“绍兴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诏:四川所屯大军岁用钱物,如州军拖欠,即从所隶漕司按劾。若漕司盖庇,失于检查催发,即从四川总领所按劾。其四路提刑、常平司如拖久违期不起,亦一体施行。”[[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022页。]在这条诏令颁布不久后就发生了“利州路转运判官王陟罢,用太府少卿、总领四川钱粮赵不弃请也”[[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五,绍兴十六年七月丙子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938页。]的事件。绍兴末年时,总领官对拖欠、怠慢赡军财赋的州郡、监司进行了按劾黜责,绍兴二十九(1159)年总领四川财赋军马钱粮许尹言:四川见屯大军,用度至广,年额合起赡军。其间公然拖欠不催,漕司、州郡容庇,不加程督。即目未起钱引计七百二十余万道已行下分催促外,欲乞候岁终从本所取逐路州县拖久数目尤甚者,具申朝廷,重行黜责。[[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023页。]

 

  3.4三大机构的权限变化及特点

 

  南宋初期的局势纷乱异常,朝廷因军事上的失利流亡江浙一带,各地行政组织机构也趋于动乱,高宗于此内忧外患之时继承大统,自上而下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布局。由于四川地区地理位置的独立和隔绝,加之朝廷已认识到川陕之地的重要性,高宗选派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赋予其“便宜之权”,寄希望张浚稳定西南边陲,抵御金军南侵。后随局势变化,增设制置使和总领所官员,构成了南宋初期四川地区的三大高层行政机构。

 

  三大机构在具体的政治地位上有所区别,就职权范围而言,川陕宣抚使的权力大于四川制置使和四川总领所。南宋中期的吕中认为高宗任命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已达到使其专任的地步,“高宗之任浚亦专矣,半天下之责而付之不御之权,浚之自任也重,则控六路之师,后据西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以为定天下之大计”[[宋]吕中撰,张其凡、白晓霞整理:《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26页。]。张浚任职川陕宣抚使时期,是宣抚使职权的巅峰之时,后因局势稳定和朝廷的猜忌,权力逐渐缩小。王秩英认为“一般来说,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便宜之权就有所发展,而当威胁解除时,中央便严密限制、甚至收回便宜之权”[王秩英:《宋代便宜行事规则研究——以军事活动考察为中心》,西北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余蔚也认为建炎至绍兴初期,宣抚使所掌有的权力可与朝廷相比,“宣司在其辖区内承制,即利用朝廷所授予的与朝廷同等的权力,以朝廷的名义,有意无意地排斥朝廷的权力,事实上确实损及朝廷之利益与威仪,难免会引起猜忌,朝廷指责张浚为‘僭’,都是在此背景下必然会出现的结果。俟局势渐稳,朝廷在任命新的宣抚之际,重新设定其权限。”[余蔚:《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复旦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宣抚使权力过大是因建炎绍兴年间政治和军事危机的日益严重而造成的,朝廷新立之时,对边远地区的控制力本就不比平时,在此背景下授予某位亲近大臣以重权整顿边事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实乃无奈之举,待局势稳定后,朝廷便会收回赋予的独断之权,将行政权力重新纳归中央的领导之下。张浚被召还行在后,便宜之权逐渐被废除,“初,(张)浚既受便宜黜陟之命,事重者出敕行之。执政大不平,指以为僭。及浚召还,而王似等代之,遂罢便宜指挥。”[[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四,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73页。]

 

  相较而言,制置使和总领所的权力便较为稳定,其原因在于这两个机构的任职官员多为官位较低者,即使就任高位,政治号召力和资历也不具备独立之势,便于朝廷控制。在具体职务方面,制置使和总领所官员职责多以民事为主,辅以军事之事,对军队方面产生的影响仅限于节制作用,不具有宣抚使那样的领导之权,王化雨称:“按制度规定,制置使虽可‘节制御前军马’,但在实际运作中,与常驻河池等地、可就近控御四川大军的宣抚使不同,制置使因兼任成都知府而必须坐镇成都,与四川大军之间的距离十分遥远,难以真正过问军中具体事宜。”[王化雨:《南宋中期朝廷对四川的经营:以吴挺事迹为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对此有官员屡次上奏请求提高制置司使人选资历和加强制置司权力,如汤允恭上奏称“制置使选任尤重,一司属官,赖以赞佐。每制置使替换,或赴诏命,一司之事,皆在佥厅,官或系选人,而州县观望,亦多灭裂。欲望今后成都知府阙,依条令监司兼权外,缘都大茶马在成都府置司,其制置阙,则差都大茶马,又阙则差总领兼权。所有制置一司僚属,除书写机宜外,其余朝廷选差,或制置奏辟,皆用京朝官”[[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四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993页。]。总领所的职务安排上则以民事为重,即调拨州郡军粮支援军队作战,对军队的干涉较小,在设立之时权力较小,行政上多受宣抚处置使干涉,因而多有官员奏言明确总领所的权限,“全蜀之地,初置宣抚处置使,则许便宜行事;既立总领财赋司,则有措画指挥。二者出于军兴,一时济办,多与一司一路及见行条法不相照应。望降指挥,俾制置司、总领所各具元来所得便宜措置指挥,取会宪、漕、常平司见今州县承受奉行与绍兴新书不同处,及断立罪赏轻重或相牴牾,逐一参照,条具申奏,下敕令所看详,将合存留条件编入绍兴新书,颁降四川专一遵守”[[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宋会要辑稿·刑法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257—8258页。]。在民事方面,制置司和总领所多有共同合作措置民事之举,如绍兴十四年(1144)朝廷认为四川赋税过重,民力衰竭,特派使者入川,同制置司、总领所宽裕民事。“自讲和后,岁减四川钱四百六十二万缗有奇。朝廷对以为重于江、淮,去秋命户部郎钟世明使四川,同制置、总领司措置裕民事。及是,从申减之。”[[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十,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346页。]

 

  对于三大机构的权限,朝廷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但总体而言三者逐渐趋于平衡。如建炎至绍兴初期宣抚司权力极大,可借“便宜之权”任免地方官员和提拔军队将领,局势稳定后,其权力便逐渐被限制,军事职能突出而政治职能被分割;制置司初期权力较为均衡,但官员政治影响力较低,地位上略低于宣抚司,后逐渐加强任官的资历,成为与宣抚司平级的机构;总领所初设之时为军事服务,从属于宣抚司,在朝廷的制衡政策影响下,成为朝廷节制宣抚司的一个机构,权力低于宣抚司和制置司,但深得朝廷倚重。绍兴时期,高宗较为重视制置司和总领所的关系调整,两者因行政上有所重合而常起争端,朝廷多下诏安抚,如绍兴七年《令戒谕席益李迨诏》:川蜀去朝廷甚远,全藉两司协济国事。今览益、迨所奏,务为嫌隙,必致生事,深以为忧。可令学士院赐诏戒谕,仍当深体朕意,毋得因今旨在告待罪,妨废职事。[[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三,绍兴七年八月丁酉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109页。]而在具体任职区域上,宣抚使和制置使略有不同,大体来说,宣抚使任职于战略要地,所担负的防御责任超过一般行政。相对地,制置使主管那些对朝廷具有重要意义的区域,兵多以文职管理者的身份进行工作,较少掌控军务。最为明显之处便是宣抚使多位处战场前线,如兴州等地;制置使则居经济发达区域,如成都府路,经济发展较好的地方便于筹集前线军队所需军饷物资。同一高层政区存在多个并列机构,在理论上最明显的优势是:既能在执行行政任务时进行分工合作,减少各机构工作量,又可进行交叉监察与独立收集信息,[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0页。]便于朝廷控制。不过朝廷在限制地方权力时目的也并未完全达到,因南宋时用兵不断,在分权制衡的表象之下,地方军事长官宣抚使财政长官的关系,一直是前者居于主导地位。[余蔚:《完整制与分离制:宋代地方行政权力的转移》,《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有学者认为“宋代以前的中央政府在地方政府的管理上都力 维持两级制,以便强化对地方的管理与控制。当历史环境变化而不得不建立三级地方政府时,也要尽量使最高一级地方政府处于虚化状态。”[周振鹤:《中央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上),《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周振鹤:《中央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下),《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南宋初期时朝廷可以说是部分坚持了这一原则,但又对其进行了调整,即在南宋初期因局势的危急而不得不放权于四川地区最高军政长官,但随着局势逐渐稳定,又通过制置司和总领所分化宣抚司的权力,这也是南宋中央政府尽力虚化地方最高一级政府的尝试,但四川地区因战争的缘故位处前线,宣抚司的权力虽被分化,却始终未曾被虚化,并且时常因朝廷的不同政策而产生不同的变化,比如南宋中期吴曦之乱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当时的中央政府执政者韩侂胄对于吴曦寄予厚望,增强了宣抚司的权力。

