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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写作模式-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企业国际化影响分析

2021-03-20 09:36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进行,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国际化已经是大势所趋。随着中国企业开始实施国际化战略,国际化所带来的优势也越来越清晰。从三个方面探索企业国际化意义就是:1、为现有的产品和服务寻找新的顾客。企业参加国际化行为的最直接动力是在国内市场饱和的情况下开拓海外市场并寻找当前产品和服务的新客户。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同国家的消费者可能会聚集需求和消费习惯在不同地区达到趋同效果,这可以推动企业推销其产品和服务。2、寻找廉价的资源。企业正在国外市场寻找更好,更便宜的资源,以降低生产成本并获得较低的成本优势。企业可以带给国外低成本优势最前沿的资源主要包括原材料,劳动力和技术。3、提高核心竞争力。核心的竞争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也是企业优于竞争对手的根本原因。该企业将把业务活动从一个国内市场扩展到一个国外市场,更多地了解新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了解其客户的需求,从而建立更强大的核心竞争力。研究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因素不但可以帮助提升上市企业自身利益也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政策与状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全国党建工作会议中提出,要“明确党组织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2018年9月,中国证监会最新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也增加了上市企业的党建要求。随着企业党建工作持续推进,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作为一种中国特有的治理制度在企业公司治理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企业党组织是党的基层组织,是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载体,也是企业重要的组织资源、政治资源和人力资源,必然会对企业产生重要影响。作为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全面领导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于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在微观层面,党通过基层党组织嵌入的方式实现对微观企业的领导,对企业的决策、行为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而党的领导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具体影响效应则是一个值得不断拓展研究的问题。
 
  此外,从上市企业党建国际化角度,本文认为中国上市企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一带一路”的格局下,通盘考虑党和国家的要求、企业自身发展的特点和方向、所在国的情况和需要,在世界各地开展党建工作中拥有国际化的视野和战略、国际化的领导模式和组织结构、国际化的形式和内容,既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主张,同时推动企业国际化业务的发展和开拓,又符合所在国的利益和要求。结合以上背景和认知,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能否发挥提高企业国际战略地位以及国际化的作用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因此,本文尝试探索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上市企业国际化影响是非常有意义的。
 
  1.2研究目的及意义
 
  1.2.1研究目的
 
  (1)研究党组织治理参与和上市企业国际化之间的关系。即党组织治理参与是否对上市企业国际化发挥优势作用。
 
  (2)研究外资占比对于上市企业国际化的调节作用。即上市企业外资占比对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上市企业国际化程度之间的调节作用是否存在负向调节作用。
 
  (3)通过多元回归以及文献综述分析的结果对上市企业国际化提出相对应的意见;对是否要引进外资提供相对应的意见;对党组织治理参与的优势提供一方面的理论支撑以及希望对上市企业提供实际的指导意见和方向建议。
 
  1.2.2研究意义
 
  第一,本文得出结论后将拓展上市企业国际化的研究领域,为上市企业国际化的相关研究提供有益补充。现有文献主要是从高管特征、企业经历、和发展程度来研究上市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因素,但相关文献从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这一角度对上市企业国际化问题进行探讨还处于萌芽阶段。本文基于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这一中国特有的企业治理制度,系统评价党组织的治理参与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为理解企业国际化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二,本文将为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该选题将丰富了党组织在上市企业中的治理作用的研究。现有文献主要是从国企冗员、高管薪酬、国有资产流失、企业违规和高管私有化收益等角度来研究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的作用效果。这一系列相关文献都没有从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上市企业国际化进行研究。不同于既有文献,本文主要从党组织治理参与这一视角对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的作用效果进行评估与检验。因此,本文拓宽了党组织参与的研究领域,丰富了该领域的文献和研究成果,为深入理解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有助于推进关于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的利弊的讨论。
 
  第三,本文得出结论后将为中国持续推进上市企业党建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和支撑。该选题将会根据当下现行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这一领导机制构建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的指标体系,将利用实证检验的方法直接检验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对企业进出口贸易效应。该选题将有助于丰富中国特色的企业治理理论,将为优化党企关系以及企业党建工作和企业改革提供参考。该选题将识别出党组织对上市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以及影响途径和机制,将有助于相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来推进和深化国企党建工作,助力企业的稳定发展。
 
  第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外资企业鱼贯而入,国内企业面临着巨大的冲击与挑战,企业国际已经是大势所趋,进行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上市企业国际化的研究对企业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首先,本文研究的内容可以为现有的产品和服务寻找新的顾客,将上市企业原有的服务推向更广阔的市场,提高上市企业国际化;其次,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寻求更优质更廉价的资源,以获得更低的成本,可以带来低成本优势的资源主要包括原材料、劳动力和技术;最后,可以为上市企业打造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对一个上市企业来说是竞争优势的源泉,是上市企业比竞争对手获得更好的发展的根本原因,将经营范围从国内市场开拓到国际市场,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学习新的技术、管理经验,积累对顾客需求的认知,由此打造出更核心的竞争力。
 
  1.2.3研究创新之处
 
  从现有文献来看,以企业国际化为研究问题以党组织治理作为切入点这一研究视角还处于萌芽阶段,研究以中国特有的组织形式党组织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
 
  从现有文献来看,以外资占比作为调节作用,调节党组织治理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
 
  1.3研究方法
 
  1.3.1文献综述法
 
  该方法指的是通过阅读大量文献,并对文献进行梳理、整合、厘清上市企业党组织与企业治理与上市企业国际化的关系,为外资占比作为调节变量子找到理论依据,最终确定本文的研究方向。
 
