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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相关方法-破产重组的融资问题研究

2021-03-25 17:22


   破产融资对破产申请后债务人获得资金以维持经营、保持资产价值、促进破产重整成功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但相对于正常企业融资而言破产融资在权利义务上有其特殊性。本文梳理了与破产融资法律问题相关的中外文献及规制现状,并结合中外案例介绍了目前的司法及商业实践,研究了破产融资的实践形式、批准程序、偿还优先权、抵押权、利息债权及限制性条款。本文提出了多条实践及规制建议,包括明确破产融资用途和批准程序、明确偿还优先级及抵押权设定、明确利息债权、规制限制性条款、促进债务人信用修复、构建市场化破产融资机制。ARS事件作为21世纪以来中国最严重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之一,唤起了民众的公共卫生意识,暴露了政府在危机管理能力上的不足,直接间接推动了多个领域的改革,影响深远。本研究运用文献法、回归分析法,基于双重差分模型,对SARS事件对地区卫生系统的后续影响进行了回顾。

 
  本研究基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中国统计年鉴》(1999-2008)等数据库,将省级政府卫生支出占比、各省份医疗机构数量与医院床位数、各省份医生数量等作为描述省级区域卫生系统的因变量,将各省份SARS每十万人发病率与SARS虚拟变量相乘的交叉变量作为自变量。
 
  研究发现SARS事件使得全国各个省份的人均卫生支出增加了6.97%,且SARS每十万人发病率每增加1,疾控中心数将增加0.96%,执业(助理)医师数将增加0.33%,其背后是SARS发病率更高的省份对医生的虹吸效应。但SARS疫情更严重的省份,人均卫生支出、医院数与床位数、注册护士数量不会因为疫情而额外增加。
 
  本研究首次使用定量研究方法,从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发生的角度,对SARS对卫生系统的长期影响进行分析,发现SARS的发生并未使护理工作得到应有的重视,提出应大力发展护理行业、落实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教训的政策建议。
 
  1.1选题背景、问题及意义
 
  1.1.1研究背景:破产制度市场化、破产融资市场化
 
  破产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市场主体有序进入和退出、促进资源有效配置、促进竞争性市场高效运转的重要制度,是解决企业及产业深层次矛盾、促进企业融入市场环境、促进产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法律途径[王欣新:《保障破产法的市场化、法治化实施》,财新网,http://opinion.caixin.com/2019-08-20/101452794.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5月1日。]。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首次提出要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五大政策推进供给侧改革》,人民网,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15/1222/c1004-27958807.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5月1日。]。2019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等13部门联合印发的《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9-07/16/content_5410058.htm,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5月1日。]。
 
  201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三)》,明确了破产申请受理后的借款可以作为共益债权获得清偿,并可为前述借款合理设定担保,这为破产融资市场化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目前,《企业破产法》即将启动修改,预期修改后的破产法将为破产相关制度的市场化运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进一步的法律保障[《破产修法6月启动最高法新规明确借款清偿顺序》,财新网,http://china.caixin.com/2019-03-29/101398593.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5月1日。]。
 
  1.1.2研究问题:破产融资的特殊性及规制思路
 
  破产融资是指债务人在申请破产后,通过借款、发行新股等方式筹措资金。破产融资不同于正常企业融资,其时点、风险存在特殊性,因而存在特有的、复杂的问题,需要特殊的、细化的法律规制。
 
  一方面,由于企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存在破产重整失败、无法全额偿还债务的极高风险,这意味着破产融资的贷款人可能希望得到与风险相对应的条件,如较高的利息、较高的偿还优先级、足额的抵押担保等。然而,破产重整中的企业往往缺乏可用于足额抵押的资产,如果在为原有担保债权人提供担保的财产上再进行担保,可能会损害相关担保债权人的利益[丁燕:《破产重整企业债权融资的异化及其解决》,《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第173-174页。]。同时,引入破产融资相当于引入了相对于原有普通债权人而言具有更高偿还优先级的债权人,一旦企业重整失败,原有债权人获得偿还的比例可能相对于重整前的获偿比例更低,因此也需要给予原有债权人利益权衡的机会。
 
  另一方面,破产融资的贷款人希望通过短期借款获利之外,往往有其他需求:一种情况是,新贷款人可能是债务人原有的债权人,希望保持资产价值,使得原有债权获得更高的清偿比例,也可能是希望通过帮助债务人渡过难关以继续维持长期的借贷关系,此时新贷款人与债务人的长期利益是一致。另一种情况是,新贷款人可能希望获得该公司的控制权,而破产融资则是维持资产价值的手段,同时还可以通过循环分批贷款等方式实现重整中的激励机制。但是,这类贷款人不仅可以通过提供破产融资掌握关于债务人及原有债权人的内部信息,而且其提出的限制性条款可能对其他竞标者有失公允,使原有债权人、出资人、雇员其他相关方的利益受损[Skeel Jr,D.A.(2003).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 of debtor-in-possession financing.Cardozo L.Rev.,25,1923-1932.]。
 
  促进企业获得融资的同时,还需要平衡各方利益,这对破产重整中融资相关法律规制提出了挑战,需要仔细研究。
 
  1.1.3研究意义:通过规制促进破产融资、帮助企业重生
 
  市场一方面可以通过破产清算制度使过剩产能及时退出;另一方面,市场可以通过破产重整制度使由于流动性等原因陷入困境,但有重整价值的企业获得新生。破产融资的实现首先需要满足以下几种前提条件之一:
 
  第一,债务人继续营运的价值高于直接清算的价值。债务人已经进入破产程序,继续融资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债权人的受偿比例,而保持企业整体的价值往往高于拆分资产出售的价值。因此,如果认定继续营运的价值高于直接清算的价值,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应当促使债务人继续营运。但是,由于债务人往往缺乏充足的现金流,而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信用能力缺失,供应商往往不愿意赊账或赊账额度有限,因此如果债务人需要继续维持经营,一般需要进行新的融资[王龙刚:《救赎与博弈:公司重整融资的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11年,第30页。]。
 
  第二,债务人是由于流动性原因而被迫进入破产程序的。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很多时候并非因为资不抵债,而是因为自身债务管理出现问题而陷入财务困境,所处的行业也可能处于下行周期,多项原因共同叠加导致债务人不能按期还款,而这类企业还有重生的价值,直接清算对各方的利益都不利[王龙刚:《救赎与博弈:公司重整融资的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11年,第30页。]。
 
  第三,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一个企业,尤其是一个大型企业的存亡,其牵涉的不仅仅是企业本身的债权人和出资方的利益,更可能牵涉到全体雇员的工作及生计、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甚至是国家科技实力及竞争实力、金融环境市场稳定及市场信心等系统性风险因素[王龙刚:《救赎与博弈:公司重整融资的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11年,第30-31页。]。可以说,当一个企业的破产具有很强的负外部性时,政府的干预势在必行,这时破产融资所承担的使命就远超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而是需要同时保护职工权益、保护特殊产业、复苏经济等[丁燕:《论“出售式重整”的经济法品格》,《法学杂志》,2016年第6期,第106页。]。
 
  破产融资不仅可以为企业继续运营提供资金,还可以对外提供债务人未来前景良好的积极信号[Chatterjee,S.,Dhillon,U.S.,&Ramı́rez,G.G.(2004).Debtor-in-possession financing.Journal of Banking&Finance,28(12),3097.],支撑企业继续运营,维系上下游企业的关系链,提高破产重整的成功率[Carapeto,M.(1999),Does Debtor-in-Possession Financing Add Value?.IFA Working Paper,No.294-1999.]。
 
  由上述条件可知,破产融资是企业持续经营、保持资产价值、保证破产重整成功的需要,更是一些关系民生福祉的企业维持正常运转、保证社会稳定的需要。
 
  对破产融资的法律问题的分析及规制建议,可以为建立破产融资制度及发展破产融资市场提供有效的建议,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及有重整价值的企业的重整成功,进一步提高市场经济及营商环境水平。
 
  1.2研究方法
 
  1.文献及规范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本文将对与破产融资的法律问题相关的中外文献进行梳理,归纳总结破产融资实践中存在的特殊法律问题及法律规制观点。同时,本文将梳理各主要法域中破产重整融资相关的法律条款,了解各法域的立法目的,为立法及制度建设提供参考。
 
  2.案例分析法。一方面,本文将从国内外案例出发,对各主要法域中破产融资方式及效果进行归纳。另一方面,论文将重点梳理国内已有的破产融资案例,整理分析国内的司法态度及实践。
 
  第2章破产融资的实践形式
 
  2.1破产融资的需求方
 
  破产融资广义上的需求方指的是债务人,狭义的需求方指的是破产程序中的管理主体,包括管理人和自行管理的债务人。我国《企业破产法》默认的管理主体为管理人,债务人自行管理是法院批准的例外,在司法实践中较为少见[王欣新、许胜锋:《落实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精神完善重整中的债务人自行管理制度》,《人民法院报》,2019年7月18日,第7版。]。
 
  美国在1938年新政改革后,强制要求大型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中任命一名管理人来负责债务人的经营。1978年破产法修改后取消了这一限制,自行管理的债务人(debtor-in-possession,DIP)成为默认的管理主体,美国的破产融资也被默认称为“DIP融资”[Skeel Jr,D.A.(2003).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 of debtor-in-possession financing.Cardozo L.Rev.,25,1906.]。
 
  2.2破产融资的提供方
 
  2.2.1贷款导向型
 
  贷款导向型(loan-oriented)贷款人是指不以控制重整后债务人为目标而为债务人提供破产融资的贷款人,其目的主要包括获得短期利息回报、与优质债务人保持未来长期的合作关系、帮助债务人走出困境以提高原有债权的受偿比例等[Skeel Jr,D.A.(2003).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 of debtor-in-possession financing.Cardozo L.Rev.,25,1917.]。
 
  贷款导向型贷款人可能是全新的债权人,也可能是债务人原有的债权人。新债权人由于有偿还的优先级,与原有债权人的利益不一致,可能会阻碍债务人利用其融资进行适当的有风险的投资以挽救企业,除非新债权人将可能重整成功后的债务人视为未来潜在的可以保持长期合作关系的客户[Skeel Jr,D.A.(2003).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 of debtor-in-possession financing.Cardozo L.Rev.,25,1924.]。
 
  若企业投资失败,即使投资回报低于初始投资额,根据其借款优先于其他原有无担保债权人的偿还优先权,作为新贷款人的新债权人或原有债权人都能够得到较高的受偿比例,此时原有无担保债权人很可能会无法得到受偿。但是,企业如果投资成功,与新债权人相比,新借款能够得到完全受偿的同时,原有债权人的原有无担保债权的受偿比例也能够得到提高。因此,较之于新债权人,原有债权人提供新融资时很有可能会鼓励债务人进行适当的有风险的投资[Triantis,G.G.(1993).Theory of the Regulation of Debtor-in-Possession Financing,A.Vand.L.Rev.,46,924.]。同时,原有债权人对企业更加了解,通过原有债权人获得融资,能够利用这一信息优势减少借款融资时的搜索成本[Skeel Jr,D.A.(2003).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 of debtor-in-possession financing.Cardozo L.Rev.,25,1927.]。
 
  2.2.2控制导向型
 
  控制导向型贷款人(loan-and-control)又被称为战略投资人,往往是在破产重整之后接替现有管理层和实际控制人运营债务人或债务人资产的一方,往往会为债务人带来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资源,是债务人破产重整成功的关键[Skeel Jr,D.A.(2003).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 of debtor-in-possession financing.Cardozo L.Rev.,25,1920.]。
 