 

  从四川地区的机构安排上,可以看出朝廷对这块中兴之地颇为重视。首先以宣抚司作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提调四川军政要务,维持四川对朝廷的向心力,而后以制置司分割宣抚司的部分行政权力,以总领所作为粮饷筹集的中间行政组织制约总领所军事权力的膨胀,当宣抚司因粮饷问题而心怀不满时,朝廷便以撤换总领所官员作为安抚手段。总体而言,朝廷在维持地方稳定上是以军权、行政权和财权作为制衡的筹码,其重点是保证三者的独立,当一方过重时,以另外两者作为制衡的方式,地方权力的运作由此而展开。这种运行方式的核心是三种权力的不相属,若军权、行政权和财权中的两种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政治格局便会被打破,局势将殊难预料,如此后的吴曦之乱便是因为宋孝宗以军权和财权交于吴曦之手,从而造成了蜀地的动乱。

 

  南宋初期朝廷在四川地区设置的高层机构基本沿袭了北宋分权的准则。随着局势的稳定,宣抚使逐渐以军事为重,制置使则主民政,总领所掌财政,三者的分权完全是中央机构的运行原则,即中书宰相主民政,枢密院主军政,三司主财政,几可谓三权分立制。[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85页。]分权所带来的积极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但其所引发的负面影响也是较为严重的。宣抚使主要负责军事,则其重点在于保证军队的稳定和前线战事的顺利进行,但不断增兵的结果必然导致军队开销巨大,总领所官员不堪其重,则需加重赋征川陕之粮饷,从而使蜀地之民负担加重。因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即财政匮乏,但宣抚司却不断增兵;蜀民贫困,但总领所取财不已;制置司知晓百姓之困,但却不能使宣抚司减兵。这不仅仅是地方机构分权所带来的困局,亦是宋代中央机构的困局。[此种困局早在北宋之时便已存在,据《宋史·食货志》记载,仁宗至和中,范镇言:“古者冢宰制国用。今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视民之困,而不知枢密减兵,三司宽财者,制国用之职不在中书也。”]

 

  3.5余论

 

  宋代的分权组织原则对于后世影响极深,明清两代的地方制度与宋代制度演变之趋势略同,[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49页。]余蔚也指出明清总督之设有南宋制置使制度之遗意。[余蔚:《两宋政治地理格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明代地方以布政司、都指挥司和按察司构成地方三大机构,分管地方民政财政、军事及司法。明朝中叶后因局势变化,于地方设置巡抚一职掌管全省军民财刑诸政,三司行政权皆报巡抚,于是巡抚俨然为都、布、按三司之长官。[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49页。]这一点与南宋初期四川地区的高层组织机构中的宣抚司颇为类似,巡抚和宣抚司皆是因军事原因设立,两者都位高权重,权倾一方,成为地方“元首性之长官”[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74页。]。清代地方政治制度则承袭明朝制度,以巡抚统布、按两司,成为行省之真正长官。但总督之制亦逐渐形成,且辖区多为两省。严耕望对此称:“总督本掌军事,有节制巡抚之权,巡抚本掌吏治,而亦常兼提督军务,职权几不能分,结果总督所驻省之巡抚仅守虚名而无实权,即分省者,军民诸政亦听总督主裁。客观形势虽如此,然巡抚亦多不甘徒拥虚名,故中叶以后督、抚争权不合更时有之。”[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70页。]这也导致清代中叶以后,布、按两司虽然名义上仍隶属于中央,但事实上成为督、抚的僚属,而督、抚又以事权冲突,争衡不睦,形成“专权不一,政事留滞”[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73—274页。]的局面。

 

  地方的集权与分权一直是历代王朝的重视点。地方权力过于集中在某一行政长官手里,容易导致地方权势过重,起割据之患,形成与中央相抗之势,如汉代的州牧、魏晋南北朝的都督、元代的省平章事。但如若地方权力过于分散,则财薄力弱,不能维持一方的稳定,削弱地方的行政能力。政事推行不易,只好因循守旧,不能有所建树,[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98页。]如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便是由于地方无财力和军力抵抗外敌的入侵。两者的合理分配需统治阶级不断的因地制宜,调整政策以适应局势的转变。以此观之,南宋初期四川地区的合理调整是顺应局势发展的产物,也正是因为南宋朝廷较为成功的处理了四川地区的混乱局势,维持了西南地区对朝廷的归属,使得此后四川地区除发生了吴曦之乱外,再无大的动乱。

 

  4南宋初期四川地区官员任命与特点[喻学忠、赵强举:《依赖与防范:南宋初期四川地区的政治重建》,《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宋高宗于东南地区基本稳定政权后,如何解决四川地区的管理问题便成为了朝廷亟待的重要议题之一。南宋朝廷对于四川地区这块屡生变故的西南偏僻之地虽充满了戒备与防范,但却不得不依赖四川地区的赋税和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宋高宗虽然依旧坚持“祖宗之法”,但在具体的人事安排上则进行了部分的调整,多次任命具有“便宜行事”的地方高层官员,以张浚、胡世将和郑刚中等人作为南宋王朝在四川地区的行政代表,清除四川地区跋扈不尊的武将势力,同时提拔新贵将领(如吴玠、吴璘)以应对北方的金军入侵。宋廷通过政策的调整重新建构了四川地区的政治生态,保证了西南地区官员对南宋朝廷的向心力,客观上维持了宋金南北对峙局面的稳定。

 

  4.1以张浚之威镇地方武将

 

  在北宋灭亡至南宋建立这一段时期,朝廷对于地方的掌控已趋于虚设,许多地区防御力量的组织多依赖于武将,在川陕地区也是如此,如李彦仙、王彦、张中彦、张中孚、关师古、曲端等便是北宋灭亡后骤然崛起的地方武将势力代表。当南宋朝廷初步稳定政局后,秉持着自北宋以来坚持的“祖宗之法”和对地方武将势力的忌惮,将四川地区的局面掌控在朝廷手中成为了重建四川政局的第一个步骤,在中央势力难以触及到的地方,“对政府而言,最简单的安排就是把地方事务交给一位重要官员执行”[[英]塞缪尔·E·芬纳著,王震、马百亮译:《统治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7页。]。张浚任职川陕宣抚处置使之前,川陕地区的武将势力纷争不断,地方武将势力坐大,并且对于南宋王朝的建立持有轻视的态度。唐宋之际的文人认为,军队是国家兴衰的关键,军队若是由饱学之士掌管,便能建立稳定的帝国;军队若由不学无术的武人领导,国家则将土崩瓦解。[方震华:《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9页。]因而主张文官领兵,将兵权收归国有。且宋代文臣统兵的惯例便是于北宋中期在陕西建立,此后更成为全国性的政策。文臣担任边区的军事统帅,指挥军事行动,武官则位居其下,承命奉行。[方震华:《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74页。]建炎三年,张浚被任命为川陕宣抚处置使,“以川陕、京西、湖南北路为所部”[[宋]佚名著,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十七上《宋高宗三》,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141页。],用以节制地方将领。此举意味着南宋王朝正式对地方武将势力进行整合。

 

  张浚入蜀后组织富平之战,因轻敌导致大败,丢失了陕西大部分土地,但由于富平之战规模较大,“而虏人自此知有张枢密,妇人女子知有张都督者矣”[[宋]吕中撰,张其凡、白晓霞整理:《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19页。],且张浚于战后“节制诸将,保有全蜀”[[宋]吕中撰,张其凡、白晓霞整理:《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38页。],树立了中央权威。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富平之败后宋高宗并未对张浚处罚过重,甚至在大臣执意要求严惩张浚时,高宗为其开脱:“有才而能办事者固不少,若孜孜为国,无如浚。亦有人言其过,朕皆不听”[[宋]佚名著,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十八上《宋高宗五》,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232页。]。高宗对于张浚入蜀之后的措施是较为支持的,其中便在于张浚能够节制地方军事将领。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南宋朝廷执政者对于地方武将的政治操守是持怀疑态度的,而川陕战区的代表武将曲端则更是不被宋高宗和张浚所信任,因为曲端轻视甚至企 加害朝廷任命的王庶,“(曲)端欲即军中杀(王)庶,夺其兵”[[元]脱脱:《宋史》卷三六九《曲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491页。],加之曲端在川陕军中极有威望,如若曲端做出对南宋朝廷不利的举动,那对于整个川陕战区将是毁灭性的打击,因而张浚对曲端的迫害背后,反映的是南宋王朝重建下的政治威慑。因而有学者将富平之败称之为一次意想不到的“胜利”,因为张浚通过组织该役,调动了各方军队,树立了南宋政府的权威,极大限度地纠合了地方的武将势力,并对此展开了一次“清洗”,“势力最强、最难节制的曲端由此毙命,曲端心腹张中彦等叛逃。”[何玉红:《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6页。]而与曲端一向不和的吴玠崛起,一跃而晋升为了地方武将的实权派。吴氏武将集团也成为了朝廷倚靠的柱石,并保持了对中央政府的归属,从而造就了吴氏家族的兴盛。