  1.3.2数理统计法
 
  首先,根据已有的统计数据库为主要数据来源,析出本文所需的定量数据;然后建立多元回归的计量模型,通过Stata等统计软件,对多远回归模型进行相关性检验、多重共线性检验以及平稳性检验;最后,分析主效应计量回归结果和调节效应回归分析结果,揭示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验证研究假设。
 
  1.4研究思路及框架
 
  1.4.1研究思路
 
  第1章:绪论。首先对上市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的背景进行了简要概述,其次,论述了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上市企业国际化影响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最后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基本框架及研究的创新之处。
 
  第2章:文献综述。首先,本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党组织治理的时代背景进行了文献综述;然后,对企业国际化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文献综述;最后,对外资占比在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上市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中调节作用进行了研究评述。
 
  第3章: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根据国内外有关理论,从中国上市企业实际情况出发对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上市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因素及外资占比的调节作用两个方面提出了假设,基于这些假设分析,定义了相关变量并构建了理论模型。
 
  第4章:实证结果与分析。本章介绍了数据来源及计量模型的构建,并利用计量模型对相关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回归分析等,并得到相关研究结论。
 
  第5章: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本章根据前期对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上市企业国际化影响分析的相关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本文结论,并对上市企业党组织治理参与提出相关建议,最后提出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和展望。
 
  1.4.2研究框架
 
  基于开展研究的步骤,本文设计如图1.1所示的技术路线:
 
  第2章文献综述
 
  2.1企业国际化概念及特征
 
  企业国际化就是指一个上市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局限于一个国家,而是面向世界经济舞台的一种客观现象和发展过程。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国际市场,去组合生产要素,实现产品销售,以获取最大利润。
 
  企业国际化经营不仅是适应全球分工的生存之道,更是培育和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成长之路。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使得中国日趋紧密地融入世界分工体系中,中国企业作为一个群体在世界范围内正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
 
  企业国际化的特征有:(1)国际化经营的主要活动领域是国际市场。(2)通过在国外设立的经营机构来开展国际化活动。(3)主要利用国外资源来开展国际化经营,从而进而加大国际化程度。(4)企业国际化经营往往是跨行业、多元化的综合经营。
 
  企业国际化的发展阶段。不同的企业在参与国际商业活动中的形式和范围方面有明显的差异。根据国际商业活动对企业决策的重要程度,企业国际化一般分为4个阶段:(1)间接或被动的进出口阶段。(2)直接或主动的进出口阶段。(3)非股权安排阶段(特许经营、技术转移等)(4)企业直接投资阶段。
 
  2.2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因素
 
  企业国际化是企业商务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企业国际化的重要性日渐显著,已经成为衡量企业竞争力的一个核心战略,研究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因素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2.2.1企业资源和能力
 
  依据现有文献,国际化理论认为,企业往往基于自己特有的产品和独特的资源开发国外市场领域,而跨国企业之所以产生并发展迅速的根本原因在于跨国企业在国际市场运用专有资源的效率更高。专业资源对企业而言是特有的,它可能是企业长期积累的特有商标或品牌,也可能是由于公司开发产品的独特能力所致。拥有几项或多项专有资源给企业提供了独特优势,特别是在开拓海外市场方面。Johanson和Vahlne在1997年指出,企业的国际业务必须在国外市场进行大量资源投资。这些资源涉及人力、物力、财力等等,这种带有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投资活动需要企业高层对国际市场具有准确而深刻的认知和判断。还有学者认为,企业规模、战略规划、技术密集程度是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条件和前提;人才储备和财务状况在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支撑作用。企业的海外扩张方向不仅受到海外因素的影响,也受到来自企业内部资源的制约[1]。
 
  资源学派为企业的海外拓展的动机和利益提供了更全面的解释。Hitt在1997年提出,国际化企业有投资必要资源以获取和维持创新所需能力的动机。此外,国际化能有助于获取研发密集型组织所需的资源。最后,国际化能帮助企业从多个市场和文化观点获取发展创新能力所需资源[2]。Grant在1988年指出多国企业具有更大的投资能力,相形之下,本土企业往往认为某些投资要么风险太大要么成本太高[3]。
 
  企业的财富和能力将不仅对国内市场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还将对国际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从而获得竞争优势。因此,与没有国外市场的非本地企业或国际企业相比,特有资源可以提高企业的绩效。
 
  2.2.2企业内部高管治理体系
 
  依据现有文献,高管团队在企业的战略发展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在公司的发展方向上起着决定作用,同时还决定了企业资源积累以及使用的效率和有效性。Glaum等在2007年通过实证发现并不是所有公司都早早计划要执行国际化战略,而普遍是在面临机遇时,由高管团队综合考量内外部环境和状况,综合考虑公司的优势和劣势等各种战略因素后作出的决策。国际化是企业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是一个高风险和不确定的过程,企业在国际化的过程中需要面对的是全新的市场环境,东道国的贸易体系,需要熟悉融入当地文化,因此需要高管团队中所有成员共同处理复杂信息来做出这一复杂决策。现今经济的快速发展状态下,国际竞争也越来越激烈,高管个体特质已无法满足企业国际化所需技能与知识,因此高管团队的无形资源成为企业在国际化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具有什么样特征的高管团体能使企业在国际化竞争中更具有竞争力[4]。
 