  控制导向型贷款人的目的在于通过借贷的形式首先帮助债务人继续维持经营,进而通过破产重整过程获得债务人或债务人资产的控制权。战略投资人可能是债务人的竞争对手、上下游合作伙伴等产业投资人,也可能是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公司,抑或是专业的不良资产管理机构[Li,K.,&Wang,W.(2016).Debtor-in-possession financing,loan-to-loan,and loan-to-own.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39,121.]。
 
  战略投资人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得债务人或债务人资产的控制权,例如向债务人出资以获得增发的股份或获得现有出资人无偿出让的股份,或者购买打包出售的债务人资产等。除了出资人权益的调整,以获取债务人控制权为目的的重整中还涉及到债务人利益的调整,方式包括债务减免、债转股等,涉时一般较长[王佐发:《上市公司"重整融资"模式的检讨与改进路径》,《证券市场导报》,2010年第3期,第25-26页。]。
 
  战略投资人前期的破产融资主要以借款的形式(负债型融资),在债务人流动性紧张的情况下继续维持债务人的正常经营,防止出现由于债务人中断经营而导致的资产价值减损。后期重整计划经协商通过后,战略投资人才会注入以股权为形式的融资(权益性融资)。同时,前期的负债型融资也有可能由其他贷款导向型投资人负责提供。
 
  2.3负债型融资
 
  2.3.1借款
 
  破产融资中的借款由破产后债务人为主体承受债务。我国《企业破产法》及《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三)》对借款的偿还优先权、担保权等借款属性及权利义务方面进行了规定,明确了破产后借款属于“共益债权”,可以享有高于原有无担保债权人的性质的偿还优先权,同时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可为借款设立担保。
 
  破产融资的借款方包括银行、上下游公司、纾困基金等。纾困基金参与破产融资的借款是近年新出现的实践方式,例如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纾困基金以共益债权的形式借款给大连机床集团,专门用于重整期间机床集团的整体生产经营[《大连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信达润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共益债务融资借款协议>的公告》,http://www.shclearing.com/xxpl/zdsxjqt/201803/t20180330_363178.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5月1日。]。实践中也出现了由管理人直接招募共益债权贷款人而非重整战略投资人的案例,如福建福鼎建兴房地产开发公司和福建建业地产有限公司直接招募共益债权贷款人,预期募集资金2亿元,用于房地产工程续建[《福建福鼎建兴房地产开发公司和福建建业地产有限公司共益债权投资人公开招募公告》,https://pccz.court.gov.cn/pcajxxw/pcgg/ggxq?id=8674510182FB6384BBB723E387E6187C,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5月1日。]。
 
  2.3.2发行债券
 
  依照《证券法》[2019年新修订的《证券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对已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或者其他债务有违约或者延迟支付本息的事实且仍处于继续状态的公司,不得再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我国破产债务人无法直接通过证券的方式进行债权融资。
 
  美国破产法第1145条(a)项之(1)(2)规定了处于重整状态中的企业通过债券进行融资不受到正常联邦证券法限制的细则条款,即处于重整状态中的企业可以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进行破产融资。
 
  2.3.3借款收益证券化
 
  在我国的实践中,出现了通过借款债权资产证券化进行融资的方式,通过类似于债券的形式,使得投资者更容易被寻找,加快破产融资的速度。此类融资程序为:(1)中介机构制定融资方案;(2)法院确认融资款为共益债务;(3)由第一次债权人委员会通过融资方案,确定共益债务属性;(4)由投资机构以SPV(特殊目的载体)作为投资主体,以借款形式提供给向债务人提供借款融资;(5)SPV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基础资产为对债务人的债权[周瑶:《论破产案件中共益债务认定问题的新发展——以破产企业债权融资模式与风险防控为视角》,《中国商论》,2019年第17期,第212页。]。浙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已先后发行5个地产重整项目的共益债权证券化产品[武永庆:《专访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审判庭庭长武永庆——资本如何在企业破产重整中大展拳脚?》,《南方日报》,2017年4月28日,第SC04版。]。
 
  2.4权益型融资
 
  2.4.1股份转让
 
  出资人可以通过无偿转让股份给投资人、投资人直接注资给企业的方式进行破产融资。重要股东的股权如果被冻结或被质押,将对通过股份转让的方式获得融资的计划造成重大影响。股份转让时一般配合债务人的债务重组[王佐发:《上市公司"重整融资"模式的检讨与改进路径》,《证券市场导报》,2010年第3期,第23-24页。]。
 
  2.4.2发行新股
 
  对于上市公司债务人而言,若债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39条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规定的禁止情形,及满足《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非公开发行股票进行融资。发行新股时一般配合债务人的债务重组,发行的部分新股可能用于债权人债转股[王龙刚:《救赎与博弈:公司重整融资的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11年,第115页。]。
 
  2.5混合型融资
 
  2.5.1与债务重组相结合的权益型融资
 
  债务重组的目的是使新公司的债务负担降到最低,方便战略投资人以股权的形式提供融资,减少或免去战略投资人对重整前企业的遗留债务的负担,使重组后的公司能够“轻装上阵”。
 
  对于原有出资人而言,由于股权的清偿处于最低顺位,理论上出资人一般无法得到清偿,即出资人的股权需要无偿转让给新债权人,或在“出售式重整”中出资人既无法获得清偿也无法获得新公司的股份。
 
  典型案例:美国通用汽车破产案[Kimberly Amadeo:《Auto Industry Bailout》,https://www.thebalance.com/auto-industry-bailout-gm-ford-chrysler-3305694#citation-33,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5月1日。]
 
  在接受美国财政部贷款逾200亿美元后依然无法摆脱债务危机的情况下,通用公司于2009年6月申请破产。此时通用汽车公司有820亿美元的账面资产及1728亿美元的负债,财务上属于严重的资不抵债。为维护原有债权人、雇员、退休工人的利益,以及保护通用汽车公司的上下游产业链,美国财政部充当了通用汽车公司的最大的DIP贷款人,为其提供301亿美金的DIP融资。
 
  通用汽车公司采用了“出售式重整”的方式,将优质资产打包出售给新通用公司,并以新通用公司的股份作为给予通用公司DIP贷款人及原有债权人的对价,原有通用公司将剩余资产售出后将进行破产清算。新通用公司60%的股份属于美国政府,10%的股份属于原有债权人,而原有出资人失去了他们全部的投资。
 
  2.5.2中国上市公司重整融资的特殊情况
 
  由于“壳价值”的存在,若上市公司后续破产重整成功而未被退市,即使上市公司处于严重的资不抵债的情况,上市公司的股权也依然具有价值,出资人不会失去全部的投资。即便在重整过程中有股权无偿转让的安排,股权转让时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损失一般是最小的。而在非上市公司重整中,原有出资人一般会完全退出,无法获得任何清偿。
 
  我国上市公司的重整计划的一般包括几个部分:(1)债务重组,包括债务减免、留债展期、债权转股权等;(2)股东谈判缩股、无偿转让股份、增发新股并保留给战略投资人及债转股的债权人;(3)战略投资人认购增发的或受让无偿转让的股份,取得公司的控制权[王佐发:《上市公司"重整融资"模式的检讨与改进路径》,《证券市场导报》,2010年第3期,第25页。]。
 
  典型案例: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ST沈机(000410)上市公司公告:《关于在重整期间与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共益债借款协议的公告》、《重整计划(草案)》]
 
  2019年9月沈机股份公告与中国通用技术集团签署共益借款协议。
 
  重整计划中,出资人权益按照每10股转增12股的比例进行转增,上述转增股份中,一部分由战略投资人通用技术集团受让,对价为12亿元,占转增后沈机股份总股本的29.99%,另一部分用于清偿债权,占转增后沈机股份总股本的24.58%。加上后续参与沈阳机床集团重整中将获得的股份,通用技术集团将控股重整后的沈机股份公司。经过债务重组后,普通债权综合受偿比例为30%。
 
  第3章破产融资中存在的特殊法律问题及规制
 
  3.1破产融资的批准
 
  3.1.1负债型融资
 
  破产融资一方面可能在未来提高原有债权人的受偿比例,另一方面也可能使得原有债权人的受偿比例下降,需要原有债权人进行权衡。因此,《企业破产法》及司法解释规定,以债权为形式的融资计划应当由债权人会议或主持破产机制的法院进行批准[《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第2条第1款规定,破产申请受理后,经债权人会议决议通过,或者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前经人民法院许可,管理人或者自行管理的债务人可以为债务人继续营业而借款。《企业破产法》第69条第4项规定,管理人实施借款时应当及时报告债权人委员会,未设立债权人委员会的,管理人应当及时报告人民法院。]。
 
  笔者认为,《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三)》是《企业破产法》实行十余年后推出的司法解释,符合破产实践及最新的司法态度。新破产法尚未推出前,应当遵照更严格的《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三)》获得破产融资的批准,这一程序也是破产融资未来偿还优先权的重要保证。即使破产融资没有用于债务人继续营业,也不妨碍破产融资的共益债务属性,而应当追究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的责任。
 
  典型案例:北京京西国利信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破产案[樊星:《共益债务与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的法律适用——基于北京京西峪鑫物资有限公司申请北京京西国利信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的分析》,《法律适用》,2019年第12期,第21页。]
 
  债务人继续营业及借款事宜分别经过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而后因重整失败,无法整体出售资产,清算后所得变价款甚至低于破产后的借款额。
 
  北京一中院认为,这一借款产生于破产申请受理之后,由全体债权人决议一致通过,表面全体债权人在破产后新借款事宜上自愿设立了权利及负担。判断这笔债务是否优先于原有债权人受偿时,不需要考查事后全体债权人是否实际获益,而是需要考查借款是否获得债权人会议批准。
 
  如果破产后新借款未经过债权人会议通过或在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由法院批准的程序,应该如何认定这一新借款的性质?
 
  笔者认为,批准程序不是针对善意贷款人的,如果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没有满足批准程序而未勤勉尽责或造成损失,则需要依照《企业破产法》第130或125条进行处罚及赔偿。
 
  结合下列司法裁判可以发现,对善意的贷款人而言,如果贷款人与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的借款协议中明确约定该借款用于“债务人继续营业”[《企业破产法》第42条第4项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发生的,为债务人继续营业而应支付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债务为共益债务。],没有获得批准的破产融资可构成“表见代理”,该破产融资应被视为共益债务,除非有证据证明贷款人与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之间恶意串通,或贷款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笔借款没有获得许可。
 
  典型案例:亿商通公司与金卧牛公司破产债权纠纷[(2014)粤高法民二破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亿商通公司在被告金卧牛公司破产后向其借款100万元,并且约定“用于金卧牛公司破产重整期间继续营业”。
 
  广东高院认为,该笔借款由金卧牛公司破产管理人确认,约定用于“继续营业”。未经过债权人会议批准,或未将该笔款项用于为债务人继续经营,并不是否认该笔债务为共益债务的充分依据。据此,广东高院撤销了一审法院做出的由于未经过债务人会议批准而未将该笔借款确认为共益债务的判决。
 
  如果贷款人与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没有借款协议,或借款协议中没有明确约定该借款用于债务人继续营业,或贷款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笔借款没有获得许可时,笔者认为,如果借款事实上按照《企业破产法》第42条第4项规定而使用,即使不符合批准程序,也不能改变该借款为共益债务的认定,只能追究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的责任。但是,如果该借款的用途被判定为不符合《企业破产法》第42条第4项规定或第42条中任意一款的规定,则该借款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无法被认定为有受偿优先权的共益债权,根据实践只能被判定为普通债权。
 
  典型案例:卢玛禄与金卧牛公司破产债权纠纷[(2014)粤高法民二破终字第97号民事判决书]
 