 

  南宋初期中央在重建军事力量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军队成分复杂、将帅不和与将帅不从命,中央在收兵权之时,就是要克服此三种问题所引起的离心力倾向,将军队统一在国家的军事编制中[陶萍萍:《张浚与南宋初期政治军事演变关系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朝廷清洗了跋扈的地方武将,剪除了可能威胁到南宋政府的势力,虽然引起了一些将领的叛逃和地方政局的动荡。但通过此种手段,确立了行政的权威性,而朝廷新提拔的将领对于新建立的王朝感恩戴德,因而他们倾向于服从朝廷的指挥,这对于宋金对峙下朝廷进行宏观的军事部署有着巨大的作用,客观上维持了四川地区较长时间内的相对稳定性。同时张浚任职川陕地区采取的措施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日后他为相执政的大政方针,如黄宽重所言:“张浚独相后,最重要的施政是藉北伐调整军政,用文臣来统领军队,以贯彻北宋以来的军政体制。”[黄宽重:《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90年,第82页。]从这个角度来讲,张浚在川陕战区的仕宦经历直接影响了南宋初期的政治重建过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宋高宗绍兴年间收回诸将兵权的行动。正如宋史学者虞云国所言:“像李纲和张浚这样的主战派也力请削兵权,可见南宋初年的削兵权行动并不是高宗和投降派文臣的阴谋,而是高宗和当时各派系文臣的共同主张。”[虞云国著:《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43页。]

 

  4.2以中央之权代张浚之威

 

  对中央权威的重塑,张浚有着独特的作用。张浚于苗刘兵变时“自平江倡勤王之师”[[宋]吕中撰,张其凡、白晓霞整理:《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17页。]而天下闻名,在平叛过程中张浚思虑周全,敢当天下先,拒绝了苗刘二人的招抚,“先二凶以书抵浚,曰:‘伊周之事,非侍郎孰当之?’浚复书,曰‘自古言涉不顺,谓之指斥乘舆。事涉不顺,谓之震惊宫阙。上春秋鼎盛,一旦逊位,似非所宜。天祐我宋,所以保佑圣躬者,历历可考。……天之所兴,谁能废之?’二凶见书,谓浚见诋,以为逆贼,内不能堪。(朱)胜非恐生他变,即奏浚郴州安置。浚得命,恐将士观望,即纳之靴,语书吏云:‘有旨移赴行在。’诸将皆谓贼强则邀驾入海。浚又遣陈思恭治舟师,海道以遮贼南遁”[[宋]吕中撰,张其凡、白晓霞整理:《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17页。]。叛乱平息后知枢密院事时仅三十三岁,“国朝执政自寇准以后,未有如浚之年少者”[[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二,建炎三年四月庚戌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42页。],且知人善任,在军政两界极具威望,宋高宗也将他比作唐朝中兴名相裴度[[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卷十九《高宗皇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605页。]。也正因如此,高宗在任张浚为川陕宣抚使时希望凭借其在军队中的影响力,重塑地方武将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时任参知政事的王绹对张浚的任免表示担忧,密奏高宗曰:“川、陕重地,张浚不可专任,宜求同德之人协赞之。”[[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70页。]但当时南宋政府内忧外患,对于四川地区的统治鞭长莫及,只能依赖张浚的个人能力。而张浚对曲端及其心腹的惩处和对吴氏家将的提拔,在一定程度使得四川地区的地方武将势力在南宋中后期始终保持着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朝廷的政令也得以在四川地区施行。但对张浚个人威望的依赖,也导致了四川地区渐有独立的趋势。早在张浚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之初,赵鼎便通过张浚的幕府成员冯康国告知张浚“元枢新立大功,出当川、陕,半天下之责,自边事外,悉当奏禀”[[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70—71页。],这么做的原因乃是因为“大臣在外,忌权太重也”[[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71页。]。史载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时,“尽以便宜差官”,“事重者出敕行之”,从行政结果看,是取得了朝廷的行政基本权力,朝臣指责张浚为“僭”,时人称之为“三分天下”[[宋]庄绰撰,萧鲁阳点校:《鸡肋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4页。],这种结果定然不会为刚成立的南宋朝廷所容忍。殿中侍御史沈与求借“赤气亘天”[[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08页。]的异象表明对张浚权力过大的担忧,“天子所在,谓之朝廷。今虔州一朝廷,秦州一朝廷,号令之极,至为诏矣。愿敕张浚等止降指挥,勿得为诏令”[[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08页。]。南宋初期的政治主题之一就是要维护朝廷的尊威,诚如李纲所言:“朝廷,天下之本也,政事法度于是乎出,故中书进拟,门下审驳,尚书奉行,皆所以宣布天子之命,使四方禀承焉。政出于一,则朝廷尊而天下安;政出于二三,而朝廷卑而天下危。天下之安危,系于朝廷之尊卑。”[[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一,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1页。]因而如何削弱张浚的个人权威而代之以中央朝廷的权威成为了四川政局重建的第二个步骤。

 

  川陕地区的代表将领曲端被张浚诛杀后,地方的行政权和军事的控制权逐渐掌控在川陕宣抚处置使手中,而这样带来的结果是宣抚使的权力飞速膨胀,逐渐演变为独立割据之势,加上地方新贵将领吴玠等人与张浚私交甚笃,朝廷便开始着手限制张浚的权力,于是朝廷以王似“为川陕等路宣抚处置副使,与张浚相见,同治事”[[宋]佚名著,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十八上《宋高宗五》,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284页。]。企 通过王似分割张浚的宣抚使权力,“浚在关陕,……士大夫起谤议,朝廷疑之,将召归,先为置副”[[宋]佚名著,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十八上《宋高宗五》,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284页。]。经过清洗后的川陕军界虽然服从南宋朝廷的任命,但更多的将领还是听命于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的命令。而张浚对于朝廷派来川陕地区任职的官员也并不给予实权,只是将他们放在虚位之上,“时浚承制以子羽为宣抚判官,与(王)似同治事。大事多与子羽谋之,似充位而已”[[宋]佚名著,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十八下《宋高宗五》,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310页。],当得知王似的官职任命时上疏反对朝廷的安排,并对于吴玠、刘子羽等人大加赞扬,“知成都府王似始受川陕宣抚处置副使之命。先是,宣抚处置使张浚见似除书,上疏言:都统制吴玠、参议军事刘子羽有功于蜀,不应一旦以似加其上”[[宋]佚名著,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十八下《宋高宗五》,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310页。]。在反对王似的任命中,张浚分别列举五条理由劝谏高宗,即王似长于安民,拙于军事;威望过轻,不能服众;功劳太小,难以压制诸将;将士反对;于情理不符。[[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四,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69页。原文如下:臣熟知王似生平最详,镇重宽厚,于民不扰,(王)似之所长。至于驾驭将帅,裁处机事,不为身谋,以 事功,缓急之际,恐未可仗,一也。臣又伏思陛下之意,欲委似招徕未附之人。臣窃惟天下之患,独在金虏。虏未退听,难将不已,何暇抚叛?又况似任环庆日,尝为制置使,行檄诸路,皆不奉从。如张中孚之徒,昔有深隙,今又安能怀之使来乎?二也。臣被命川、陕,外而刘子羽、吴玠之徒,蹈万死一生之地,与虏为雠,内而张深、程唐日夜谋议,此辈皆以侍从高选,尝立破虏之功,各望陛下天日照知,浸加任使。今事将就绪,一旦以无功侍从,骤处副任,人情谓何?三也。臣去岁差似知兴元府兼节制吴玠、王彦,彦与玠各有论列,遂复以刘子羽代之。今似为副使,必不安职,四也。臣最单微,独荷陛下知遇,屡经大谤,悉荷保全,凡所委任,莫非亲付。似未尝得对天日之表,有此除擢,恐自此臣之过失,日闻于陛下之前矣,五也。]张浚的作为和地方武将对张浚的支持加深了朝廷对宣抚使权力的忌惮,于是朝廷下诏罢黜张浚的宣抚处置使之位,而另以“知夔州卢法原为川陕宣抚处置副使,与王似同治事”[[宋]佚名著,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十八上《宋高宗五》,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293页。],并下令将张浚与其亲信幕僚刘子羽、冯康国调离川陕地区。

 