  李巍和席小涛在2013年在研究国际化经验对国际化绩效影响时,根据中国民企数据分析得出,企业国际化不是直接受到高管团队的国际化经验的影响,而是通过国际化战略意图和进入战略两种中介变量进一步影响的[5]。董临萍和宋渊洋在2017年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的高管团队注意力和企业国际化的数据中手动收集相关数据,基于实证检验发现:企业高管团队对企业国际化的关注程度越高,其国际化绩效越好,并且高管权力和管理自由度可以调节注意力与国际化绩效之间的关系:权力越大、自由度越高,越强的正向影响会体现在注意力对国际化绩效的关系上[6]。Hambrick和Mason在1984年就已经提出了组织的战略选择和绩效与高管团队有非常显著的关系,而高层管理人员的认知心理等因素会对高管团队的判断产生影响,从而会影响其决策,并且他们认为高管人员的心理、认知、价值观是不易测量的,但可以用个人特征表示。较多学者已开始重点研究高管团队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7]。
 
  2.2.3党组织治理
 
  依据现有文献,企业国际化程度受到党组织治理的影响。马正立在2017年通过多重分析发现党组织治理通过国际化的视角和战略、国际化的领导和组织、国际化的形式和内容来改变企业国际化战略[8]。魏修柏在2017年发表认为中国企业在近几年的国际化经营过程中,中国企业不断的结合自身条件摸索出适合自身的党建方法,此外企业海外的党建工作受到空前关注,这将提升国际化经营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9]。霍祥湖在2018年探索认为党组织不断的引进国际化教育,企业党组织基本形成了新作为、多层次、全方位、管领域的格局,这将促进企业国际化程度[10]。
 
  2.3党组织治理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强调和加强党的领导,同时提出要“明确党组织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研究关于党组织的相关文献也越来越多,随着大量学者的不断研究,党组织治理研究影响也越来越丰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为对国企冗员、高管薪酬、国有资产流失、企业违规和高管私有化收益等角度的影响。
 
  2.3.1党组织治理与企业管理
 
  依据现有文献,党组织治理参与能够发挥积极的治理作用这一观点从不同方面和角度得到了验证。马连福等在2012年基于内部人控制的视角发现,党组织治理参与企业治理水平呈现倒“U”型关系,认为党组织在发挥治理作用时应当把握好“度”,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程度存在着一个最优点[11];马连福等在2013年研究发现,在规范国企高管薪酬方面,国有企业党委会参与企业治理能够规范国企高管薪酬[12];陈仕华和卢昌崇在2014年从国有上市企业并购行为出发,在防范国有资产流失方面,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的企业治理时会显著提高其并购溢价水平,抑制了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在提高企业信息环境和企业治理水平方面[13];程博等在2017年基于审计师选择的视角,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治理参与具有信号传递效应,倾向于选择规模大、质量高的会计师事务所[14];王元芳和李思思在2019年以企业慈善捐赠为视角,研究发现,在国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作为外部治理制度的一种代替,能够在外部治理环境较差时更好的发挥其治理作用,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15];严若森和吏林山在2019年研究发现,在抑制国企高管隐性腐败方面,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能够有效发挥抑制国企高管的隐性腐败的作用,这一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中起到的效果更显著[16]。
 
  2.3.2党组织治理与企业绩效
 
  依据现有文献,研究企业基层党组织与企业关系的文献还处于萌芽阶段。韩旭在1999年认为,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是国企的一大优势,能帮助企业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17]。朱平在2004年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建议,应加强国企中党组织的构建,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18]。王元芳和马连福在2014年以2008-201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将企业基层党组织作为制约内部人控制的平衡力量,探讨党组织参与是否降低了代理成本,实证结果表明,党委会成员在监事会和高管层任职可以降低代理成本[19]。
 
  余明桂和潘红波在2008年以中国上市民营企业为样本,分析政治关联度是否对民营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有利。结果发现,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比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获得更多数量的银行贷款和更宽松的贷款期限。而且,在金融发展落后、法治水平低的地区,政治关联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非正式机制,缓解落后的制度对民营企业发展的阻碍作用,帮助民营企业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促进企业发展[20]。Li等在2008年考察了当党组织治理参与中国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发现在人力资本和其他相关变量受到控制的情况下,企业家中的党的成员凭借着党员的身份可以帮助公司从银行或其他机构获得贷款,并建立对司法机构的信任,这将对公司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这种积极影响将更加明显,特别是在市场机制薄弱和法律保护薄弱的地区[21]。董志强和魏下海在2018年则发现企业党组织能够显著改善职工权益,这种改善主要通过集体呼吁和党政呼吁两个途径来实现;党委会书记兼任企业负责人时,民营企业在改善职工权益方面表现更为积极[22]。陈东等在2017年抽样调查江苏民营企业样本检验党组织对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党组织能够显著推动民营企业增加投资,对企业绩效有明显的提升作用[23]。
 
  2.4外资占比对党组织决策的影响
 
  据已有文献,不同研究对外资占比对党组织治理决策褒贬不一。
 
  部分研究表明外资占比可以弥补党组织治理参与作为中国特有的管理机制在上市企业国际化会面对思想和方法不够完善和新颖的问题。据已有的研究来说,外资占比对企业有着很广泛的影响,也对可以为党组织在推动企业治理的同时引进新的管理理念和思路。桑百川在2008年研究发现外资投入在推进研究开发、管理、人才、营销本土化过程中,产生技术外溢效应,带动中国技术进步了解外资企业的技术状况,促进管理创新和技术进步[24]。
 