  在被告金卧牛公司被受理破产申请后,原告卢玛禄向该公司借款10万元,但没有与破产管理人书面约定该款项的用途,并且该款事实上主要用于发放离厂工人工资。原告主张案涉借款的用途为支付离厂工人工资、稳定保安队伍,应认定为共益债务。但广东高院认为,支付离厂工人工资不属于《企业破产法》第42条规定的6种情形之一,同时原告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实该款用于稳定保安队伍,无法被判定为用于债务人继续营业,因此仅能被判定为普通债权。
 
  为破产融资设立担保也需要债权人会议或法院的批准[《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第2条第2款规定,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可以为借款设定抵押担保。第2款的担保程序应当被第1款的批准程序所概括。《企业破产法》第69条第5项规定,管理人设定财产担保时应当及时报告债权人委员会,未设立债权人委员会的,管理人应当及时报告人民法院。]。笔者认为,如果未履行上述程序而设定担保的,构成“表见代理”(贷款人不知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没有对担保事项履行许可程序)时担保有效,其他情况下应认定为担保无效。
 
  各国破产法对负债型融资的批准也有相关规定。美国破产法第364条对不同类型的债务有不同的授权:(a)款规定除非法庭另有命令,受托人(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可以在日常业务过程内自行决定无担保的借款,并作为与破产管理费用同级别的债权;(b)(c)(d)款则规定在日常业务范围之外或设立抵押担保时需要由法院经过通知和听证后决定。确定日常业务范围的标准为:债务人过去的主要业务,或同行业类似企业的有关业务。如果这个债务不是正常经营业务而引起的,法院将依据这笔债务是否是“保持破产财团”和“实际的和必需的”成本和费用来确定这笔借款是否享有偿还的优先权[齐砺杰:《破产重整制度的比较研究:英美视野与中国图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Kindle版第3919页。]。
 
  3.1.2权益型融资
 
  以股权为形式的融资计划理论上应当包含在重整计划中,伴随着原有债权人的利益调整(减免债务、债转股等),其必然涉及原有债权人的表决程序。若股权型融资不经过重整程序,则该注资应与原有出资人拥有同等的清偿顺序,即位于最末,劣后于所有债权人。
 
  3.2破产融资偿还的优先权
 
  3.2.1学界观点
 
  大部分学者认为,赋予破产融资相对于原有无担保债权人的偿还优先权,既体现了公平,也反应了效率。如果不提供优先权,一方面拯救企业的融资成本无法在各利益方之间合理分摊,另一方面理性的投资者会因为成本远大于收益而不愿提供新资金[丁燕:《论破产重整融资中债权的优先性》,《法学论坛》,2019年第3期,第112页。]。赋予破产融资偿还的优先权,能使债务人更容易获得融资,解决破产后“投资不足”的问题,这也是法院允许给予优先权融资的基本理由[Triantis,G.G.(1993).Theory of the Regulation of Debtor-in-Possession Financing,A.Vand.L.Rev.,46,901.]。
 
  赋予破产融资偿还优先权的反对者认为,赋予破产融资偿还的优先权将会减少贷款人监督债务人的激励,提高重整失败的概率。因为投资失败的情况下,即使新的投资全部无法收回,贷款人还可以从融资前属于原有债权人的破产财产中受偿。对原有债权人而言,受偿的财产“蛋糕”不仅没有被做大,而且分得“蛋糕”的比例也变小了,从而产生财富转移效应[Bebchuk,L.A.,&Fried,J.M.(1997).Uneasy Case for the Priority of Secured Claims in Bankruptcy:Further Thoughts and a Reply to Critics.Cornell Law Review,82(6),1306.]。
 
  反对前述观点的学者则认为,这一观点没有仔细考虑破产融资可以把“蛋糕”做大的可能性,而这将会为原有债权人创造更多价值。同时,债务人和新贷款人作为理性人,在真正需要时才会寻找破产融资及提供破产融资,并根据实际情况协商提供或获得偿还优先权的条件。如果公司挽救无望,那么即使新投资者被给予偿还的优先权,也不会愿意提供融资[Steven L.Schwarcz,The Easy Case for the Priority of Secured Claims in Bankruptcy,47 Duke L.J.,425-426(1997).]。
 
  在实践中,只有在破产融资被偿还的优先权,以及标的公司有继续生存的希望时,破产融资才能成功。例如,匈牙利采纳了一项基于美国破产法第364条的破产法条款,但并没有允许为贷款人提供特别优先权,因此实践中几乎没有使用这一条款的破产融资案例[Skeel Jr,D.A.(2003).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 of debtor-in-possession financing.Cardozo L.Rev.,25,1934.]。
 
  与此同时,公司管理层的股权位于清偿顺序的最末,资不抵债时股权无法得到清偿,赋予破产融资偿还的优先权可能会给管理层激励去投资高风险项目,从而导致“投资过度”,而“投资过度”的可能性与公司资不抵债的程度正相关。公司资不抵债的程度越高时,出资人越难在重整后受偿,则公司管理层更有激励去选择最理想回报条件下能够使股权得到受偿的投资项目,而将投资失败的风险留给原有债权人(即如果投资失败,破产融资优先受偿后原有债权人的清偿比例较融资前更低)[Triantis,G.G.(1993).Theory of the Regulation of Debtor-in-Possession Financing,A.Vand.L.Rev.,46,920-923.]。一种可能的平衡方案是,让新投资者只能够享受“受限制的优先权”,即只能从自己资助的具体项目或财产中优先受偿[Triantis,G.G.(2005).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DIP Financing,in Bankruptcy Financing:An Introduction,Hyderabad:ICFAI University Press.转引自齐砺杰:《破产重整制度的比较研究:英美视野与中国图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Kindle版第4044页。],这样才能激励新投资者积极监督重整过程。
 
  笔者认为,扩大原有债权人利益的机会下必定存在侵蚀原有债权人利益的风险,法律所需要做的,是在制度层面给予偿还优先权的选项,同时发挥破产法保护“公共池塘”的优势,根据融资的情形给予全体债务人不同等级的决定权利,使全体债权人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如果不给予破产融资偿还的优先权,理性的贷款人在破产后以普通债权的优先级给予破产融资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笔者认为,管理层“投资过度”的倾向和新贷款人较低的监督意愿说明,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需要在全体债权人表决时或法院批准时提供最可能细化的破产融资使用方案并受到专业的管理人和债权人委员会的有效监督。管理人的破产费用计算往往与破产财产的规模成正比,因此管理人更有激励去通过破产融资实现整体破产财产期望价值的最大化,而非实现公司管理层所期望的极端条件下价值的最大化。管理人可以聘请同行业专业人士主导重整进程,以避免管理层利益与债权人利益不一致的道德风险,同时还可以减少管理人在业务运营上能力不足的弊端。自行管理的债务人也应该通过聘请同行业专业人士进行监督或主导的方式,降低道德风险。
 
  3.2.2规制情况
 
  现行《企业破产法》关于破产融资偿还优先权的规定仅限于第42条。大部分学者认为,第42条第4项经扩大解释后规定了“为债务人继续营业而产生的债务”为共益债务。《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第2条第1款也支持了该观点。
 
  对于破产后的借款,一旦确认具有共益债务性质的偿还优先权,则重整失败后也不会改变这一偿还优先权。例如前述北京京西国利信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破产案中,企业重整失败,但是破产融资是基于全体债权人合意的,因此破产融资理应优先受偿。
 
  但是,破产融资的用途并不一定用于狭义的“债务人继续营业”,用途可能是使得破产财产价值最大化。如果机械地按照第42条第4项的条件认定借款为共益债务,则部分使得破产财产最大化的破产融资不能被算作共益债务。有学者认为,应将破产融资解释为第42条第1项对应的共益债务更为合适,因为第42条第1项中的“双务合同”还可以解释为进入破产程序后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新签订的双务合同。例如某案例中,债务人的主要财产为一个尚未完成配套工程的厂区,如果通过破产融资来完成配套工程后再转让能够提升财产的价值,提升原有债权人的受偿比例。这一破产融资不符合“继续营业”的目的要件,但符合第42条第1项的规定[樊星:《共益债务与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的法律适用——基于北京京西峪鑫物资有限公司申请北京京西国利信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的分析》,《法律适用》,2019年第12期,第22页。]。
 
  破产融资的偿还优先性条款也已经被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破产法吸收。在美国破产法发展历史上,一直都赋予破产融资以偿还优先性[丁燕:《论破产重整融资中债权的优先性》,《法学论坛》,2019年第3期,第111-112页。]。现行美国破产法第364条对不同用途的无抵押担保破产融资的偿还优先级进行了分别规定,并配有不同的批准程序:(a)款规定对应狭义上为了“债务人继续经营”的无抵押担保融资,无需法院批准;(b)款规定对应广义上其他不属于“债务人继续经营”但目的是“破产财产最大化”的融资,需要法院听证后许可;(c)款规定在经过法院听证并许可后,借款可以进一步优先于其他任何或所有管理费用进行偿还。第364条(e)款则规定法院撤销借款协议中的条款时,不影响这一优先权。
 
  英国修订后的1986年《破产法》第19条和Sch.B1第99段经过解读后可以理解为允许破产管理程序中的继续贷款优先于破产前已经存在的浮动担保受偿”[齐砺杰:《破产重整制度的比较研究:英美视野与中国图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Kindle版第4044页。]。德国破产法第55条规定了劣后于破产程序费用但优先于其他无抵押债权偿付的破产财产债务(Masseverbindlichkeiten)的分类[德国破产法第55条第1款第2项规定,因双务合同所生的债务,以其为破产财产利益而得被要求履行或必须在破产程序开始之后的时间履行为限。我国台湾地区破产法第96条也做了类似的规定。],其中包含了破产程序中的破产融资。日本破产法也规定得到债权人监督委员会同意或法院许可的破产融资都以共益债务处理[如日本民事再生法120条1、3款及119条5款,公司更生法128条1、2、4款及127条5款。参见粟田口太郎:《日本的DIP融资》,https://eaa-ir.com/jp/sym/pdf/sym_ch.pdf,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5月1日。]。
 
  3.3破产融资的抵押权
 
  《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第2条第2款不仅重申了《企业破产法》第75条第2款[《企业破产法》第75条第2款规定,在重整期间,债务人或管理人为继续经营而借款的,可以为该借款设定担保。偿还顺序方面,《物权法》第199条第1、2款规定,抵押权已登记的,按照登记的先后顺序清偿,抵押权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还拓宽了为借款设定担保的条件,取消了重整期间的限定,有利于债务人更快地进行破产融资,以更好地维持债务人财产。
 
  美国破产法第364条对有抵押担保破产融资的偿还优先级进行了分别规定,并配有不同的标准:(c)款规定在法院听证并许可后,可以设定初始担保权,或在已被设定担保的财产上设定次级担保权(即劣后于原有担保权人受偿);(d)款规定在法院听证并许可后,可以为借款在已被设定担保的财产上设定同等或优先担保权(即同等于或优先于原有担保权人受偿),但需要证明受托人无法通过其他的条件取得借款,且被降次的担保权人的利益能够得到充分的保护。上述借款都享有高于原有无担保债权的偿还优先权,且(d)款的规定被称为优先级高于原有担保债权的“超级优先权”条款[丁燕:《破产重整企业债权融资的异化及其解决》,《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第173页。]。1988年以来的十年间,美国申请破产重整的公司非银、非地产的样本公司中,每年申请DIP融资的比例迅速由低于10%增加至40-50%,大部分公司获得融资依靠的是美国破产法第364条(c)款或(d)款的规定,其中有可获得的融资安排资料的26家公司全部采用美国破产法第364条(c)款或(d)款获得融资[Dahiya,S.,John,K.,Puri,M.,&Ramı́rez,G.(2003).Debtor-in-possession financing and bankruptcy resolution:Empirical evidenc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69(1),263-266.]。
 