  朝廷将张浚等人召回临安之后,以川陕地区的旧官王似、卢法原等构成新的权力核心,以朝廷的权威代替张浚调离后所遗留的权力真空。但此次的官员替换却并未得到吴玠等人的支持,早在朝廷将张浚、刘子羽等人调离川陕地区之初,吴玠便奏言反对。在朝廷任命其为川陕副使时,吴玠极力推辞,并称愿以自己的任命和赏赐换取朝廷对张浚和刘子羽的从轻发落,“屡破金贼,岂臣之功,乃子羽知臣而荐拔之功也。望追还成命,于张浚与子羽少宽典刑。”[[宋]佚名著,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十九上《宋高宗七》,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368页。]吴玠的言行引起宋高宗的不满,“进退大臣,蔽自朕志,岂可由将帅之言”[[宋]佚名著,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十九上《宋高宗七》,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368页。]。吴玠作为川陕地区武将集团的代表,他的态度无疑是武将势力的一个缩影,地方武将对张浚的拥戴使得高宗颇为忌惮,透过这一事件,高宗看到了地方权力过于集中在某一位官员的危害,因而朝廷在四川地区的经营中,逐渐注重于对地方权力的分割。

 

  通过张浚的个人威望,南宋朝廷初步稳定了川陕战区纷争不断、武将各自为战的局面。以富平之战作为契机,清洗了地方不服从朝廷诏令的武将势力;迫害曲端,而后提拔吴玠,则最大限度地安抚了武将集团,即寺地遵所概论“一旦将现有军阀的副将层独立出来,则军阀之势弱,当然也就容易统御,这是要将现有军团加以分解的方法”[[日]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0页。]。高宗以种种举措维稳蜀地之后,便以此作为四川政局的基本框架。在此过程中,朝廷先以张浚作为朝廷在四川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重塑地方的行政框架,待局势逐渐稳定之后,朝廷便将张浚召回,并在任命新的宣抚使之时,限定其权力,防止宣抚使之权过大而引起地方势力的膨胀。

 

  4.3以文武相制辅以“包容政治”[见于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君主及相权知道不得不用官僚,但双方利益,常不一致,所以驾驭群臣,用而不全信任。”在此处可用于对武将的“特殊化包容”。]

 

  宋代立国奉行“祖宗之法”,即在地方官员的选择上以文臣为主,并且对于武将集团进行打压和迫害,如北宋名将狄青和南宋名将岳飞便是这一政治原则的牺牲品。但在南宋初期的四川地区,朝廷的统御方式略有不同。因战争的缘故,中央政府在政策上多以地方文武大臣相互牵制。朝廷所关注的则是对地方文臣权力的限制,而对于武将则表现出了一种“特殊化”的包容。有学者曾对宋代的文武关系进行分析,认为传统以来对于宋代的文武关系,倾向于一刀切地将文武之士划成楚河汉界,继而将两者的关系对立起来。好像将宋代的国策形容为“重文轻武”,就仿佛文武是可以截然划分清楚,而两者又受到一抑一扬的区别对待那样。[曾瑞龙:《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第5页。]事实上,在南宋初期的四川地区,文武之间的关系远不如北宋那样泾渭分明,朝廷对于文臣也并非完全的信任。

 

  地方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与朝廷的故意为之有着极大的关系。史载:吴玠为四川宣抚副使,专治战守,于财计盈虚未尝问,惟一切以军期趣办,与(赵)开异趣。玠数以饷馈不继诉于朝,开亦自劾老惫,丐去。朝廷未许,乃特置四川安抚知置大使之名,命席益为之。益前执政,诏位宣抚司上,朝论恐未安,仍诏张浚视师荆、襄、川、陕。[[元]脱脱:《宋史》卷三七四《赵开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599页。]在武将与文臣发生冲突时,朝廷对武将集团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这种特殊化的宽容使得四川地区任职的文官皆有所不满。如赵鼎在被任命为川陕宣抚处置使时曾多次上疏推辞,并且赵鼎认为自己已不能节制吴玠等武将。[[宋]佚名著,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十九上《宋高宗七》,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357页。]而胡世将则更明确地指出四川地区的稳定需要倚靠武将的支持,军事上的布局只能依靠吴玠等人的规划,而文臣所能做的便只有尽力防范武将的出格举动,这也是朝廷处理四川地区文武之争的政治原则。

 

  在处理地方问题时,朝廷也多以武将的安定作为行政处理原则。绍兴八年御史常同上疏言刘子羽的罪状,赵鼎极力安抚此事,言“章疏中论及结吴玠事,今方倚玠,恐不自安”[[元]脱脱:《宋史》卷三七〇《刘子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508页。]。更有甚者,绍兴八年,吴玠因军中缺粮而直接处死利路漕臣。宋代对于地方官员的处罚权多握于朝廷之手,武将如若企 挑战文臣权威,多会被朝廷惩罚。而面对吴玠的越权行为,宋高宗却依旧对其以包容待之。这一方面是因为吴玠乃是宋高宗信任的武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吴玠本人的政治智慧。比如在具体的国策上,吴玠的政治选择便与同时代的武将不同,朝廷准备议和时,其余武将多流露出不满甚至阻挠议和,如河朔名将王彦便因阻挠和议而被解除兵权,“时方挠于和议,遽召之还,又夺其兵权而使之治郡,士议惜之”[[元]脱脱:《宋史》卷三六八《王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454页。]。但吴玠对于和议却未做公开的反对,因此吴玠在这方面相较于其他诸将,可说是较为尊重朝廷。同时他在已拥重兵的情况下对于朝廷的国策多不表示反对,甚至极力表现出对朝廷的尊重,据《中兴两朝编年纲目》记载,吴玠于军队未作战时,主动请求降低激赏钱,为地方财政分忧,“初,玠军中所用激赏钱,每岁下四川都转运司应副一百八十万缗。至是玠言:‘今不发兵,乞省其半’。诏奖之”[[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八,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297页。]。此举深得高宗赞赏,这也使得朝廷对他较为放心。

 

  不仅如此,在和议既定后,朝廷对于四川地区武将的削弱也仅限于将领的数量,而非士兵的数量,“(绍兴十四年)时川口屯兵十万,分隶三大将,吴璘屯兴州,杨政屯兴元府,郭浩屯金州,皆建帅府。而统率官知成、阶等州,亦领沿边安抚。(郑)刚中请以兴元府、利、阆、洋、巴、剑、大安军七郡为东路,治兴元;兴、阶、成、西和、文、龙、凤七州为西路,治兴州。即命政、璘为安抚使。浩为金房开达州安抚使。诸裨将领安抚使名者皆罢。”[[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十,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356页。]采取此种措施的原因在于能集中兵力,改变过去兵力分散而互相配合不便的弊端,但此举也带来了四川地区个别武将势力的壮大,形成了“兴州地域集团”[何玉红:《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9页。]。“时和议方坚,而璘独严备,日为敌至之虞,故西路兵为天下最。……自休兵后,川、陕宣抚司及右护军,兴州吴璘所部仅五万人,兴元杨政所部仅二万人,金州郭浩所部仅万人,分屯三边与沿流十七郡。”[[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十,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356页。]

 

  四川地区因其特殊性一直为朝廷所重视,其任职官员的安排更是关乎西南地区的稳定。南宋朝廷采取与北宋政府完全相反的策略,对于武将以信任,有利于发挥地方武将的才华。同时朝廷选派的文官对地方武将时时予以掣肘,以防止武将出现不可控制的局面。但随着战事的演变,武将势力迅速增长,逐渐发展为文臣不能抑制的趋势,这也使得朝廷诏令的施行有效与否往往与领军将领的忠诚度有关,而边事的紧张局势更进一步提高了的武将地位。南宋武将势力明显增大,原因无疑在于战争。出于战争需要,朝廷对武将不得不放权[张邦炜:《恍惚斋两宋史随笔》,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7页。],从而产生了吴氏家族“三世为将”的特殊武将群体。

 

  4.4南宋初期朝廷对四川地区的防范——以绍兴十二年和尚原等地的弃守为例

 

  绍兴十二年(1142)在南宋初期的历史中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时间点。从外部环境看,正是在这一年前后,南宋与金进行了和谈,并最终奠定了两国之间的分界线。从内部的政治环境来看,宋高宗与其主要执政大臣在绍兴十二年前后奠定了整个南宋的政治结构,即寺地遵所总结的“绍兴十二年体制”。史学界围绕绍兴和议所展开的讨论及相关的论述已相对较多,对于和议前后的政治事件,如解除南宋中兴四将兵权的行动及秦桧任相的政治体制等也有了较多的认识。但笔者所强调的是绍兴十二年体制的建立在南宋初期的政治演变中绝非仅仅限于中央的权威确立,其中更需关注的是由此带来的地方上的政治变动,而四川地区在南宋初期的国防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四川地区的政治运行则更需要学界在意。