  另一部分研究表明外资占比会削弱党组织治理参与的凝聚力和决策能力,进一步弱化了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上市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林长兴在2014年通过社会调查的理论分析发现外资占比企业中党组织治理参与中存在的问题。第一、外资占比企业的党的组织体制设置不健全。第二,外资占比企业的党建工作机制不完善。第三,外资占比企业党建工作的有效载体和路径不明。第四,在党组织存在的情况下外资占比组织吸引力不足[25]。
 
  2.5已有研究述评
 
  依据现有文献,当前针对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企业国际化的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本文对上述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因素、党组织治理进行综合述评。通过本文上述整理,总结为以下三点启示:
 
  第一,本文通过对企业国际化的相关文献进行述评后,发现企业国际化一方面受到自身硬实力的影响,如企业资源和能力。另一方面企业国际化受到自身管理体系的影响,如高管治理,党组织治理。在企业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企业自身硬实力足够,就能够在国际贸易的大舞台上站稳脚步,进一步巩固自身企业国际化程度;企业拥有高效的管理体系也能够有效的维持和促进自身国际化程度。
 
  第二,本文通过对党组织治理的相关影响进行述评后,发现党组织治理会影响到企业管理和企业绩效两个方面。其中,党组织治理凭借着高服从性和高执行性对企业管理体系产生影响,进而党组织治理参与企业治理会提升企业管理的高效性。此外,党组织治理参与也会提升企业绩效水平。
 
  第三,本文通过对企业外资占比的相关文献进行述评后,发现不同的学者对于外资占比对党组织治理发挥作用时的影响有着不同的看法,部分学者认为外资占比会推进管理技术面的进步和更新,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外资占比会减少党组织治理参与的凝聚性。
 
  对于以上的文献述评分析总结之后,发现在现有文献中,鲜有涉及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企业国际化影响分析。因此,本文以党组织治理作为切入点,通过实证分析法来研究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并研究外资占比的调节作用。
 
  第3章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3.1理论基础
 
  3.1.1资源依赖理论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企业的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都是企业能力的体现,资源通过互动互补可以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Peng在2001年介绍了该企业的国际化程度的资源基础。他认为,企业的发展需要企业拥有特定的资源。与资源依赖论相同,这些资源包括有形与无形两种资源,并给无形资源赋予明确定义,即学习能力、适应能力以及管理能力。企业是在组织和管理框架下生产的一系列资源。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资源,当企业做出战略决策时,其独特的资源和能力为企业战略决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基础。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高层管理团队作为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基于此,一般认为管理团队成员的资源禀赋水平与其背景特征密切相关。例如,与受教育水平低的管理团队相比,受过高等教育的管理团队可能会接触到更高层次的社会人员。其社交网络资源相对更丰富,获取外部资源将更加容易。此外,受过高等教育的管理团队成员的素质可能更高,他们的管理方法和技能远远超过低学历管理者,决策也可能更科学。所有这些都可能使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层管理团队管理的企业获得比由低教育水平管理团队管理的企业更好的企业业绩,使他们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更高,并进而促进企业的国际化进程[26]。
 
  3.1.2行为决策理论
 
  《管理行为》中提出:不论是“经济标准”还是“理性”都不足以解释管理决策过程。同时,西蒙提出了“满意”和“有限理性”的概念。他认为由于管理者理性不是无限的,但决策却处于不稳定及有风险的环境中,并且做出决策方案需要较高的时间及信息成本,因此管理者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穷尽所有可行的方案。该理论同时提出核心思想:企业在制定战略性决策时,企业资源及面临的机会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但管理者的心理认知、行业经验、对企业所处环境的态度等对管理者决策行为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
 
  团体决策往往比个人决策容易使人信服,由于决策者所处环境的复杂与不确定性,包括决策时间的有限等,个人通常无法在能力范围内做出理性决策。通常认为,团体相较于个体的优势在于“1+1>2”并且更倾向于认为群体决策优于个体决策,因此,团体在行为决策研究中被认为是重点研究对象。由于团体成员具有不一样的职业、生活背景,其知识水平、职业经验等都不尽相同,每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群体决策往往是团体中个体互相接受启发的过程。此外,他们可能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由不同的利益关系所引致的不同偏好使他们对决策结果产生不同期望,因而导致最终选择不同决策行为。群体决策最终目标是集众人之智,将个人利益与团体利益相统一,达成一致意见,进而做出合理决策。而解决不同背景不同利益集团高管对决策行为具有不同期望的方式即沟通,各成员交流畅通,互相表达意见与看法是使群体意见一致的主要方式,最终做到行为整合,达到“1+1>2”的决策效果。
 
  3.2研究假设
 
  3.2.1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企业国际化受到资源依赖理论和行为决策理论的影响,对于党组织治理参与来说,党组织治理参与既可以在资源依赖理论上发挥党组织丰厚的社会资源,即:党员一家亲。在面对企业发展时党组织以集体主义的原则为企业尽心尽力。其次依据行为决策理论来讲,党组织的团结性可以做到“理性面对”,日常的党建和党会会增加高层党组织的交流沟通以及相互磨合了解,使得决策时做出“理性面对”和“1+1>2”。由此党组织有效的治理参与将可能会对企业的国际化带来积极的推进作用。
 