  通过与双务合同选择权[《企业破产法》第18条第2款规定,双务合同的对方当事人有权要求管理人提供担保,管理人不提供担保的,视为解除合同。]的类比可知,共益债权人有权要求获得担保,是否提供担保的商定是共益债权人与债务人在市场条件下根据借款的风险而进行的,共益债权人与债务人都在进行着风险与收益的权衡取舍,同时还有可能存在其他愿意成为共益债权人的各方根据借款条件进行竞争。笔者认为,法律应当给予共益债权人获得担保的权利,但是否能够获得担保得需要根据双方或多方的利益平衡条件来最终确定,法律无需干涉。
 
  笔者认为,为破产融资设立额外的普通担保时,并没有影响原有的无担保债权人和担保债权人的利益,只是当共益债权无法得到完全清偿时会影响其他共益债权人的利益。为破产融资设立额外的普通担保,体现的是贷款人与其他共益债权人及破产费用债权人的博弈。在信息公开的条件下,债务人(包括管理人,其有管理费用债权)和共益债权人之间,以及某一共益债权人与其他共益债权人之间能够达到均衡的博弈状态,允许为共益债权人提供担保这一设定影响的利益全部是在破产程序之后的,能够体现风险自担的原则,并不影响企业破产前的实体法秩序及预期。具体而言,当一个新的共益债权人已知其他关于共益债权的担保的条件下,会对未来的风险有确定的预期:如果贷款人要求担保,可能会被债务人拒绝,或因其他共益债权人能够承受没有担保的条件而出局;如果不要求担保,可能存在后续的有担保的共益债权人的进入,从而损害自己的利益。实际上,这与企业正常经营时允许设立担保的情况下,提供借贷、赊账的一方对是否需要担保的风险预期是相同的。
 
  其他国家大多允许为破产融资设立担保,但主要国家中只有美国设定了同等于或优先于原有担保权人受偿的“超级优先权”条款。引进“超级优先权”这一制度,需要很多前提条件,例如有充足资源和技术保障的专业破产法庭系统、相关法律的配套、完善而现代化的担保法体系,否则即使引进也很难发挥作用[齐砺杰:《破产重整制度的比较研究:英美视野与中国图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Kindle版第4024页。]。
 
  笔者认为,如果设定“超级优先权”,其改变的是原有担保债权人的利益,使其劣后于共益债权人的利益。这一设定如果被滥用,将会非常显著地打破现有的破产前实体法秩序及预期,即人们在借贷时会预期担保权在破产中是不可靠的,并不能保证在担保财产的范围内能够得到优先受偿。在美国的情境下,提供“超级优先权”决定也无法由原有担保债权人唯一做出,而是由法庭决定。对预期的改变,会使得有担保借贷相对于无风险借贷(购买国债)而言的风险溢价上升,有可能提高影响社会借款成本,并降低社会整体借款意愿。
 
  与此同时,需要运用到“超级优先权”进行融资而“别无他法”时,实际上企业继续融资而带来的价值提升有可能非常小,自行管理的债务人很有可能利用这一设定,竭尽全力地去获得融资以进行冒险的投资行为,进而伤害担保债权人的利益。因此,这一条款的设定需要慎之又慎。如果没有有效的限制,“超级优先权”的设定会使得破产后融资变得非常容易,以至于产生大量因“投资过度”而损害原有担保债权人利益的问题。在司法判断能力较弱且在地区之间不平衡时,这一规则很有可能被滥用。综上所述,在当前中国的司法环境及经济环境下,笔者认为尚不适合引入“超级优先权”的设定。
 
  3.4破产融资的利息债权
 
  我国《企业破产法》中有关利息债权的规定仅包括第46条第2款[《企业破产法》第46条第2款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企业破产法》及司法解释对于包括破产融资在内的在破产程序中产生的债权的利息部分尚未明确规定。
 
  司法实践中,有法院认为破产融资同破产前债权一样,都应停止计息。例如,亿商通公司与金卧牛公司破产债权纠纷(2014年)中,广东高院虽然认可亿商通公司的100万元破产融资的共益债权属性,但依据第46条第2款驳回了亿商通公司对借款利息部分的主张[(2014)粤高法民二破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有法院则认同破产融资的利息债权。例如,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复函确认了经债权人会议通过的《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共益债务形式新增借款方案》[《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共益债方案表决结果的公告》,https://www.chinabond.com.cn/cb/cn/ywcz/fxyfxdf/zqzl/qyz/qtggtz/20191211/153299921.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5月1日。],该方案约定的借款的年利率≤12%[《新光债务危局》,红周刊,https://feng.ifeng.com/c/7ppofgpATSq,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5月1日。];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许可庞大汽贸集团的共益债务融资方案,该方案约定借款的年利率为7.5%[《*ST庞大:管理人关于管理人签订<共益债务融资意向协议>的公告》]。
 
  在理论上,现有著作往往将“破产债权”界定为“破产程序启动之前的债权”。未明晰现行《企业破产法》上的债权与“破产债权”的区别,导致了破产止息规的普遍适用[贺丹:《企业拯救导向下债权破产止息规则的检讨》,《法学》,2017年第5期,第94页。]。
 
  从法律体系来看,《企业破产法》第46条位于第6章“债权申报”中,是关于“破产债权”的规定,而有关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的规定位于第6章之前的第5章,第6章对破产债权的规定不能约束第五章的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当特殊法没有特殊规定时应适用一般法,因此破产融资应当依照合同法而被允许具有利息债权,但同时需要符合法律上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李宾宾:《共益债务的权利范围——兼评广东高院(2014)粤高法民二破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无讼网,https://victory.itslaw.com/victory/api/v1/articles/article/28a477e7-aa06-4683-bf05-a3c1597190a1?downloadLink=2,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5月1日。]
 
  从立法目的来看,破产前债权人与破产后破产融资的债权人并不是处于同一层面的保护对象,破产止息规则不应当适用于破产后融资的规制。破产止息规则是基于债务人经营活动停止、资不抵债、将要被破产清算的背景下,为保护所有债权人受偿的公平和效率而考虑的。但是,目前破产重整、和解等程序也被纳入了破产程序,破产程序未必意味着企业经营的停止和清算[贺丹:《企业拯救导向下债权破产止息规则的检讨》,《法学》,2017年第5期,第90-91页。]。
 
  从现实角度来看,破产融资具有利息债权是实现破产融资的必然要求。借贷是有风险的,在破产融资中尤甚,而利息是风险的回报,也是促进融资的必要成本。将破产融资规制于破产止息规则中,相当于切断了贷款导向型贷款人提供破产融资的激励,将使得破产融资的实现更加困难。
 
  其他国家对破产融资利息债权一般持许可态度,一般将破产前债权与破产后债权分离进行规制,并规定偿还顺序,将破产前债权的破产后利息债权作为普通债权中的劣后债权处理(并非停止计息)[例如,德国破产法第38条确定了破产债权人的概念,明确破产程序开始之时已成立的财产请求权人对应的是“破产债权人”;第53条确定了破产财产债权人的概念,“破产财产债权人”对应破产程序费用及其他破产财产债务,并明确破产财产债权人优先于破产债权人受偿;第39条规定破产债权人债权的自破产程序开始时起继续产生的利息的偿还顺位劣后于破产债权人的一般债权。美国破产法第726条(a)款规定了清偿顺位,对利息债权的规定仅限于第(5)项,规定破产前债权的破产申请后的利息债权作为一般债权中的劣后债权,劣后于普通债权清偿。]。
 
  3.5破产融资协议的限制性条款
 
  破产企业面临较严重的流动性问题,相对贷款人而言议价能力明显偏弱,这会导致融资协议中的限制性条款多于常规的融资协议[丁燕:《破产重整企业债权融资的异化及其解决》,《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第174页。]。除了常规的借款利率、还款期限等,破产融资协议中的限制性条款可能包括对重整后债务人企业的股东权益的约定、对重整过程中的经营目标及未达目标时的解决方式的约定等。综合借贷双方的谈判地位,以及出于对原有债权人的保护目的,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破产融资协议的限制性条款,并撤销侵害原有债权人合法利益的条款。
 
  破产法虽然为原有债权人提供了对破产重整方案的表决权,但贷款人对资金的控制,往往会促使原有债权人通过不合理的破产重整方案,以避免“被迫破产清算”这一更坏的结果。这使得贷款人有能力对债务人破产重整乃至资产出售进行控制,这被称作贷方控制(Lender Control)[Skeel Jr,D.A.(2003).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 of debtor-in-possession financing.Cardozo L.Rev.,25,1930.]。
 
  贷方控制的好处在于减少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对重整事项的拖延,同时利用基于绩效的薪酬体系让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利益趋向一致,督促其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
 
  贷方控制的缺陷也非常明显:在破产融资的贷款人做主时,贷款人的利益并非与原有债权人的利益保持一致。对控制导向型贷款人而言,限制性条款可以帮助其获得对重整后债务人的股权利益,由此主导对债务人资产的收购,同时降低收购价格。有时,破产融资的限制性条款有可能会促进资产出售、限制收购方,从而加剧行业的垄断。[Skeel Jr,D.A.(2003).Creditors'ball:The new new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apter 11.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152(2),938.]US Airways破产重整案中,贷款人通过限制性条款约定,具有获得重整后企业37.5%的股权及未来董事会12席中的5席的权利,由此贷款人可以掌握重整后企业关键决议的控制权,使得贷款人在债务人资产拍卖中占据主动权,其他竞标人即使竞得资产也无法有效控制该公司。最终,贷款人作为唯一的竞标者购得了债务人资产[Skeel Jr,D.A.(2003).Creditors'ball:The new new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apter 11.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152(2),939.]。
 
  对贷款导向型贷款人而言,提供破产融资的最佳收益是固定不变的(收回本金和全部利息),但最差收益随着债务人资产的清偿能力而变化。因此,当债务人缺乏未来长期的存续价值时,贷款人有减少债务人资产价值波动的激励,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主导债务人通过直接出售资产获得现金,但这很有可能会导致不合理的清算,减损或丧失企业破产重整的意义[Skeel Jr,D.A.(2003).Creditors'ball:The new new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apter 11.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152(2),937.]。例如,在Shores of Panama,Inc.破产重整案中,担保债权人作为破产融资的贷款人,利用不合理的经营目标条款加速了债务人资产的清算,同时使自己成为唯一可能的竞标者,降低了收购的资产价格,使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受损。这一案例兼具控制导向型和贷款导向型贷款人的特点。
 
  典型案例:Shores of Panama,Inc.破产重整案[Woo,P.Y.(2010).An Empirical Study of Residential Developer Bankruptc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7-2008(Doctoral dissertation,Stanford University).101-109]
 
  Shores公司是美国某公寓项目的房地产开发商,该公寓项目几乎是Shores公司的全部财产。2008年美国住宅市场价格大跌,Shores公司资金链断裂,于2008年2月26日申请破产重整。为维持破产期间的房屋销售,2008年7月Shores公司向法院提交DIP融资方案,贷款人为Shores公司的担保债权人Vision银行。破产申请时,债务人负债1.13亿美元,其中7,400万美元来自于Vision银行,被Shores公司的全部财产担保。
 
  融资协议约定了债务人需要满足的条件,例如在2008年9月5日时债务人必须完成至少2套住宅的销售,且最低净销售额为58万美金。若未达到上述要求,则DIP融资违约,DIP融资的贷款人有权触发对债务人资产进行拍卖的条款。该条款规定,如果债务人不能在60天内找到买家并提出初步公开竞标收购的方案,那么贷款人有权主导债务人资产的拍卖。
 