 

  绍兴十二年和议的签订对于宋金双方来说,都是一次重要的停战时机,南宋经过十多年的战争基本稳定了军事局势,并且具备了反攻的实力,但南宋朝廷的执政者并不希望继续进行战争,因为战争的扩大意味着武将势力的增长,中兴四将的军事实力已逐渐有超越中央的趋势,因此宋高宗希望借和谈之机稳定外部局势,从而为内部的政治安排创造条件。而金国方面也因为多年战争导致内部矛盾重重,急需进行和谈来稳定局面,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在于金军在与南宋军队的作战中逐渐不再具有优势,需要长期的休整,同时等到南宋军队内部的衰败,在这一点上,长期领兵与南宋军队交手的兀术看得极为清楚,他在临死之前曾对手下言明:“本朝军势强盛,宜加和好,俟十余年后,南军衰老,然后可为寇江之计。”[[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卷三十《高宗皇帝三十》,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986页。]但和议签订的具体细则在四川地区施行时遭遇了一些变故,这便是围绕和尚原等军事要地的存废而产生的变动。

 

  和尚原是川蜀门户,与大散关同为控扼川、陕交通的要地,吴玠曾在此凭借地形优势大败金军。而绍兴十二年和议中对于宋金边界线的划分西部是以大散关为界,放弃了和尚原,“割商、秦州、和尚、方山原入于金,所存惟上津、丰阳、天水三邑及陇西成、纪余地而已。以大散关为界”[[宋]刘时举撰,王瑞来点校:《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五《宋高宗五》,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14页。]。此举引起了四川地区高级文臣和武将的反对,时任川陕宣抚副使的胡世将上疏言奏和尚原等地的重要性,“臣窃观和尚原及商、秦州险地之要,系川蜀紧要门户,兀术屡书欲得之。”[[宋]刘时举撰,王瑞来点校:《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五《宋高宗五》,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14页。]吴璘也表示朝廷放弃和尚原是辜负了四川将士的浴血征战。南宋朝廷对于地方武将和文臣的政治态度较为敏感,在此事上胡世将和吴璘公然保持同一看法,这对于南宋王朝而言,无疑释放出一个信号,即如若在和尚原等地的弃守问题上继续坚持原有的方针,可能会引起四川地区的变动,因而朝廷便暂缓了和尚原等地的割地事宜。但胡世将于当年病逝之后,朝廷便立刻任命服从中央诏令的郑刚中担任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卒,遂诏郑刚中听其(兀术)分画”[[宋]刘时举撰,王瑞来点校:《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五《宋高宗五》,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14页。],从而继续和议中关于割地的问题,郑刚中也明确表示:“和尚原自绍兴四年后,便系刘豫管守,不系吴玠地分,合割还大金。”[[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卷二十八《高宗皇帝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908—909页。]郑刚中身居宣抚副使的高位,他对于和尚原等地的看法也侧面反映了朝廷此时的政治中心已不在军事斗争上。对比胡世将和郑刚中的结局,可以看出朝廷对于四川地区的任何政治异象都是较为敏感的,胡世将在宣抚使任上总体而言是深得朝廷信任的,但在病逝前因为和地方武将一起反对中央的和议,便遭到了朝廷的猜忌,而郑刚中自始至终都是坚持中央的诏令,却因为过于压制武将势力,从而被朝廷扣上了跋扈不尊的罪名,最终被流放边地。可见,朝廷对于宣抚使的权力始终有所警惕,一旦宣抚使与中央的政策有所背离,便会立即遭到执政者的猜忌。

 

  绍兴和议之后,朝廷也着手调整四川地区的军队,宋高宗多次对辅臣表明希望借和议之机整治川陕战区,“诸军招填阙额,类是南人,恐西北寖损,数年之后,始见其弊。兼诸路军器物料,近多不到,方闲暇时,尤宜整治”[[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卷三十《高宗皇帝三十》,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965页。],并于绍兴十四年下诏命令四川宣抚司募兵赴行在,以此削弱宣抚使的兵权,同时将利州路分为东、西两路,以兴元府、利、阆、洋、巴、剑州、大安军七郡为东路,治兴元府;兴、阶、成、西和、文、龙、凤七州为西路,治兴州。朝廷在和议签订之后划分利州东西两路,已隐含有削弱四川地区诸将兵权的政治意 ,但为防止金军撕毁协议重新入侵,朝廷也有意培植吴璘军队,宋高宗称赞吴璘:“川、陕地远,为将尤难得人。如(吴)璘统兵有法,肯为朝廷出死力,诸将所不及也。”[[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卷三十《高宗皇帝三十》,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972页。]朝廷对吴璘的扶持也间接导致了利州西路的兵马强于东路,史称“西路兵为天下最”[[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卷三十《高宗皇帝三十》,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972页。]。宋高宗对于和议的签订和川蜀地区军事要地的放弃(如和尚原等地)是较为满意的,并将四川地区激赏钱的减少归功于“休兵之效”[[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卷三十《高宗皇帝三十》,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978页。]。

 

  4.5南宋初期建构四川政局的影响

 

  南宋朝廷对四川政局的重建采取了种种措施,利用文官(如张浚、胡世将、郑刚中等)统率全局,压制地方武将,使朝廷诏令得以施行,维护了南宋王朝在四川地区的权威。在处理武将问题上,宋高宗并未像其对待中兴四将那样削夺兵权,甚至迫害至死。对于四川地区的新贵武将集团,朝廷进行了超乎寻常的封赏,如吴玠和吴璘等人担任位高权重的宣抚使之职,同时通过封赏虚衔(如吴璘为检校少师)提高其政治地位,增强武将集团对于朝廷的认同感和向心力。

 

  但南宋朝廷过于偏重于对武将的依赖,使得任职于四川地区的文官心有不满,而有大功于朝廷的张浚被召回更使文官引以为戒,以致出现许多官员不愿赴四川地区任职的情况,如赵鼎被任命为宣抚使时,曾多次以张浚的事例作为推辞的理由,“(张)浚有补天浴日之功,陛下有山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无二,而终致物议,以被窜逐。夫丧师失地,浚则有之,然未必如言之者甚也。大抵专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权,则小人不安其分,谓爵赏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时蜀士至于醵金募人诣阙讼之,以无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为国立事者,每以浚为戒。且浚有罪……今臣无浚之功,当此重责,去朝廷远,恐好恶是非行复纷纷于聪明之下矣”[[宋]佚名著,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十九上《宋高宗七》,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358—1359页。]。赵鼎看出了四川地区政局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即任职于四川的文官,或以个人威望镇住地方势力,但容易形成独立之势,最终引起朝廷的猜忌而被罢免;或因缺乏政治魄力碌碌无为而被地方武将置以虚位,然后被朝廷责以无能而罢黜。不仅是张浚,其继任者也多没能得到善终,如郑刚中“治蜀,颇有方略”[[元]脱脱:《宋史》卷三七〇《郑刚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512—11513页。],但因为郑刚中对于武将势力极力限制,因而遭受弹劾,“故刚中遂罢”[[宋]佚名著,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二十一下《宋高宗十五》,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720页。]。后郑刚中遭受迫害最终贬死岭外偏远之地,与其任职四川地区的经历有着极大的关系。

 