  此外,基于以上文献分析,企业国际化受到企业资源和能力、企业内部高管治理体系的影响,对于党组织治理参与来说,党组织治理带着独特的管理体系和政治参与提升企业的资源和能力,进而提升整个企业国际化程度。党组织治理的独特治理的体系随着历史的不断进化淘汰,党组织治理体系属于高效有能力的治理体系,当党组织治理参与时会给企业高管治理体系注入新鲜血液和精力。所以党组织治理参与是可以对企业国际化带来正向的影响作用的
 
  综合以上国内外不同学者对国际化影响因素以及党组织治理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的文献分析与资源依赖理论和行为决策理论对本文的支撑,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H1:党组织治理参与能够正向影响企业国际化。
 
论文写作模式-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企业国际化影响分析
  3.2.2外资占比的调节作用
 
  从上述研究而言,不同的研究就外资占比的不同作用后果做了分析研究,并对外资占比效应做了分析,部分显示外资占比会推进管理技术面的进步和更新,另一部分则认为外资占比会减少党组织治理参与的凝聚性,不同学者研究显示了不同的研究结果,为外资占比作为本文的调节变量奠定了基础。
 
  本文基于年代、说服力以及实证调查的角度认为外资占比更能削弱党组织治理参与的凝聚性,进而外资占比在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中产生负向调节。
 
  综合以上不同研究结果,以及本文对外资占比对技术外溢和外资占比会削弱党组织治理凝聚性进行权衡之后,本文认为外资占比会对党组织削弱凝聚力影响更大,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H2:外资占比在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中产生负向调节。
 
  3.3理论模型
 
  本文通过对相关因素进行文献综述之后,在理论基础之上提出了两个研究假设。即:党组织治理参与能够正向影响企业国际化;外资占比在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中产生负向调节。
 
  基于已有研究,针对本文假设做了一下理论模型如图3.1所示。
 
  图3.1理论模型
 
  第4章实证研究
 
  4.1变量设定
 
  在前文提出研究假设的基础上,本文选取了符合研究假设的相关变量,并对所选取的相关假设进行定义解释,以及各变量的衡量指标的解释以及来源借鉴,各变量的具体定义如下:
 
  4.1.1被解释变量:企业国际化程度(FSTS)
 
  以往对企业国际化程度的研究通常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进行区分,即广度顾名思义指的是企业海外经营的广度,同样深度指的是企业打入某特定市场投入资源的程度。由于数据限制,本文将使用深度这一维度对企业国际化程度进行研究。
 
  国内外对企业国际化程度(以后企业国际化程度均指企业国际化深度)最为人信服的测量是FSTS,即海外销售额在总销售额中占比。国外学者Grant在1987年采用了该测量度量英国企业的企业国际化程度[3],国内学者宋渊洋等在2011年采用了FSTS指标研究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企业国际化程度时进行度量[27]。另外,从现实角度来看,由于中国企业步入国际化时间较短,很大数量的企业仅仅靠出口的方式迈入国际化市场,因此若根据海外子企业的数量及分布国家的数量来衡量企业国际化程度没有以海外销售额在总销售额占比更合理。
 
  4.1.2解释变量:党组织治理参与(Party)
 
  本文解释变量为党组织的治理参与(Party),现有文献主要有两种方法测量党组织的治理参与。
 
  第一种方法是由Opper等在2002年及Chang和Wong在2004年给出,他们通过问卷调查方式,让调查者以5点量表方式评判大股东、管理层和党组织在63个重要决策问题(此如召集股东大会、设定股东大会议程、召集董事会、设计董事会议程等)的涉入程度,以此判断党组织的治理涉入程度(即党组织相对于大股东或管理层的权力指数)[28]。
 
  第二种方法是马连福等在2012,2013年提出的,他们主要根据党组织成员与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人员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即“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程度)来衡量。“党组织成员兼任监事会的成员、监事会的成员和管理层成员占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所以成员总数之比”[29]。
 
  它们主要根据党组织成员与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人员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即“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程度)来衡量。“党组织成员兼任监事会的成员、监事会的成员和管理层成员占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所以成员总数之比”
 
  就本文而言,以上两种方法中马连福等提出的测量方法可能更具借鉴意义。但基于陈仕华,卢昌崇在2014年中对上述两种方法的总结来看,该选题还不能严格按照马连福等采用的测量方法,根据陈仕华,卢昌崇认为如果采用马连福等的测量方法,可能会导致因数据不服从正态分布而无法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统计分析。
 
  结合以上的研究和改进,为了尽量使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属性,本文采用陈仕华,卢昌崇的改进的测量方法,即党组织是否治理参与的二元指标测方法。具体测量方法如下:党组织是否治理参与(Party),党组织成员是否兼任董事会、监事会或管理层成员,是为1,否为0。
 
  4.1.3调节变量:外资占比(Foreign)
 
  该选题的主要调节变量是外资股东持股比例。在已有的研究中,由于多数上市企业仅披露其前十大股东的具体持股信息,在计算外资股东持股比例时,学者们大多从前十大股东持股数据中识别外资持股比例进行加总。因此,借鉴马超在2015年、步丹璐在2017年等的研究,将上市企业披露的前十大股东中的境外(含港、澳、台)法人、个人以及金融机构等持股比例之和定义为Foreign变量[30]。此外,为了更准确的验证外资持股对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影响,本文还做了以下的剔除处理:由于香港中央结算企业(HKSCC)是香港众多散户的持股集合,无法对上市企业的经营治理产生显著性的影响,参考曲丽清在2007年的做法,将其持股比例予以剔除;剔除中国中央企业在境外设立的子企业,如招商局国际(中国)投资有限企业、中国重汽(香港)有限企业等外资持股的样本,因其本质上为境内资本的延伸,属于中国境内股东持股范畴之内,将其持股比例予以剔除[31]。
 