  该DIP融资协议于2008年9月2日获得法院批准正式执行,但由于市场价格过低导致意向客户不愿履行先前的购房合约,同时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市场推广,并且DIP协议正式执行到完成首个要求之间仅有3天时限,Shores公司不可能完成要求,因此构成融资协议上的违约。10月15日,贷款人向法院提出确认Shores公司违约,并触发资产销售条款。
 
  最终,贷款人获得主导债务人资产拍卖的资格。拍卖方案允许贷款人根据美国破产法第363条(k)款的规定,以抵消有担保债权的方式竞标(Credit bid),但要求其他竞标人必须全款支付价金(流动性危机期间,该条件下无法找到其他竞标人)。最终DIP贷款人作为唯一的竞标者以6,894万美元的价格购得该公寓项目,并获得法院批准。
 
  如果以从债务人开始违约至拍卖出售期间出售的房屋单价计算,整体项目的价值至少为9,000万美元。Shores公司申请破产时,由于其公寓项目已经建成,资不抵债的程度也较低,债务人如果在重整期间继续正常进行房屋销售,非常有希望通过破产重整的方式使无担保债权人获得高清偿率。但是,担保债权人通过DIP融资条款触发强制清算,同时使自己在竞标中具有绝对优势,最终作为唯一竞标人,以低于有担保债权额度(7,400万美元)的低价获得担保物,加速了破产流程,其他无担保债权人则无法获得任何清偿。
 
  其他不合理的限制性条款还包括:以过高的利息和过短的还款期为代表的敲诈勒索条款、申请前债权人作为破产融资贷款人时通过在申请后破产财产上设立优先权来担保贷款人的申请前无担保债权的混合担保条款[丁燕:《破产重整企业债权融资的异化及其解决》,《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第175页。]等。
 
  法律规制方面,我国现行《企业破产法》没有对破产融资中的限制性条款的特殊法律规制。依据美国破产法第364条[美国破产法第364条(e)款规定,已经过法院批准的破产融资即使在被撤销或修正时也享有偿还优先权,除非该融资仍在法院的批准程序中。],当法院认为这会减损重整的利益时,法院有权利撤销或修正不恰当的限制性条款,但这需要基于很强的假设[Skeel,D.(2003).Creditors'ball:The new new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apter 11.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152(2),941.]。
 
  第4章破产融资的规制及实践建议
 
  4.1破产融资用途及批准程序的规制
 
  一方面,破产融资的共益债权属性决定了引入破产融资可能会对原有债权人的清偿比例产生负向影响,因此需要合理地限定破产融资的用途、赋予原有债权人决定权。另一方面,将破产融资的实际用途、批准程序合规性与破产融资的共益债权属性过度捆绑,又会使善意贷款人的权利保护处于不定状态,打压贷款人的借款意愿,也不利于破产后进行商事活动的效率。对此笔者提出以下规制建议:
 
  第一,应明确对善意贷款人而言,“为债务人继续营业”的目的要件不是“破产融资属于共益债权”的要件。在3.1.1的讨论中我们已知,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如果在破产融资协议中约定“为债务人继续营业”的目的要件,该笔融资的最终用途不影响破产融资的属性;如果没有约定“为债务人继续营业”的目的要件,该笔融资是否用于“为债务人继续营业”将决定该笔融资是否属于共益债权。
 
  破产后债务人利用破产融资,无非有两种目的:一种是广义下的“为债务人继续营业”,如支付员工工资、支付上游货款、投资等,此时破产融资被认为属于共益债务。另一种是清偿债务或对外借款。共益债务依据法律规定可随时清偿,因此将破产融资用以清偿其他的共益债务时,该破产融资应当被认定为共益债务。其他在破产程序未结束时进行的清偿一般属于“偏颇性清偿”,法院有追回款项的权利,并由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承担相应的责任。若该款项被明确约定为用以偿还债务,此时的款项不属于破产融资,而应作为其所偿还债务所对应顺位的债权来处理。对外借款应属于“为债务人继续营业”的范畴,并由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承担相应的责任。
 
  由上述归类可知,破产融资属于共益债权的要件并不需要包含“为债务人继续营业”的目的要件“为债务人继续营业”的目的要件应仅用以规制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督促其合规合理利用破产融资。同时,需要补充对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利用破产融资失职的追责条款,以及确认经法院或债权人会议批准程序后利用破产融资失败的免责情形,使“为债务人继续营业”的目的要件成为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勤勉尽责的依据,而非针对善意贷款人的枷锁。法律完善中,可采用类似德国将破产融资作为双务合同之一的立法体例,将为全体债权人利益但并非狭义上“为债务人继续营业”的借款包含在内。
 
  于此同时,如果有证据证明贷款人与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之间构成恶意串通,希望通过共益债权的制度设计来逃废债务,比如以“继续经营”的幌子,将借得款项转移给相关方(如通过不平等的关联交易),造成了原有债权人清偿比例较融资前下降。此时,即使通过了批准程序,也应当依照《企业破产法》第33条第1款认定转移财产的行为无效,在追究贷款人、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的同时,应当追回款项并认定该借得款项为普通债权,一并归入破产财产,情节严重时可认定该款项劣后于其他普通债权获得清偿,并追究贷款人、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的其他责任。
 
  第二,应明确批准程序属于债务人的内部程序。贷款人应知悉破产融资的共益债权属性需要“通过批准程序”的要件,但可要求撤销并要求返还未经批准程序的已发放借款融资。无法返还的部分,视情形可以构成表见代理,破产融资享有共益债权的属性。破产融资的共益债权属性要求该笔融资是用以维护全体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利益的,因此需要明确的批准程序。贷款人应当知悉存在批准程序并应当经过批准程序,但如果破产融资实际上没有通过批准程序,破产融资合约事实上是在债务人内部无效的合约,应给予贷款人一定期限内的撤销权。贷款人可以要求撤销破产融资并要求返还已发放的借款融资,如果贷款人不使用该撤销权,则应将该破产融资视为普通债权。
 
  如果该笔破产融资已经被使用,且债务人维持正常运转之外的现金不足以返还贷款人的借款,则视情形考虑。一种规制方式为:①如果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恶意欺骗或隐瞒贷款人已通过批准程序,则可构成表见代理,该笔破产融资属于共益债权;②如果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未恶意欺骗或隐瞒贷款人已通过批准程序,贷款人必然知悉批准程序的,不构成表见代理,该笔破产融资属于普通债权,贷款人不必然知悉批准程序的,构成表见代理。“贷款人必然知悉批准程序”的主要要件包括融资数额较大、协议条款对债务人具有关键性意义等。
 
  另一种规制方式则考虑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是否未提示批准程序的情况。如果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恶意欺骗、隐瞒或未提示贷款人批准程序的情况,则可构成表见代理,该笔破产融资属于共益债权,否则不构成表见代理。
 
  应当知悉构成表见代理时,由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向其他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贷款人与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之间构成恶意串通,无视批准程序,则应按照前述恶意串通的处理方式进行处理。
 
  第三,应为不同情形、不同额度、不同限制性条款的破产融资设定不同等级的批准程序。批准程序是保护原有债权人的必然要求,但是批准程序是费时费力的,不利于破产后进行商事活动的效率,因此需要权衡二者,对不同情形、不同条件的破产融资设定不同等级的批准程序。
 
  融资额度及用途限制性条款小额,用于常规业务大额,用于常规业务用于非常规业务
 
  无其他限制性条款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法院债权人会议
 
  有其他限制性条款,重要性小法院法院债权人会议
 
  有其他限制性条款,重要性大债权人会议债权人会议债权人会议
 
  如表1所示,笔者建议,用于债务人常规业务、无利息/还款期限之外的其他限制性条款的小额融资可以由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自行决定,并及时报告。用于非常规业务,或有利息/还款期限之外的对债务人重整成功与否具有重要意义的限制性条款的融资,必须由债权人会议表决批准。其他情况下可以由法院进行批准,法院批准时可以视情况召开听证会。
 
  《企业破产法》赋予了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在决定双务合同是否履行时,决定为对方当事人提供担保的权利。由此可知,管理人也应当可以在用于常规业务的小额融资时依据破产融资的谈判情况自行决定是否设立担保。
 
  4.2明确破产融资的偿还优先级及抵押权设定
 
  破产融资的偿还优先级及抵押权设定,是债务人获得破产融资的现实要求。
 
  破产法需要明确破产融资的偿还优先级。一方面是将破产融资定位为共益债权,这一定义不应包含“为债务人继续营业”的目的要件,而应另设条款将这一目的要件规制于管理人或自行管理债务人。另一方面是明确重整失败、融资协议的限制性条款被撤销等情况发生时不改变破产融资的偿还优先级,进一步明确破产融资的偿还优先权,降低贷款人的风险。
 
  破产法需要明确破产融资的抵押权设定。一方面明确为破产融资设定抵押的权利,另一方面明确抵押权清偿的顺序。
 
  4.3明确破产融资可具有利息债权
 
  破产融资可具有利息债权,是债务人获得破产融资的另一现实要求,破产法应予以明确。立法体例上,可考虑通过区分不同类型的债权,将破产止息的规定明确限制于申请前债权,或明确说明破产融资可具有利息债权。
 
  4.4对融资协议限制性条款的规制
 
  对融资协议限制性条款规制时,需要具体考虑贷款人的动机及对原有债权人的保护两方面,既需要满足贷款人通过限制性条款控制贷款风险、防止债务人拖延时间等诉求,也需要防止贷款人利用不合理的限制性条款恶意主导破产程序。
 
  综合来看,应当重点关注能够产生“贷方控制”情形的限制性条款。原则上应当认可对债务人设定运营指标、设定分批贷款结构并规定违约解决方式的条款,但对利用不合理的运营指标恶意将债务人推向清算的相关条款需要进行规制。规制存在两种路径:一是事前批准层面上,设定运营指标并将其与结束重整进行清算的情形挂钩的限制性条款已经是对债务人重整成功与否具有重要意义的限制性条款,应当由债权人委员会进行表决批准,赋予原有债权人决定权。二是事后判断层面,应赋予法院撤销事实上重大减损债务人重整成果的限制性条款的权力。
 
  对控制导向型债务人也应当进行适当规制,防止利用破产融资条款为未来收购债务人资产设定不合理的有利地位。首先,应依照《企业破产法》第112条[《企业破产法》第112条规定,变价出售破产财产应当通过拍卖进行。但是,债权人会议另有决议的除外。破产企业可以全部或者部分变价出售。]的规定,在实践中切实履行拍卖和竞价的程序。其次,应限制重整后或拍卖后的财产与贷款人有直接的权益关系。假如融资协议中约定贷款人可获得重整后企业的一定股权,这意味着提前将该公司的股权通过非公开拍卖或公开招募的形式确定归属,违背了《企业破产法》第112条的精神。
 
  其他限制性条款方面,利息条款应符合国家对于借款利息的法律限定,混合担保条款由于“偏颇性清偿”应当予以撤销。
 
论文相关方法-破产重组的融资问题研究
  4.5对破产重整企业的信用修复
 
  一方面,银行体系的征信限制使得破产申请后的债务人很难通过银行贷款的形式获取破产融资[丁燕:《破产重整企业债权融资的异化及其解决》,《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第194页。],对民营企业更是如此。另一方面,银行贷款是我国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但目前对中小型民营企业的破产融资而言基本关闭。因此,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破产重整企业的信用修复方式,使银行在合理控制风险的同时,促进其为破产重整企业提供破产融资。
 
  除了促进银行贷款方式的破产融资以外,还可以进一步探索其他融资工具在破产重整期间的运用,并为其运用条件提供特殊规制。例如,豁免发行公司债的盈利条款限制,为符合条件的债务人通过债券形式进行破产融资提供方便。
 