  武将势力的崛起是众多因素共同促成的,边界交战则需要武将主持战事,朝廷的扶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南宋初期的形势使得朝廷必须依靠众多武将,而宋高宗也极力鼓励这些武将招兵扩将,武将势力在不断的兼并过程中形成了家军集团,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翻检南渡诸将的传记,几乎都能开出一大批被他们镇压、招抚或整编的兵变或起义首领名单。”[虞云国著:《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35—136页。]由于宋代秉持“重文轻武”思想,武将集团对自身所处的政治地位一直心怀怨望,而随着战事的扩大化,登上政治舞台的武将集团以军功受到朝廷封赏,自身地位的提升往往会使武将做出一些“不循旧制”的举动,如《宋史》就曾记载吴璘的逾制之举,“都统每入谒,必庭参然后就坐。吴璘升检校少师来谢,语阍吏,乞讲钧敌之礼。刚中:‘少师虽尊,犹都统制耳,傥变常礼,是废军容。’行礼如故。”[[元]脱脱:《宋史》卷三七〇《郑刚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513页。]吴璘因军功被封为少师,因而试 争取政治礼仪的改变,但郑刚中仍以武将之礼待之,这表明文官势力和武将集团之间仍有着不可逾越的差距,且南宋四川地区的武将势力从没放弃过政治地位的提高。如绍兴十二年吴璘为其子吴援转换文资身份,由此引起了朝堂争论,文臣多持否定态度,因为两宋时期文臣转换为武将身份是非常正常的,如北宋时期范仲淹和韩琦等人都曾以武将身份领兵,但由武将转换为文资身份则是较为困难的,[可参见方震华著作《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因而起居郎、权中书舍人张广直接上疏反对,宋高宗也认为此举会导致“将帅之才难得矣”[[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卷二十八《高宗皇帝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908页。]。但时任枢密使的张俊支持吴璘的行为,并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即“试而后换可也”[[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卷二十八《高宗皇帝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908页。]。最终宋高宗同意了张俊的提议。从中可以看出,在南宋初期的朝堂之上,武将势力的话语权远非北宋可比。但南宋朝廷内部对于武将势力持异议者也大有人在,绍兴元年翰林学士汪藻便上疏称诸将已有骄兵悍将之端倪,“自古以兵权属人,未有不贻患者。今诸将之骄,枢密院已不能制”[[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卷九《高宗皇帝九》,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286页。]。这从侧面也反映了武将集团的危害和缺陷性。吴玠和吴璘在南宋初期的局势下尚能听命于朝廷诏令,但吴玠晚年的荒淫和其继任者吴璘的不循旧礼,都折射出武将势力在政治行为上的局限性,这无疑是当时重建四川政局后的一个隐患,因而“铲除吴氏在四川的势力,是宋廷朝野内外共同的呼声”[王智勇:《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宋代武将家族个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第206页。],但由于替换吴玠等人的备选者要求过高,即首先要能征善战,控制住战争形势不进一步恶化,其次能令川陕地区的武将势力信服,最后需得到朝廷的信任。因而南宋朝廷迟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这也是南宋政府过于依赖吴氏家族军事影响力的原因,同时这也成为了南宋初期和中期无法解决的难题,南宋朝廷的执政者一直试 改变这一局面,但由于战事的紧张,加之吴氏家族成员并未犯较大的错误,朝廷最终未能实现这一政治构想,最终酿成吴曦之变,“抑三世为将,酿成逆曦之变,覆其宗祀,盖有由焉”[[元]脱脱:《宋史》卷三六六《吴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424页。]。

 

  4.6余论

 

  “祖宗之法”贯穿于整个宋代,对于文臣的信赖和武将的提防成为宋代君主的常态[关于“祖宗之法”的形成和具体措施,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已有过论述,即从宋朝三百多年的历史看,“重内轻外”、“强干弱枝”是宋代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基本国策。]。但所处时期和地域的不同使得政治结构和布局会有着微妙的变化。四川地区因宋金战争的原因在南宋初期成为上游的军事重地,如何保持这一地区对于朝廷的向心力是朝廷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在具体的官员安排上,南宋朝廷以高级文官为核心构建了一套地方行政班底,清洗地方不遵从中央号令的武将势力,并提拔朝廷信任的新贵将领,增强其对南宋政府的向心力,维持武将集团对朝廷的忠心。因四川地区处于宋金交战前线,朝廷允许武将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但仍派文臣监督和统御,同时逐步加强制置使、宣抚使等统兵官员的权力,川陕宣抚处置使和副使等地方领导官员成为了中央政策的执行人,而制置使之类的差遣大多由文臣担任,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文官在地方的权力日益坐大,这种结果必然不能为朝廷所接受,张浚的被召回和郑刚中的被罢免便是明证。南宋初期,中央权威并未完全树立,因而对地方的逾迹之举较为敏感。不仅如此,包括在中央官员的任免上,朝廷都采取了较为谨慎的处理态度,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便是李纲的召回与罢黜。李纲作为两宋之交的坚定主战派,负天下之望,为时人所推崇,但在南宋初期的朝廷中,李纲却处于被排挤的状态,原因之一便是在于他威望太高。范宗尹对此有过奏言:“(李)纲名浮于实,而有震主之威,不可以为相。”[[宋]佚名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一,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0页。]如若李纲为相,那高宗作为无任何名望的君主,其权威性便会大大削弱,从而影响南宋初期的政治重建。

 

  南宋初期经过张浚、郑刚中等人的抑制,武将集团的势力得到了控制,但随着朝廷对四川地区文臣势力的猜忌,随之而来的是宣抚使等地方高级军政长官的频繁换,这些因素使得文官集团逐渐不能有足够的威望和权力压制住武将势力,吴氏家族的第一代执掌者吴玠等人尚能在名义上尊奉朝廷,但其后随着战局的发展和武将地位的提高,吴氏家族势力膨胀,形成“四川精锐皆属吴璘,吴璘精锐尽在德顺”[[宋]王之望:《汉滨集》卷六《乞遣重臣入蜀镇抚奏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9册),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35页。]的局面。后吴曦主持四川地区的军事事宜,野心逐渐膨胀,直至酿成“吴曦之变”。也正因为吴曦叛乱的破坏性,导致四川地区的短暂动荡,吴曦之乱虽然最终在朝廷和地方的联合打击下而被平定,但这场内乱的影响却难以消除,由此而带来的是四川地区的军事局面逐渐转攻为守,再难恢复为南宋初期的稳定局面,这也是南宋初期朝廷经营四川地区的一个瑕疵。

 

  5南宋初期朝廷经营四川地区的意义及局限性

 

  南宋初期朝廷在四川地区实行了种种的特殊政策,加强了四川地区作为上游军事重地的地位。无论在南宋初期还是晚宋时期,四川地区都承担起了抵御北方势力入侵的重责,并保住了南宋的半壁河山,从这个方面来看,南宋初期对四川地区的治理是比较成功的。但由于地理位置的偏远,朝廷对于武将集团的管理并不能如两淮和京湖地区那样方便,因而朝廷赋予了武将较大的自主权,这也促成了吴氏武将集团的形成。同时宋高宗对吴玠、吴璘等人的信任使得继任的执政者延续了这一政治传统,最终由于吴曦个人野心的膨胀导致了叛乱的发生,这也是过于信赖武将集团而造成的后果。

 

  5.1南宋初期朝廷经营四川地区的效果——兼论与京湖地区的对比

 

  两宋时期的四川因统治者采取了不同措施而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北宋初期四川地区先后爆发三次规模较大的叛乱,即王小波、李顺起义和两次由驻蜀士兵引发的叛乱。与北宋同时期的其它地区相比,四川地区动乱不断,时人对四川地区的印象较差,认为该地区为变乱之地。朝廷在对于四川地区变乱的处理上也较为激进,不仅对叛乱之人进行残酷的镇压,更对四川地区进行政治上的打压,如益州在宋初为成都府,太宗淳化五年(994),因王小波、李顺事件降为益州。[[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六,淳化五年五月己巳,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787页。]这样的处理手段无疑加剧了四川地区对中央的离心,而地方的离心倾向增强时,中央朝廷又会继续猜忌从而采取更加不合理的措施。如咸平四年(1001)利州、邛州都发生小规模兵变,但在还未形成气候之前即被镇压。士兵时常制造一些混乱局面,欲 趁机作乱。宋廷既认为四川地区的士兵好作乱,便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防范,但为了防止士兵作乱,竟然形成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惯例,即平时不发给士兵兵器,也不组织军事训练。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庆历年间才逐渐放松这一规定。

 

  北宋朝廷对于四川地区的官员,心态更为复杂。一方面要借助四川地区的军政当局控制该地区,另一方面,又害怕他们割据独立或是发动叛乱。由于官员所掌握的资源远远比民众和士兵大,所以他们作乱的后果就非常严重,甚至就算失败所造成的损失也不可估量。[黄博:《谣言、风俗与学术:宋代巴蜀地区的政治文化考察》,成都:巴蜀书社,2017年,第74页。]因此,北宋时期除了将四川地区一份为四,让其互相牵制外,还对单个的官员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对于到四川地区做官的官员,朝廷规定:第一,不准带家属入川,实际上是让家属做变相的人质;二是不准四川本地人在四川地区做官。乾德三年(965),宋灭蜀后即颁布诏书:令文武官任川、峡职事者,不得以族行,元从及仆使以自随者,具姓名报枢密院给券。[[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乾德三年二月庚申,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49页。]直到北宋中期,这一规定才逐渐放宽。由此可以看出,整个北宋时期的四川地区都在朝廷的时刻提防之下,宋廷在官员安排、政治调控、军事管理上都充满了警惕和猜忌。而南宋时期多次任命四川籍文臣宣使四川地区(如张浚为汉州绵竹县人,虞允文为隆州仁寿县人,两地皆属于四川地区),体现出南宋朝廷对政治布局的自信。

 