  4.1.4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企业年龄(age)、企业规模(size)、账面市值比A(BotmA)和账面市值比B(BotmB)。用这几个指标来控制这些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所产生的影响,从而保证研究的可行性与可信度,得到精确的研究结论与实证检验结果。
 
  本文对各个经济变量的意义和简称汇总一起,各个经济变量的意义和简称在表4.1.3中表现出来
 
  表4.1.3各变量的意义与简称
 
  变量类型 简称 中文名 内容
 
  被解释变量 FSTS 上市企业国际化 =海外营销收入/当年营业总收入
 
  解释变量 Party 党组织治理参与 =党组织成员是否兼任董事会、监事会或管理层成员,是为1,否为0。
 
  控制变量 Size 企业规模 =上市企业总资产的自认对数
 
   Age 企业年龄 =企业创始至今的年份
 
   BotmA 账面市值比A =资产总计/市值A
 
   BotmB 账面市值比B =资产总计/市值B
 
  调节变量 Foreign 外资占比 =前十股东中具有外资性质的股东持股比
 
  在进行党组织治理与党建对企业绿色出口的影响的实证分析当中,本文采用161家中国上市企业在2008年至2018年的面板数据,使用Stata15.1计量分析软件,采用静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方法,对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企业绿色出口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同时探讨党建在影响机制当中的调节作用,得到实证研究结果。
 
  4.2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党组织治理参与上市企业国际化之间的关系,根据正常的回归分析的基础本文设定如下的基准回归模型如(4-1):
 
  (4-1)
 
  为检验外资占比在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上市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中的调节作用,本文采取如下的基准回归模型如(4-2):
 
  (4-2)
 
  其中Y表示上市企业国际化,代表截距项,代表为误差项,代表为各个变量的估计系数。代表为党组织治理参与变量,代表为外资占比,代表为控制变量。
 
  4.3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9中国上市企业中挑选部分企业选取其2008至2018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其中党组织参与从各个上市企业官网的管理人员简介中选取相应的数据,上市企业国际化从各企业财务报表进行收集,外资占比从国泰安进行数据收集然后进行处理,其余控制变量均在国泰安数据库进行查找并处理。
 
  4.4实证研究
 
  4.4.1描述性统计
 
  本文数据选取了上市企业2008年到2018年共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其中剔除ST上市企业,以及没有国际化的上市企业,在对存在异常数据的上市企业进行删除。最终本文面板数据保留了161家上市企业,共1771组数据。各变量描述统计如表4.1描述性统计所示,大约有39.9%的上市企业存在党组织治理参与,上市企业国际化平均程度为26.9%,但上市企业外资占比的均值为1.11%普遍偏低。
 
  表4.1描述性统计
 
   (1) (2) (3) (4) (5)
 
  VARIABLES N mean sd min max
 
  
 
  Party 1,771 0.399 0.490 0 1
 
  FSTS 1,771 0.269 0.250 0.000186 1.612
 
  Age 1,771 16.12 5.666 1.420 34.08
 
  Foreign 1,771 0.0111 0.0610 0 0.723
 
  Size 1,771 22.31 1.376 18.29 26.11
 
  BotmA 1,771 0.600 0.228 0 1.205
 
  BotmB 1,771 0.542 0.237 0.00735 1.205
 
  
 
  4.4.2相关性检验
 
  本文首先进行相关性检验,来验证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是否有相关性,如果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即可继续做下一步的研究。如果不存在相关性,那么则无需进行下一步的回归分析。
 
  根据相关性检验结果表4.2各变量之间相关性检验显示,党组织治理参与治理上市企业国际化相关性为正且显著满足做下一步的条件。
 
  表4.2各变量之间相关性检验
 
   FSTS Party Age Size Foreign BotmA BotmA
 
  FSTS 1
 
  Party 0.079*** 1
 
  Age -0.099*** 0.093*** 1
 
  Size -0.255*** 0.162*** 0.305*** 1
 
  Foreign 0.098*** -0.046* -0.086*** -0.068*** 1
 
  BotmA -0.176*** 0.122*** 0.135*** 0.433*** -0.0240 1
 
  BotmB -0.159*** 0.183*** 0.120*** 0.405*** -0.00800 0.938*** 1
 
  4.4.3多重共线性检验
 
  根据国内外相关学者在进行面板数据计量分析时可能会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多重共线性可能会造成可决系数较高,但对各个参数单数的t检验却可能不显著,甚至可能使估计的回归系数符号相反。再根据相关性分析结果得出,存在相关性较大的解释变量,所以本文需要进行多重共线性回归。
 
  本文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的方法完成多重共线性回归检验,方差膨胀因子(VIF)是对多重共线性的进一步判断,如果方差膨胀因子倒数(1/VIF)大于0.1时则认为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根据表4.3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结果显示,本文方差膨胀因子(VIF)结果中方差膨胀因子倒数(1/VIF)普遍大于0.1,该结果表明,本文各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本文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表4.3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结果
 