  4.6构建市场化破产融资机制
 
  破产融资是破产重整企业能否重整成果的关键,而促进破产融资,关键在于构建市场化的破产融资机制。市场化的破产融资机制包括多个方面:破产融资法律问题的规制、信用修复及融资方式的特殊规制、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及竞争机制、破产职业共同体[丁燕:《破产重整企业债权融资的异化及其解决》,《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第176-177页。]。
 
  构建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及竞争机制有多种要求:一是要求企业破产重整信息、招募贷款人信息等被公开披露,以吸引各方意向参与者参与,通过贷款人的竞争为债务人提供良好的融资条件、降低债务人负担。这需要有完善的破产重整信息公开平台及快速便捷的沟通渠道。二是要求将破产企业资产状况、融资需求及融资使用目的进行可能的最大程度的公开,让贷款人在做出是否参与竞标及进行尽职调查的初步判断时拥有更多信息,减缓信息的不对称,提高融资的效率。三是要求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勤勉尽责,有效配合意向贷款人的尽职调查程序,同时履行批准程序,在重大破产融资事项中做到对原有债权人权利的告知义务,四是建设合理的竞争机制,破产融资应当具备必要的竞争程序。如果竞争程序不充分,在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向法院或债权人会议提交破产融资方案时,其他意向贷款人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重新考虑贷款人。
 
  破产职业共同体根本上是依据破产融资的需求而形成的,在利益驱动下,破产职业共同体的形成也自然水到渠成,政府可以对此进行适当引导。
 
  第5章结论
 
  5.1主要结论
 
  本文讨论了破产制度市场化背景下的破产融资法律问题及其规制,从破产融资的特殊性入手,梳理了与破产融资法律问题相关的中外文献,整理比较了相关问题的中外规制情况,并结合中外案例介绍了目前的司法及商业实践,提出一些实践及规制建议。
 
  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
 
  一、破产融资存在使原有债权人利益受损的可能,因此债务人获得破产融资前应当经过批准程序。批准程序的主体包括法院及债权人会议。经过批准后的破产融资代表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其偿还优先级与该笔融资是否实际用于债务人继续营业或全体债务人是否实际获益无关。
 
  二、破产融资属于共益债权,债务人可以为破产融资设定抵押,但不能损害原有抵押债权人的利益。赋予破产融资偿还优先权、抵押权既是对新贷款人的保护,是利益衡量后的结果,也是促进债务人获得融资的必然要求。无论债务人重整是否成功,破产融资都具有偿还优先权和设立的抵押权。
 
  三、破产融资的限制性条款可能导致贷方控制,贷款人可能通过约定在重整后企业中的股权利益来阻止其他竞标者竞标债务人资产,或通过不合理的经营目标促使债务人进行不合理的资产清算,从而减损重组成果,侵害原有债权人和其他竞标人利益。
 
  5.2主要观点
 
  对破产融资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及规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在原有债权人利益和新贷款人利益之间进行平衡。一方面,既需要通过法律规制给予新贷款人适当的优先条件,促进债务人获得融资,也需要防止破产融资的优先权、限制性条款等被滥用,成为损害原有债权人利益的工具。另一方面,在破产融资规制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给予原有债权人决定权,从而实现风险共担,但同时也需要考虑债务人运行的效率,防止债务人因为过于复杂的程序而陷入停顿或错失重整的良机。
 
  本文的主要观点包括:
 
  一、为促进企业获得破产融资,应明确对善意贷款人而言,“继续营业”的目的要件不是破产融资共益债权的要件,而是促使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合理使用破产融资的规制。应明确批准程序属于债务人的内部程序,如果破产融资未获得批准,新贷款人可以要求撤销已发放的借款融资,无法返还的部分视情形可构成表见代理,由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承担责任
 
  二、为权衡商事活动的效率及对原有债权人的保护,应为重要性不同的破产融资设定不同等级的批准程序。对小额、用于常规业务、无利息及还款期限外的其他限制性条款的破产融资,应给予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自行决定的权力。
 
  三、为保护新贷款人的利益,应进一步明确破产融资的偿还优先级及抵押权不受到债务人是否重整成功或限制性条款是否有效的限制。美国的抵押权“超级优先权”制度是对破产前秩序的扰动,会显著影响担保债权人的利益且其无法自决,实践中被滥用时将对破产前商业活动预期产生较大扰动,提高破产前的融资成本。因此,我国尚且不适合引入“超级优先权”制度。
 
  四、应进一步明确破产融资可具有利息债权。利息债权是新贷款人提供融资的动力,是破产融资的现实要求。利息条款应符合国家对于借款利息的法律限定。
 
  五、对融资协议限制性条款的规制因从事前批准及事后判断两个层面进行,事前批准要求赋予原有债权人决定权,事后判断要求法院具有撤销事实上重大减损债务人重整成果的限制性条款的权力。同时,应当重点限制控制导向型债务人通过融资条款主导重整进程,一方面需要促进公开拍卖或竞标程序落地实施,另一方面应限制贷款人通过限制性条款绑定与重整后企业的股权关系或通过限制性条款直接限定债务人资产的买家。
 
  第6章引言
 
  6.1研究背景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强调的是一种紧急状态,“紧急状态”在各国立法上名称不一,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是欧洲人权法院对“公共紧急状态”的解释:“一种特别的、迫在眉睫的危机或危险局势,影响全体公民,并对整个社会的正常生活构成威胁”(韦波等,2002)。我国《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条例》中对此的定义为“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条例》(2003)第一章第二条。]。SARS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表1.1 2003年各地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发病率、死亡率及病死率
 
  地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地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发病率(1/10万)死亡率(1/10万)病死率(%)发病率(1/10万)死亡率(1/10万)病死率(%)
 
  总计0.40 0.03 6.55河南0.02..
 
  北京22.16 1.94 7.66湖北0.01 0.00 14.29
 
  天津1.91 0.15 8.00湖南0.01 0.00 16.67
 
  河北0.32 0.02 5.58广东1.77 0.07 3.84
 
  山西1.35 0.07 5.36广西0.05 0.01 13.64
 
  内蒙古1.21 0.12 9.93海南...
 
  辽宁0.02 0.00 28.57重庆0.02 0.00 10.00
 
  吉林0.13 0.02 17.14四川...
 
  黑龙江...贵州...
 
  上海0.06 0.01 25.00云南...
 
  江苏0.01..西藏0.01..
 
  浙江0.01 0.00 25.00陕西0.03..
 
  安徽0.02..甘肃0.03 0.00 12.5
 
  福建0.01..青海...
 
  江西0.00..宁夏0.09 0.02 20.00
 
  山东0.00..新疆...
 
  注:“.”表示数值为0。数据来源于《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4》
 
  SARS事件以“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的英语缩写“SARS”为名,指的是2002年末在中国广东发生,一直持续到2003年7、8月份的一次全球性SARS传染病疫潮。SARS病毒会引发非典型肺炎,民间也多把此称为“非典”或“非典事件”。SARS主要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是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及中国台湾,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截止2003年7月13日,全球共发现8096个病例,其中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分别占65.8%、21.7%、4.3%,而中国大陆又以广东、北京两省市最为严重,其他省市在不同程度上受到SARS的波及(各地区疫情严重程度见表1.1)。
 
  1.2研究问题
 
  SARS事件作为21世纪以来中国最严重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之一,唤起了民众的公共卫生意识,暴露了政府在危机管理能力上的不足,刺激了NGO、电子商务等众多领域的发展,直接或间接推动了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等多个领域的改革,影响非常深远。本文主要关注的是SARS对地区卫生系统的影响。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是对卫生系统的一大考验。在SARS疫情期间,各地加大了卫生系统的投入,保持着对卫生安全问题的高度警惕,而在疫情严重的地区,各方更是全力以赴地加大卫生保障,扩大财政上的卫生支出、通过各项政策措施保证医院床位、从疫情不严重的地区抽调医生支援,尽可能地将疫情尽快控制下来、将损失降到最低。这一场医疗卫生安全上的总动员,其影响不仅在SARS期间,也很可能持续到更长时间。刻画一个地区的卫生系统的变量有很多,本文关注的是以下三个变量受到的影响:1.地方政府卫生支出占比;2.地区医疗机构数量与医院床位数;3.地区医生数量。
 
  1.3已有研究概述与研究意义
 
  学界不乏关于地方政府卫生支出比例、地区医疗机构数和医生人力资源配置等要素的分析,很多学者关注过其影响因素、公平性、配置效率等问题,但从具体的某个事件出发,分析事件对以上要素的长期冲击的研究比较少。
 
  1.3.1政府财政支出概述
 
  政府财政支出是政府职能履行的重要基础,从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可以看出政府职能履行的侧重点的差异。各个地方政府在医疗卫生支出的财政占比上有很大的差别,其影响因素众多,地区发展水平、地区经济地位、绩效评价标准、领导执政风格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医疗卫生支出占比。在应对重大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医疗卫生支出的短期升高是容易预料到的,也是非常必要的。而在这些事件的危机逐渐度过之后,地区的医疗卫生支出是否还会受到长期的影响,这是值得再思考的。SARS期间,各省的医疗卫生支出都有一定的升高,而在SARS结束之后的几年,有的省份会保持着同样较高的医疗支出增长率,但有的省份的医疗支出占比反而会有一定的降低,这种改变是否与SARS事件有关,还有待研究。
 
  1.3.2地区医疗机构数及医院床位数概述
 
  地区医疗机构包含了综合医院、专科医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各种类型的医疗机构,其数量与地区床位数也相挂钩。国家和各地区的历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都将“每千人医院床位数”作为衡量地方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重要观测指标。医院床位数与地区医疗卫生支出有一定的正相关性,但也不止于此,床位数越多,证明该地区可以同时消化的患者数量也越多,因此也从侧面能反映出地区医疗卫生支出的效率,事实上也有很多研究将其作为衡量医疗卫生支出效率的重要指标。分析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可以看到地方政府主观上的职能履行的侧重,而分析地区不同类型的医疗机构数量的变化,则可以看到地区医疗卫生服务系统在不同种类医疗服务之间的侧重,分析地区医院床位数的增长率,则更可以看到客观上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得到改善的程度。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相较于医疗卫生支出,地区医疗机构数量、医院床位数的变化并不是一个在超短期内可以变化的指标,观察SARS过后的几年里医疗机构数、医院床位数的变化,则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在疫情过后是否会继续重视公共卫生问题,还是仅在疫情期间做应急的反应。
 
  1.3.3地区医生数量概述
 
  在医联和艾瑞联合调研发表的《2017年中国医生生存现状调研报告》中提到,中国的医生面临着工作强度高、学习无止境、生活质量不高、生活劳累过多、付出与回报不匹配等多重问题,致使医生离职潮频现。如何保障医生群体的利益、保证各个地区医生的数量,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地区医生数量的多少可能取决于很多方面的原因,如地区民众的职业选择、地方政策与财政投入、地区的医疗机构水平与数量、医学院招生人数等,有一些学者在关注部分医生群体的人力资源地区间配置的问题,但分析某一特殊性事件是否会对地区医生数量产生影响的研究较为少见。在SARS事件中,医生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民众既看到了这一职业的崇高,也看到了他们的牺牲,而在广东、北京等严重程度大大超过其他省市的地区,民众对此的感触可能更甚,这可能会影响到地区民众的职业选择。在SARS事件过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相应政策发生了一些调整,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在一段时间内也可能有一定的转变。根据影响地区医生数量的种种原因分析,这些因素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致使地区的医生数量发生变化。那么SARS事件对地区医生数量的影响究竟是什么呢?是哪些关键因素使得这一变化发生了呢?这些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1.3.4研究意义
 