  但即便北宋朝廷如此防范,北宋时的四川地区仍爆发了多次大小规模不等的叛乱,这与南宋初期四川地区的稳定形成了对比。南宋朝廷通过地方高层机构的调整,以宣抚司等机作为中央在地方行政的代表,重塑了中央权威,虽不可避免的造成了地方文臣势力的坐大,但在宋金对峙的局面下,地方行政机构的权力增强显得极为必要。这一点从南宋初期四川地区虽屡次在边界与金军交战却未遭遇大的内部动乱便可得知,也侧面体现出了南宋朝廷行政手段的高明。

 

  再以建炎绍兴年间的京湖地区为例。“洞庭湖钟相、杨幺起义前后持续了六年之久,为宋代此前所未有”[蔡美彪:《中华史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99页。],南宋官军多次征伐无功,而四川地区却维持了长久的稳定,甚至在同时期因洞庭湖钟相、杨幺起义而造成了地域隔绝的情况下,四川地区仍保持了对中央的向心力。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因为地方高层机构(如宣抚司等)拥有着“便宜之权”,可根据情况随机应变,以四川地区的武将和文臣势力维持该地区的平稳,这一点也与北宋时期地方权轻而无力应对突发局势有着明显的区别。不仅如此,通过钟相、杨幺起义未能被朝廷短时间内镇压,可以看出整个京湖战区存在着巨大的军事漏洞,即京湖地区的军力分散于诸镇抚使与安抚使手中,他们彼此仅能自保,无法构成强有力的军事合力。[陈希丰:《南宋京湖战区形成史——兼谈岳家军的防区与隐患》,《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四川地区和京湖地区作为南宋初期的军事重地,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但就稳定性而言,四川地区远胜于京湖地区。四川地区以宣抚使、制置使等作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而京湖地区则以镇抚使作为地方管理者。在金军重点进攻川陕和江淮时,京湖地区依靠分镇体制才勉强维持数年的稳定,而在金军将兵锋直指京湖地区时,整个地区的运行体制便显得有些难以招架,如绍兴三四年间,李横和牛皋等人被金军击败后,襄汉地区出现了巨大的军事防御真空。另一方面,京湖地区在南宋初期频繁出现乱象,如荆南知府解潜曾描绘当时的京湖乱象:本镇(指荆南)东邻鄂渚,而安抚李允文生事召乱,致李成寇犯未已。……千里之间,人迹断绝。[[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一,绍兴元年正月乙丑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897页。。]这一点也与四川地区形成了对比。

 

  通过历史的横向与纵向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南宋初期的四川地区相较于北宋时期的四川地区和南宋初期的两湖地区都凸显出其超乎寻常的稳定。这一点在南宋立国不久的危难局势下,显得尤为重要,从四川地区的政治框架及其实施的情况来看,南宋初期在四川地区的调整策略是较为成功的。

 

  5.2南宋初期朝廷对四川地区的政治调整及作用

 

  南宋朝廷以宣抚司、制置司和总领所作为四川地区的三大高层机构,有学者称之为“分司之法”[刘伟文:《试论宋高宗的军政建制及其影响》,《宋史研究集刊》第1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12页。]。三者相互钳制,在南宋建炎绍兴年间基本维持了四川地区相对稳定的局面。但因南宋立国之后需面对北方势力的入侵,所以四川地区的三大机构地位时有变化,尤其是南宋中后期宣抚司和制置司多只保留一个。如乾道六年(1170),朝廷罢四川安抚制置司,归宣抚司;[[宋]刘时举撰,王瑞来点校:《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九《宋孝宗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99页。]淳熙二年(1175),罢四川宣抚,复置制置司;[[宋]刘时举撰,王瑞来点校:《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九《宋孝宗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07页。]嘉定二年(1209),安丙为四川制置大使,罢宣抚司为制置司。[[宋]刘时举撰,王瑞来点校:《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十四《宋宁宗三》,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31页。]透过宣抚司和制置司存废不定的情况,可以看出宣抚司和制置司两者的权限在南宋初期较为明显,但南宋中后期则两者有互相重合之处,笔者推断,这乃是因为战争局势的变化而导致的。因需面对北方的军事挑战,机构的设置则不能过于繁杂,这也是南宋朝廷汲取北宋灭亡的教训。前文已提及过,北宋地方州县的权限过于混杂,机构繁多,导致冗官局面的产生,地方州县虽无反叛之虞,但在面对突发情况时却毫无应对之举。南宋朝廷于四川地区虽设置宣抚司、制置司和总领所相互钳制,但在面对军事危机时仍以宣抚司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但由于宣抚司多以军事为主,久居前线,对地方民事和财政赋税并不甚熟悉,因而时有制置司兼宣抚司局面产生,这也是形势所迫,所以整个南宋时期,四川地区宣抚司的存废次数是较多的。

 

  总领所的官员由朝廷任免,从政治立场上更倾向于中央政府,而南宋朝廷也希望凭借总领所的存在限制宣抚司的权力。围绕总领所的地位问题,南宋朝廷曾进行过多次变更。如高宗时期,总领所地位低于宣抚司,有时因战事的原因,总领所需受宣抚司节制。但有时朝廷也会明确下诏四川总领所毋受宣抚司节制[[宋]刘时举撰,王瑞来点校:《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十四《宋宁宗三》,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34页。]。这其中反映出的是朝廷对于四川地区宣抚司的信任与否。如绍兴年间郑刚中治蜀时,因专权而为朝廷猜忌,由此朝廷便命四川计司从宣抚司独立出来,以抗衡宣抚司。“先是,四川计司旧属宣抚司节制,郑刚中在蜀,秦桧恶其专,始命赵德夫以少卿为之,自是三司抗衡”[[宋]刘时举撰,王瑞来点校:《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十三《宋宁宗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05页。]。又如开禧二年(1206),正值韩侂胄当政经营北伐之时,由于韩侂胄需借吴氏家族的威望控驭四川地区的军队,因而赋予了吴曦极大的权力,“有节制财赋指挥,且许按劾”[[宋]刘时举撰,王瑞来点校:《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十三《宋宁宗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05页。]之权。这在事实上将总领所置于宣抚司之下,“转宣抚司节制”[[宋]刘时举撰,王瑞来点校:《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十三《宋宁宗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05页。]。由此引起了新上任的总领所长官刘崇之的不满,“即上章抗论辞职,不允”[[宋]刘时举撰,王瑞来点校:《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十三《宋宁宗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05页。]。从上述例子,可以窥见朝廷欲安抚宣抚司,便以总领所归其节制,如朝廷猜忌宣抚司,则以总领所独立作为调控手段。四川总领所在维持地区稳定上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在吴曦之乱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吴曦任宣抚副使后,由于宣抚使程松在四川地区根基不深,因而吴曦事实上代行了宣抚使之权,“西军出入,曦得自专”[[宋]刘时举撰,王瑞来点校:《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十三《宋宁宗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05页。]。尽管吴曦手握重兵和财权,但仍在叛乱之后迅速平定,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具体负责财赋之权的总领所和转运使官员倾向于朝廷,“开禧三年(1207),甲午,吴曦僭位于兴州,下黄榜于四路,召安丙为丞相,权行都省事丙称疾不出。权大安军杨震仲以不受伪命,饮药而死。利州路转运判官不受伪命,削发于利州之石镦。四川总领刘崇之不受伪命,曦怒,命徐景望为四川都转运,入利州,逐崇之。崇之遂趋成都。成都府安抚使杨辅下令称提钱引,大书开禧之号。会崇之至,乃议举兵诛曦。”[[宋]刘时举撰,王瑞来点校:《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十三《宋宁宗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13页。]

 

  由此可知,南宋初期朝廷在四川地区设置的三大高层机构实现了集权与分权的目的,既在相对情况集权于某一个机构(宣抚司和制置司),增强了地方的势力,有力的抵御了金军的入侵。同时又以总领所作为财政权的控制机构,以制衡宣抚司权势过重的情况,从吴曦之叛中可以看到这一措施的确发挥了其作用。

 

  5.3南宋初期朝廷对四川地区经营的隐患

 

  南宋初期朝廷对四川地区的苦心经营,换来了西南半壁山河的稳定。但就其政治体制而言,却有一定的局限性,具体表现之一在机构的精简导致权力的集中,使地方权势过重。有学者指出,南宋时期实际上的官吏减员几乎延及所有重要的地方行政机构,由核心制度造就的权力分配格局,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余蔚:《隐性的机构精简与南宋中央集权之弱化——论南宋地方行政机构的“兼职”现象》,《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表现之二则是在于对地方武将的过于依赖,尤其是吴氏家将为代表的武将群体。

 