  Variable VIF 1/VIF
 
  BotmA 8.85 0.112954
 
  BotmB 8.72 0.114616
 
  Size 1.35 0.740602
 
  Age 1.11 0.898946
 
  Party 1.08 0.929290
 
  Foreign 1.01 0.988032
 
  MeanVIF 3.69
 
  4.4.4平稳性检验
 
  本文为避免伪回归的情况发生,在多重共线性检验之后进行平稳性检验。伪回归是说,有时数据的高度相关仅仅是因为二者同时随时间有向上或向下的变动趋势,并没有真正联系。进行平稳性检验之后才能保证论文结果的准确性和规范性。
 
  表4.4平稳性检验结果
 
   ADF 结果
 
  FSTS 658.4812***
 
  (0.0000) 平稳
 
  Party 100.4919***
 
  (0.0010) 平稳
 
  Size 509.7599***
 
  (0.0000) 平稳
 
  Age 17.5093***
 
  (0.0010) 平稳
 
  BotmA 502.7474***
 
  (0.0000) 平稳
 
  BotmB 652.5475***
 
  (0.0000) 平稳
 
  Foreign 85.3997***
 
  (0.0010) 平稳
 
  对于平稳性检验来说,常见方法有LLC检验、Breintung检验、IPS检验、Fisher-ADF检验、Fisher-PP检验等。本文采用Fisher-ADF检验来对研究内容进行检验。从平稳性检验结果表4.4平稳性检验结果来看,各个变量检验结果都平稳且都显著,满足了进一步分析的条件。
 
  4.4.5回归结果
 
  本文在进行面板分析时先确定面板数据的模型,面板数据模型包括混合回归模型(OLS)、固定效应模型(FE)、随机效应模型(RE)。
 
  首先,本文为确定混合回归模型与固定效应模型的选择使用F检验,原假设H0为选择混合模型,如果F检验的P值显著(P<0.05)则拒绝原假设,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否则选择混合模型。
 
  其次,本文确定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使用Hausman检验,原假设为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如果Hausman检验的P值显著(P<0.05)则拒绝原假设,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否则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1)主效应回归分析
 
  本文使用面板线性模型来对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上市企业国际化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先进行对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然年再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初步分析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是否符合前期假设。
 
  4.4.5.1计量模型回归结果
 
   (1)(2)
 
  VARIABLES FSTS
 
  
 
  Party 0.040*** 0.067***
 
   (3.32) (5.56)
 
  Age -0.001
 
   (-1.25)
 
  Size -0.041***
 
   (-8.63)
 
  BotmA -0.084
 
   (-1.14)
 
  BotmB -0.015
 
   (-0.22)
 
  Constant 0.253*** 1.246***
 
   (33.09) (12.78)
 
  
 
  Observations 1,770 1,769
 
  R-squared 0.006 0.087
 
  Ftset 0.000903 0
 
  r2_a 0.00565 0.0849
 
  F 11.05 33.81
 
  t-statisticsinparentheses
 
  ***p<0.01,**p<0.05,*p<0.1
 
  首先是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回归分析,即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上市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回归分析。通过回归结果4.4.5.1计量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回归系数为0.04(大于零)符合原假设,并且回归系数在0.01的水平下显著。分析说明,党治理参与对上市企业国际化存在显著性正向作用,当上市企业存在党组织治理参与时,上市企业国际化就会提升4%,基本符合原假设。
 
  其次是加入控制变量之后的回归分析,即加入企业年龄(Age)、企业总资产对数(Size)、账面市值比A(BotmA)、账面市值比B(BotmB)。回归结果4.5.1计量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加入控制变量之后,回归系数变大,但党组织治理参与依然保持着对上市企业国际化存在显著性正向作用,再次验证符合基本原假设。
 
  (2)调节效应回归分析
 
  表4.4.5.2加入交互项回归结果
 
  VARIABLES FSTS
 
  
 
  Party 0.072***
 
   (5.93)
 
  Age -0.001
 
   (-1.18)
 
  Foreign 0.358***
 
   (3.35)
 
  Size -0.041***
 
   (-8.55)
 
  BotmA -0.075
 
   (-1.01)
 
  BotmB -0.024
 
   (-0.35)
 
  X -0.433**
 
   (-1.98)
 
  Constant 1.229***
 
   (12.61)
 
  
 
  Observations 1,769
 
  R-squared 0.093
 
  Ftset 0
 
  r2_a 0.0897
 
  F 25.90
 
  t-statisticsinparentheses
 
  ***p<0.01,**p<0.05,*p<0.1
 
  因为本文加入了外资占比这个调节变量,所以又将外资占比与其与党组织治理参与交互项代入再次进行回归分析,来分析调节变量外资占比在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上市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根据结果表4.4.5.2加入交互项回归结果显示得出,外资占比与上市企业国际化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且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结果表明外资占比在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上市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中起到消极作用,以上结果符合原假设。
 
  4.4.6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以上一系列的验证分析,验证了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上市企业国际化的正相关性,以及外资占比在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上市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中起负向调节作用。本文将通过稳健性检验来验证本文结论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表4.4.6稳健性检验结果
 
  VARIABLES FSTS
 
  
 
  Party 0.040*** 0.067*** 0.075***
 
   (3.32) (5.56) (4.57)
 
  Foreign 0.199
 
   (0.88)
 
  X -0.386**
 
   (-2.05)
 
  Age -0.001 -0.001
 
   (-1.25) (-0.33)
 
  Size -0.041*** -0.039***
 
   (-8.63) (-5.43)
 
  BotmA -0.084 -0.245*
 
   (-1.14) (-1.76)
 
  BotmB -0.015 0.116
 
   (-0.22) (0.85)
 