  SARS事件已经过去13年了,重新将目光聚焦到SARS事件上,不仅是为了弄清楚部分变量变化的背后机理,也是为了对其他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对起到一些参考价值。2020年的开端,中国又发生了一起影响重大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事件,尽管现在中国国内的新冠疫情情况有所好转,但国际的疫情形势却愈演愈烈、不容乐观,总体看来,疫情将走向何方仍是个未知数。因为病毒性质、波及范围、危机应对等方面上存在相似性,SARS事件常被用来与新冠肺炎事件进行对比。本文对于以上变量的具体分析,还可以帮助我们预测在新冠肺炎肆虐过后地区的医疗卫生系统的哪些方面会发生变化、会发生什么变化,从而可以对将来的政策出台、服务提供、价值引导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第7章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地方政府医疗卫生支出的影响因素
 
  我国的老龄化问题突出,医疗改革也一直在进行着,学界关于政府医疗卫生支出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是围绕这两个话题展开,聚焦的对象也更多是国家整体的医疗卫生支出。从省市级切入、关注地方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影响因素的研究并不多。
 
  有学者针对中国2002-2006年的各省政府医疗卫生支出进行分析,发现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省级15岁以下人口的比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城市人口比例等特征是关键因素(Jay Pan&Gordan,2013)。有学者将时间线拉得更长,利用我国31个地区2005-2015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少儿抚养比因素的影响减弱、老龄化因素的影响加大,东中西部影响政府医疗卫生支出的主要因素差异较大,而经济发展、城镇化率、医疗机构密度一直是关键因素(吴昊等,2018)。此外,有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背后反映的是地方政府角色的认知,如果地方政府对自己角色的认知更多偏向公共服务提供者而非经济发展推动者,那么医疗卫生支出的占比就会显著的提升(卿陆岚,2019)。与此相关的是,有学者同样发现,硕士学位的党委书记和60岁以上的市长会对地区为卫生资源配置产生显著影响,其背后的原因是领导的执政理念的差异(Dan Li,et al,2018)。
 
  2.2地区医疗机构数量与医院床位数相关研究
 
  我国关于地区医疗机构数量与医院床位数的研究,较少分析其影响因素,更多是聚焦于某一时点、阶段,某个地区,某种类型的医疗机构的分布现状。90年代时有学者通过研究甘肃白银的医疗卫生设施,发现其分布与人口的分布很不一致,布局不够合理(韦惠兰,白建明,1996),有学者从人力、物力两个角度出发,发现2001-2011年间中国医疗资源的变迁趋势为人力资源差异扩大、物质资源差异缩小,其中医疗机构数是物质资源的一个维度(王晓刚,2014)。有学者将中国的医疗资源与美国相比较,发现中国的人均医疗机构数明显大于美国,但医疗机构的服务提供能力不及美国,人均床位数低于美国。
 
  关于医院床位数的分布有一个总体的判断,就是总量充足、配置不均,其不均衡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城乡、地区、医疗机构性质。耿珊珊等(2012)学者发现,2003-2008年间,农村卫生支出增速大于城市,但人均获得的床位数资源不及城市的一半。聂春雷等(2004)的研究表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床位资源配置不均衡,经济水平中等和落后地区的医院床位数的增速在90年代经历了长期的明显减缓。朱航辰(2009)的研究表明,床位资源集中在综合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床位相对不足,这使得城市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也相对不足。
 
  2.3地区医生数量的影响因素
 
  地区医生数量的影响因素有很多,最为直接的就是地区人口数量、人口密度。从需求的角度出发,当地区人口数量增加、人口密度增加,那么地区的医疗资源需求也会增加,进而会影响到地区医生的数量。但也有学者指出,地区卫生人力资源的分配并不总是与人口密度成正比,四川的各个市州之间的卫生资源配置就处于一种极不均衡的状态,大量卫生资源向大城市集中,医生的数量也是如此(何军等,2015)。
 
  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医学院的入学人数、毕业人数也与地区医生数量息息相关。支付宝2015年发布的《大学生就业流向报告》中显示,接近半数的大学生会选择本地就业。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地区的医学院入学人数或毕业人数越多,可以推断出该地区新增的医生数量也会增多。而医学院的入学人数,则涉及到人的职业选择问题。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多被归结为个人因素、雇主因素、职业保健因素、职业声望、职业发展等五个因素(周天绿,2013),有学者调查了医学生进行就业选择时所考虑的因素,发现从首要到次要考虑的因素分别是个人发展机会经济收入生活环境知识或信息其他。在工作地点和就业单位的选择上面,多数医学生倾向于选择二线城市和市级以上医院,一线城市和西部城市的就业意愿不强(马英等,2011)。
 
  地区医生数量与经济因素有很大的关系。Dan Li,et al(2018)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卫生人力资源的不平衡主要来源于城市间经济地位的不平等。这一结论也与众多学者的结论保持一致。有学者对这一问题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三甲医院会对周边城市产生强大的虹吸效应,且西部城市的三甲医院资源虹吸强度要大于东部,而三甲医院多聚集于经济发达的地区,因此也使得经济发达地区医生数量更多。
 
  此外,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分析,地区卫生资源配置的方式主要就是政府的、市场的或者社会的混合机制,而这三者都与政策法规息息相关,地区的政策法规,也是影响地区医生数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柏高原等(2014)学者认为,卫生政策法规具有三个基础性功能,即确认功能、分配功能和协调功能,其中的分配功能就将直接影响到医生的就业选择。
 
  地区医生数量也与情感因素有关。有学者的研究发现,乡村医生会源于“乡情亲情的责任感和对于职业的深厚感情”而选择留在乡村,不为更好的环境、条件所动(王晓燕等,2012)。由此可以看到,从医者的角度出发,他也会基于情感、责任感等因素而选择于某个地区就业。
 
  2.4 SARS事件的冲击
 
  将视角聚焦到SARS事件的影响,虽然没有文章直接分析SARS事件对地方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地区医院床位数、地区医生数量等变量的长期影响,但有很多文章会涉及到SARS事件对与这些变量息息相关的影响因素的冲击。
 
  很多学者对SARS事件进行了事后的反思,看到了事件中的政府在公共物品、公共服务提供上的缺失,看到了“全能型政府”在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上的不足,众多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紧迫性(吴玉宗,2004;刘继同,郭岩,2007),也有学者表示,政府卫生总投入严重不足,且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卫生资源也极端的不平衡,应尽快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王东生,2003;程新宇,卢启华,2003)。
 
  有学者关注了SARS对在校医学生的影响,发现大部分医学生对SARS的态度都是偏乐观积极的,且有94.3%的医学生认为,在SARS过后,社会对医务人员的态度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但也有少部分医学生在SARS冲击后对医生这一职业产生了消极和抵触的情绪,有3.7%的医学生表示如果他是医生,他会选择逃避或者辞职(钟英强等,2003).
 
  在SARS事件的十周年,《中国青年报》采访了一些亲历SARS的一线医生,众多医生们都表示“非常怀念非典时期的医患关系”。医患关系是学界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SARS时期有一些学者也对医患关系做了一些研究,认为“非典的出现使医患关系有了新的转机”(王敏等,2003),有学者发现媒体在SARS期间的导向型报道为医患关系的良好沟通建立了重要桥梁,SARS事件过后,医患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韩群英等,2003)。医患关系的改善除了让医生们受益以外,也会对医学生们在医学领域的择业就业产生积极影响。王菊倩等(2015)研究发现,根据2015年的调研情况,50.0%的医学生表示紧张的医患关系使自己后悔学医,30.69%的医学生认为医患关系对今后的就业产生了消极影响。再回顾2003年的SARS事件,其对医患关系的改善,可能会让民众和医学生对医生这一职业的看法往好的方面转变。
 
  2.5研究假设
 
  根据以上的分析和前人的研究可知,SARS事件对地方医疗卫生系统的长期冲击,尤其对是本文所关注的主要变量的影响,目前并未得到太多关注。有部分研究使用定性方法或者通过小范围的定量研究,对SARS可能存在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合这些研究的研究发现,以及常识的理解,此文提出以下假设,并在之后部分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检验:
 
  1.SARS发病率的增加,会使地区人均财政卫生支出增加;
 
  2.SARS发病率的增加,会使地区医疗机构数量增加,医院床位数可能增加,也可能无影响;
 
  3.SARS发病率的增加,会使地区执业(助理)医师数量、地区注册护士数量增加。
 
  第8章模型与数据
 
  3.1研究模型
 
  3.1.1双重差分模型
 
  随机实验或自然实验的结果有时会存在滞后性,而在滞后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与实验无关的因素会影响到实验结果。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简称DD)常被用来处理这一问题,其主要目的就是剥离研究对象之间的事前差异,将事件的真正影响结果有效的分析出来(叶芳,王燕,2013)。
 
  DD模型的使用需要满足三个假设,其一,实验干预不对对照组产生影响。在自然实验中这一问题更需要得到重视;其二,实验开展期间,实验干预以外的宏观因素对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影响一致;其三,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某些重要特征在实验期间较为稳定。
 
  两期面板数据的分析在DD模型中较为常见,模型结构如下:
 
  其中,为实验组虚拟变量,实验组,控制组,为时间虚拟变量,实验前,实验后。即为双重差分估计量。
 
  对多期模型进行分析的时候,模型结构如下:
 
  其中,为实验组与控制组虚拟变量的交叉项,为双重差分估计量。若满足以上所说的三个假设,则代表的即实验的净效应。
 
  3.1.2本文模型建构
 
  中国的多数省市都有SARS的感染者,其中广东是最早发现病毒的地方,北京是最为严重的重灾区,山西、内蒙古等地也都是感染比例较大、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但也有的省份地区如江西、山东等地,受到的影响较小。在分析SARS事件的影响的研究中,各个省份之间的事前差异是非常大的,即使引入了部分控制变量,仍然难以涵括省市之间的所有事前差异,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可以将SARS事件的影响单独分出来,减小事前差异对结果的干扰。基于此,本文使用了双重差分模型对SARS事件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
 
  文章将SARS事件视为一次自然实验,实验组为发病率不为0的各省份,控制组为发病率为0的其他省份。采用10期模型,方程如下:
 
  模型中的脚标代表省份,代表年份。为因变量,包括各省份“人均地方政府财政卫生支出的对数”、“医院数量的对数”、“医院床位数的对数”、“医生数量的对数”等。
 
  为控制变量,为多期时间虚拟变量,由于各省份差异较大,控制变量无法囊括所有差异,因此引入固定效应因子来消除未被观测到或无法测量的省份差异。为纵截距,为随机干扰项。
 
  为交叉项,为SARS疫情对因变量的净效应。交叉项由实验组变量和实验期虚拟变量组成,此处的实验组变量为各省份SARS发病率,而非虚拟变量,实验期虚拟变量即,当样本年份大于2003年时,虚拟变量为1,年份不大于2003年时,虚拟变量为0。的含义为,SARS事件中省份每十万人发病率增加1,因变量将增加。
 
  3.2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3.2.1变量选取
 
  本文主要关注的效应为SARS疫情对各个因变量的净影响,交叉项选取为SARS发生前后年份的虚拟变量与各省市SARS发病率。虚拟变量的界定为当年份大于2003年时,其值取1,否则为0,此处未将2003年的值取为1是因为本文关注的是SARS的长期影响,而非针对疫情进行的应急反应的结果。且SARS病毒的感染在2003年6、7月份得以控制,部分变量的变动存在滞后性,选择2004年作为衡量SARS爆发的临界点比2003年更为合理。发病率、死亡率、感染人数等变量都可以衡量SARS的严重程度,此处选取发病率有两个原因:其一,感染人数无官方统计数据;其二,感染人数与地区总人口数有关,其多少无法直接反映地方所承受的疫情压力的大小,死亡率衡量的是一种更严重的感染结果,而SARS事件给卫生系统带来的影响不仅在于它造成了人员死亡,发病率更能代表这一影响程度的大小。
 