  以四川地区官职机构为例,宣抚司、制置司和总领所三大高层机构从政治运作的形式看,应是宣抚司和制置司为重,总领所为辅,三者相互独立,但又相互渗透钳制。由于宋金战争的缘故,这一政治框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原因便是在于战争状态下以负责军事的宣抚司权力最重,其它机构为宣抚司服务,这就导致了宣抚司权力的飞速膨胀。但四川地区远离中央朝廷,边事的处置只能依靠宣抚司的临近决断,这也是南宋时期四川地区政治上无解的难题。纵观南宋时期的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其它地区的宣抚司或制置司长官即使被罢黜也能得以善终,惟有四川地区的宣抚司和制置司长官屡遭排挤甚至被迫害致死。

 

  如张浚因常以“便宜之权”行事,终直流言四起而被诏赴行在,台臣为张浚罗列的罪名之一便是跋扈不臣,“台臣辛炳率同列劾(张)浚,遂落职奉祠。复交论浚跋扈不臣之罪大。于是,诏浚福州安置”[[宋]刘时举撰,王瑞来点校:《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三《宋高宗三》,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73页。]。再以胡世将为例,胡世将之父胡交修为中央高层官员,深得宋高宗信任,因而胡世将于四川地区任职时得到了朝廷极大的支持,但一旦胡世将与中央朝廷的执政路线偏离,便立刻遭到了南宋朝廷的猜忌。如绍兴十二年(1142)宋金和议签订时,身为宣抚使的胡世将公然和地方武将代表吴璘等人反对和议,否定朝廷的割地之举,最终胡世将被朝廷怀疑与地方武将勾结。胡世将于当年去世后,朝廷便任命支持和议的郑刚中为宣抚司长官。

 

  绍兴十二年(1142)郑刚中担任四川宣抚副使期间,压制地方武将势力,各武将束手听命,消除了朝廷的一大忧患,其功绩屡屡受到时人称赞,南宋人在讲到节制武将时,无不以郑刚中为例。但由于郑刚中担任宣抚司长官期间,集军权、财政权、行政权于一身,导致地方权力增大,与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国策相违背,[何玉红:《地方权威与中央控制:论郑刚中之死》,《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3期。]最终于绍兴十七年(1147)被罢免,之后身陷囹圄,被迫害致死。

 

  嘉定二年(1209)安丙因平定吴曦之乱从而担任四川地区最高军政长官,成为了四川地区的实权派。但朝廷鉴于吴曦之乱中宣抚司权力过大,因而于嘉定三年(1210)诏令四川总领所毋受宣抚司节制。[[宋]刘时举撰,王瑞来点校:《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十四《宋宁宗三》,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34页。]宣抚司权力之重,使得朝廷对此颇为忌惮,在吴曦之乱平定后,安丙和另外一个平乱功臣杨巨源争功,最后借杨巨源战败之机将其诛杀,此举令朝臣侧目,“或言(安)丙有异志,语闻,廷臣欲易丙。”[[元]脱脱:《宋史》卷三九八《宇文绍节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117页。]最终嘉定七年(1214)安丙被任职为同知枢密院事,诏赴行在。此次任职虽由地方官员晋升为中央官员,但安丙也知道这是朝廷猜忌自己的原因,“嘉定七年(1214),三月丁卯,安丙同知枢密院事,令日下起发赴院治事。六月癸丑,安同知自广安顺水赴行在,至近畿,除观文殿学士知潭州。丙知朝廷疑己,乃上疏力辞,不允,乃遣官赍结局册赴行在”[[宋]刘时举撰,王瑞来点校:《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十四《宋宁宗三》,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42页。]。安丙由时人眼中的功臣到朝廷眼中的跋扈之臣,其原因是在于安丙在宣抚使任期上的行为触碰了朝廷的底线。

 

  余玠任职于四川地区时,身兼制置使和四川总领所、夔路策应使,权倾一方,集军政财大权于一身,同时余玠对地方武将势力也进行压制,如“利州都统王夔素残悍号‘王夜叉’,恃功骄恣,桀骜不受节度”[[元]脱脱:《宋史》卷四一六《余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469页。],余玠借“便宜之权”将其诛杀。但余玠的行为却引起朝廷的不满,“久假便宜之权,不顾嫌疑”,最终忧愤而死(也有说服毒身亡)。

 

  对于四川地区武将势力的依赖是南宋朝廷迫不得已的选择。因四川地区地处西南之地,朝廷不便远程指挥战役,所以赋予地方武将一定的权力,其中的代表便是以吴氏家将为主的武将集团。对于四川地区的武将集团,朝廷多采取打压与拉拢的政策,如宋高宗建炎年间,张浚诛杀跋扈武将曲端之后,便提拔了与曲端不合的武将吴玠,稳定了地方武将势力。在吴玠、吴璘时代,吴家军对朝廷保持了高度的认同,并通过自己的政治表现博得宋高宗的信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朝廷对四川地区的武将有着胜于其它地区武将的信任,如宋高宗清洗中兴四将时,岳飞被杀,韩世忠等人被收回兵权,而与他们齐名、功绩相当的吴玠却能继续掌握兵权,这无疑是与宋高宗的信任有关。但这造成的后果是吴氏家族势力的膨胀,“夫吴氏当中兴危难之时,能百战以保蜀,传之四世,恩危益张,根本益固。蜀人知有吴氏而不知有朝廷。”[[元]脱脱:《宋史》卷四一六《余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472页。]最终韩侂胄继承了对吴氏家族的信任,任命吴曦为四川宣抚副使,酿成了吴曦之乱。有学者总结认为,吴曦所以叛变的原因与得以叛变的原因二者不是一回事。吴曦为何叛变,主要取决于主观愿望、环境迫使、金人诱惑等等;而能否成功实现叛变,则需要诸多条件的支持。其中,一个关键的条件就是拥有足够的军事实力。[何玉红:《南宋川陕战区兵力部署的失衡与吴曦之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1辑。]而吴氏久掌兵权,在川陕军区威望极高,这成为了吴曦叛变的资本之一。此种隐患也是南宋朝廷为应付军事斗争的无奈之举。正如有学者所言:“放权,武将尾大不掉;削权,又有‘自毁长城’之虞。南宋朝廷陷入两难选择的困境……其结果是文臣、武将双方均颇为不满。”[张邦炜:《恍惚斋两宋史随笔》,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7页。]

 

  5.4余论

 

  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可以看出南宋初期的四川地区无论是相较于北宋时期和南宋中后期,都显得更为稳定。朝廷赋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权力,增强了地方行政的活力和应变能力,使得四川地区成为了朝廷可依赖的中兴之地,从其后的历史看,南宋四川地区在宋金和宋蒙(元)战争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点已得到了史学界广泛的认可。从后世阅史的角度看,四川地区能在面对不同的局势下发挥相同的作用,除了四川地区的地理位置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于中央朝廷合理的政策调整。朝廷通过宣抚司、制置司经营地方,集权以应对突发的军事和政治情况;同时设立总领所适当限制宣抚司和制置司过于膨胀的权力,分权以便于朝廷掌控。在南宋初期的复杂局势下,四川地区成为了朝廷权力辐射最为薄弱,但却异常稳定的行政区域。可以看出,南宋初期对四川地区的经营是较为成功的。但我们仍需看到,政治没有一成不变的,无论是对于中央和地方而言。四川地区虽在南宋初期维持了较长时间的稳定,但在其经营措施上仍留下了隐患,即赋予宣抚司、制置司较大的权力,增强了地方行政能力,有利于抵御金军的军事威胁,但其权力的膨胀却为朝廷所忌惮,因而朝廷对于四川地区的高层机构行政官员的惩罚也超出了其它地区。任职四川地区的高级文臣如若威望过重,则会被朝廷猜忌;如若能力不足,则会被武将所轻,同样会被朝廷所罢免。因而出现了南宋中后期四川地区高级文臣屡屡更换的局面,形成“自宝庆三年至淳祐二年,十六年间,凡授宣抚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老或暂,或庸或贪,或惨或缪,或遥领而不至,或开隙而各谋,终无成绩”[[元]脱脱:《宋史》卷四一六《余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469页。]的局面。这样的政治调整会使得地方武将集团政治话语权提高,地方事务则由武将所侵夺,最终导致地方武将势力的崛起,出现了吴氏三代掌兵的局面和“兴州地域集团”这样的武将集团。

 

  总体看来,南宋对于四川地区的经营,前期是较为成功的,四川地区也发挥了其巨大的作用,一直持续到了南宋末期。但其隐患也是存在的,即对于武将集团的依赖和对文臣的排挤,造成了地方武将的逐渐崛起,吴曦之乱便是在这样的局面下酿成。不过南宋初期对四川地区的经营维持了较长时间内的稳定,其诸多政治措施和机构设置也在宋金和宋蒙(元)战争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四川地区能在南宋末期朝廷危如累卵之时尚能抵御蒙古军队的进攻,这与南宋初期朝廷对四川地区政治布局上的调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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