  Constant 0.253*** 1.246*** 1.198***
 
   (33.09) (12.78) (8.13)
 
  
 
  Observations 1,770 1,769 966
 
  R-squared 0.006 0.087 0.095
 
  Ftset 0.000903 0 0
 
  r2_a 0.00565 0.0849 0.0888
 
  F 11.05 33.81 14.43
 
  t-statisticsinparentheses
 
  ***p<0.01,**p<0.05,*p<0.1
 
  本文以2015年中国“一带一路”的开始为节点,在除去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选取以2010—2015的样本数据进行稳健性回归分析。
 
  根据回归分析表4.4.6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在稳健性检验下,党组织参与依然保持着对上市企业国际化正显著,并且外资占比依然保持着在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上市企业国际化中负向调节。结果说明,党组织成员参与到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管层中任职时会提高上市企业国际化程度,但上市企业中外资占比过多会削弱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上市企业国际化的影响。稳健性检验结果说明样本选择的偏差对于该模型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实证研究结果为稳健。
 
  第5章结论与展望
 
  5.1研究结论
 
  近年来,党中央、政府各部委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上市企业的企业治理统一起来。这一方面使得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另一方面,有关党组织参与上市企业的企业治理的讨论不断增加。与此同时,随着金融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上市企业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上市企业提升国际化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在上市企业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党组织建立了自身独特的管理体系和发挥了在政策上的领头作用。本文通过对2008-2018年161家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上市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并研究分析外资占比在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上市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中的调节作用得出以下结论
 
  5.1.1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上市企业国际化呈显著正相关
 
  从党组织参与对上市企业国际化的角度出发进行实证研究,本文选取党组织治理参与与企业国际化程度作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运用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平稳性检验得出存在党组织治理参与的上市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会明显提升,即得到结论: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上市企业国际化程度有积极的显著作用。因此,本文认为在国际化的背景下,在企业当中设立党组织是增强上市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有效途径,推动者中国企业绿色产品在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5.1.2外资占比负向调节作用
 
  外资占比虽然会提高上市企业国际化程度,但是外资占比在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上市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由于本文加入了外资占比这个调节变量,所以又将外资占比与其与党组织治理参与交互项进行实证分析,分析调节变量外资占比在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上市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中的调节作用。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可得,外资占比与上市企业国际化的交互项系数为负,即得到结论:外资占比在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上市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中起到消极作用。因此本文认为在中国的上市企业中外资占比过大会对削弱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中国上市企业的影响。
 
  5.2政策建议
 
  上市企业党建工作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独特产物,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企业治理制度,深刻地影响中国微观经济的运行与发展。深入研究上市企业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时对国际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能够为上市企业中党组织的角色定位提供有益的实践启示,为上市企业党建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为了更好的发挥上市企业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本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大力加强企业党建工作企业坚持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党组织实现的,要大力加强上市企业党建工作,尤其是在上市企业国际化的进程中,应当更加重视上市企业党治理参与工作。在企业党治理参与的工作中,党组织要以现代上市企业制度为载体,内嵌到企业治理的各个环节中,实现党建工作与上市企业制度有效结合,从而把握住国际化的趋势。
 
  第二,强化党组织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中的地位。要以党治理参与工作为抓手,重视和强化党组织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虽然党组织作为企业治理主体的地位己经得到《党章》、《企业法》和《上市企业治理准则》的明确,但上市企业要从党组织的设置、结构、职能定位、工作内容、职责和权限等方面,在上市企业章程中进行进一步的明确,为党组织在中国企业中发挥有效的国际化优势和企业治理作用提供合法性支持,进而对企业未来国际市场上提供更牢固的根基。
 
  第三,适当控制企业中外资占比。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外资占比虽然会提高上市企业国际化程度,但是外资占比在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上市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所以要合理的控制外资占比的大小来应对企业国际化的趋势从而使得企业在国际化的潮流下走的更远更久更稳固。
 
  第四,要打破对党组织治理的思想桎梏,党组织虽然是中国特有的管理体系,但是在面向全世界来说也是行之有效的,本文认为中国人民要打破对自身思想桎梏,中国人民要对自己的理论体系充满信心,增强自身的文化自信,这才能企业在国际化的浪潮中稳步向前,使中国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光发热,展现出大国形象。
 
  5.3研究局限性
 
  目前有关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虽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拓展,得出了一些结论,但由于知识水平和数据资源的限制,本文尚存在诸多不足。
 
  首先,由于上市企业年报中未强制要求披露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在党组织中的任职状况,仅披露了企业高管的个人简历,本文通过个人简历和网络资料,手工收集党组织与企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重合与兼任状况,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且本文的样本数据仅截止至2018年。在未来的研究中,将尝试寻找更加科学、全面、有效的度量方法展开研究,并进一步更新数据。
 
  其次,本文未能针对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影响企业管理哪一方面建立起理论模型,在未来的研究中尝试建立理论模型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本文未来还可以进一步研究其对上市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党组织对风险的防范作用能否有助于有上市企业更好的应对国际化危机,使本文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全面。
 
  5.4未来展望
 
  在本文得出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对于未来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主要有以下几点:一、通过扩大时间跨度,增加控制变量,增加更有效的理论模型,使得实证结果更有说服力和有效性;二、在数据选取方面,可以选取更广泛的企业不一定是上市企业,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分析;三、在调节变量的基础上可以寻找其他正向调节的调节变量,以丰富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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