  在关注的省级行政区的选取上,本文选择了除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之外的31个省份,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选取的31个省份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的同一平台,统计口径一致,而港澳台为其他统计口径;其二,31个省份的政策变动及其他后续反应都是在同一政治环境与框架下进行的,与港澳台存在不同,在分析SARS对各个因变量的影响时若引入港澳台的数据,则会增加难以衡量的政治因素。在时间的选取上,本文选择了1999-2008年的数据,其原因有二:其一,1999年往前的部分因变量和控制变量存在不同程度上的缺失,会影响结果的可靠性,选取时也照顾到了SARS发生前后的年份对称性;其二,因为分析对象是省份,影响因素过多,若时间线拉得太长,会导致SARS的影响更难以剥离。
 
  地区医学专业招生人数希望反映的是历年选择进入医学专业的大学生数量,但由于部分省份的可得数据中不包含医学专业招生人数,只有医学院招生人数,因此在本文所使用的该变量下,这两种数据都包含于其中。这两个数据不一致,因为部分综合院校的非医学院也会招收医学专业的学生,一般来说医学专业招生人数都会大于医学院招生人数。本文为减少
 
  表3.1变量定义与说明
 
  变量类型变量名符号含义
 
  被解释变量人均财政支出省份i在年份t的人均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对数
 
  人均财政卫生支出省份i在年份t的人均地方政府财政卫生支出的对数
 
  人均财政国防支出省份i在年份t的人均地方政府财政国防支出的对数
 
  人均财政教育支出省份i在年份t的人均地方政府财政教育支出的对数
 
  地区医院数省份i在年份t的医院数量的对数
 
  地区疾控中心数省份i在年份t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的对数
 
  地区医院床位数省份i在年份t的医院床位数的对数
 
  地区执业医生数省份i在年份t的执业(助理)医师数的对数
 
  地区注册护士数省份i在年份t的注册护士数的对数
 
  地区医学专业招生数省份i在年份t的高等教育学校医学方向招生数的对数
 
  解释变量SARS发病率省份i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发病率
 
  SARS虚拟变量虚拟变量,当时,=1
 
  SARS净影响
 
  地区生产总值省份i在年份t的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
 
  常住人口省份i在年份t的年末常住人口的对数
 
  财政总收入省份i在年份t的政府财政收入的对数
 
  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省份i在年份t的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对数
 
  铁路客运量省份i在年份t的铁路客运量的对数
 
  老龄人口抚养比省份i在年份t的老龄人口抚养比
 
  城镇化率省份i在年份t的城镇化率
 
  基尼系数省份i在年份t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时间即年份t
 
  地区即省份i的编码
 
  两个数据交替使用的影响,在省份上对数据进行控制,也就是说,同一个省份的变量,只包含同一种数据。
 
  本文关注的被解释变量和部分解释变量进行了对数处理,目的一在于保证数据的正态性,二在于各个数据的数量级不一,取对数后更能分辨解释变量的具体影响大小。此外,本文根据已有文献,选择了以往研究分析对被解释变量有影响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见表3.1)。
 
  3.2.2主要变量描述
 
  本文样本选取为31个省份分年度10年数据样本,共310个样本量。本文关注的主要变量在样本量上缺失较少,对结果影响不大。由于数据存在时间上的跨度与省份间的差异,因此最大值、最小值相差较大,标准差较高。
 
  表3.2主要变量描述
 
  变量
 
  符号样本量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中位数
 
  人均财政卫生支出291 114.81 112.71 18.10 822.13 73.33
 
  地区医院数303 784.09 636.83 96 3234 594
 
  地区医院床位数279 10.62 6.05 0.61 27.88 9.44
 
  地区执业医生数310 6.41 3.59 0.39 15.98 5.745
 
  地区注册护士数310 4.36 2.60 0.16 13.59 4
 
  SARS净影响310 0.47 2.81 0 22.16 0.01
 
  时间310--1999 2008-
 
  地区310--1 31-
 
  3.2.3数据来源
 
  地方财政各项支出、医疗机构数、医院床位数、卫生人员数、地区人口数、人均GDP等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的分省年度数据[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E0103]与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http://data.cnki.net/YearData/Analysis]。各省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发病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9-2008),各省高等教育中医学专业招生数来源于各省的省级统计年鉴,各省级区域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来源于田卫民(2012)的测算。
 
  第9章回归结果分析
 
  4.1地区医疗卫生支出
 
  本节的回归结果呈现于表4.1,模型1、模型2是因变量为人均卫生支出的回归模型。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到,SARS对地方医疗卫生支出的影响不显著,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并不会因为2003年时SARS发病率更高而增加。模型2对地方财政支出进行了控制,其结论是,在地方财政支出一定的情况下,医疗卫生支出并不会因为SARS的影响而发生显著变动。
 
  模型3的因变量为地方财政支出。可以看到,SARS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也不明显,也就是说,长期内SARS并不会影响地方财政上的支出。模型4、5的因变量为地方财政中教育支出和地方财政中国防支出,前者不显著,后者的结果显示为,SARS的发病率提升会让地方增加财政中国防支出。模型6在模型上与模型5一致,但去除了SARS影响最为严重的北京市样本,结果显示交叉变量的显著性消失。从模型3—6的结果可看出,在SARS疫情的影响下,地方财政支出从长期来看并不会发生改变,且支出结构的变动也与各地区SARS发病率无关。
 
  由此可以看出,地区间在SARS发病率上的区别,并不会直接导致其医疗卫生支出的改变。但以上并没有排除的假设包括“实验干预不会对对照组产生影响”,也就是说,不排除这一可能性:尽管有些地方并没有SARS的感染者,但仍然会受到“全国一盘棋”的影响而改变医疗卫生支出。本文设置了新的模型对“各省份的医疗卫生支出是否会因SARS的发生而改变”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具体分析见附录一。],发现其结果显著为正(β=0.083,p=0.015),即在SARS发生后,各省份的医疗卫生支出有显著的增加。结合以上内容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SARS的发生会使各地区医疗卫生支出增加,但增加幅度与各地SARS发病率无关。假设一不成立。
 
  4.2地区医疗机构数量及医院床位数
 
  表4.2为地方医疗机构数与床位数受SARS影响的回归结果。模型1、2的因变量为地方医疗机构数,交叉项不显著,这说明地方医疗机构数量并不会因为2003年时SARS发病率更高而增加。医疗机构包括多种类型,其中包括与疫情防治更直接相关的疾控中心。与地方医疗机构数量更为相关的变量是地方财政支出,其每增加1%,地方医疗机构数预计增加1.2%,但从上节分析可知,SARS发病率的提升并不会影响地方财政总支出和地方卫生支出,因此地方医疗机构数也不会出现变化。
 
  各级疾控中心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一般来说都是根据县级政府数量统一设立,各省
 
  表4.1各项财政支出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
 
  -0.0058-0.0009-0.0005-0.0020 0.0241**-0.2209
 
  (0.0037)(0.0030)(0.0019)(0.0019)(0.0095)(0.4121)
 
  0.6445***0.3945***0.4149 0.1489
 
  (0.1179)(0.0742)(0.3754)(0.3640)
 
  0.0106-0.0411**-0.0589***-0.1082-0.1187
 
  (0.0279)(0.0176)(0.0176)(0.0889)(0.0855)
 
  0.0014*0.0003-0.0000 0.0000 0.0012
 
  (0.0008)(0.0005)(0.0005)(0.0268)(0.0024)
 
  0.01588*0.0007 0.0061-0.0294-0.0142
 
  (0.0084)(0.0054)(0.0052)(0.0268)(0.0268)
 
  0.1397 0.5557***0.3475***0.1412 0.8441*
 
  (0.1420)(0.0808)(0.0894)(0.4521)(0.5030)
 
  -1.1664***-0.8107***-1.1662***-0.7750*-1.2189***
 
  (0.1275)(0.0805)(0.0803)(0.4060)(0.1226)
 
  -0.0994 0.0845 0.0388 0.2992 0.2563
 
  (0.0842)(0.0512)(0.0507)(0.2564)(0.2472)
 
  0.1392 0.5734*0.5680*-1.2696-0.4942
 
  (0.5175)(0.3290)(0.3258)(1.648)(1.5910)
 
  0.1740 0.0103 0.0050 0.0057 0.0042
 
  (0.0113)(0.0072)(0.0071)(0.0359)(0.0344)
 
  N 291 219 219 219 219 210
 
  R2 0.9776 0.9888 0.9941 0.9939 0.9156 0.9223
 
  Adj R2 0.9740 0.9860 0.9926 0.9924 0.8942 0.9021
 
  注:*p<0.10,**p<0.05,***p<0.01。
 
  表4.2医疗机构数与床位数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
 
  -0.0004-0.0086 0.0115***0.0096***0.0013-0.0004
 
  (0.0096)(0.0086)(0.0017)(0.0018)(0.0017)(0.0014)
 
  1.2138***0.2314***0.0084
 
  (0.3398)(0.0947)(0.0646)
 
  0.1259-0.0067 0.0347**
 
  (0.0805)(0.0167)(0.0194)
 
  0.0006 0.0002-0.0001
 
  (0.0023)(0.0005)(0.0004)
 
  -0.0084-0.0007-0.0056
 
  (0.0243)(0.0050)(0.0044)
 
  -0.9613**0.1068 0.0861
 
  (0.4092)(0.0851)(0.0835)
 
  -0.5542 0.0843-0.0667
 
  (0.3675)(0.0764)(0.0694)
 
  0.6639***-0.0039 0.2232***
 
  (0.2320)(0.0482)(0.0436)
 
  0.0947-1.0852***0.2938
 
  (1.4918)(0.3102)(0.2612)
 
  -0.1272***-0.0097-0.0066
 
  (0.0325)(0.0068)(0.0054)
 
  N 303 219 310 219 219 192
 
  R2 0.8403 0.8730 0.9935 0.9942 0.9961 0.9964
 
  Adj R2 0.8159 0.8409 0.9925 0.9928 0.9955 0.9954
 
  注:*p<0.10,**p<0.05,***p<0.01.
 
  份的疾控中心数量都较少,且变动不大。模型3、4的因变量为地方疾控中心数。交叉项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模型4的结果显示,SARS每10万人发病率每增加1,疾控中心的数量相应增加0.96%,但由于疾控中心数量基数较小,SARS的长期影响仍然不大。结合模型1、2的结果,说明SARS发病率的提升不会影响地方医院数,会让疾控中心的数量显著增加,但增加幅度较小。可以看出,SARS影响更严重的地区会更加重视疾病防控,但具体重视程度、更细节的分析仍需进一步研究。根据模型5、6的回归结果,SARS发病率的增加也不会直接影响到地方医院床位数。
 
  从以上分析结果来看,SARS危机更像是一场医疗资源的短期挤兑,一个猜测是,如SARS时期发生的医疗机构数量、医院床位数等重要资源不足的情况并不常出现,因此即使经历了更严重的SARS肆虐,但这些医疗资源在后SARS时代并不会显著增加。北京市卫生局发热课题组(2003)在SARS疫情解除后对北京发热门诊进行调查,发现一级医院平均设置15张床位,但日均留观1人,医疗资源大量闲置、浪费严重。SARS事件期间发生挤兑的原因,不仅源于短期内的医疗资源不足,也源于医疗水平配置的合理性存在不足、医院的管理水平不够。北京三级医院数量并不少,但由于行政隶属关系等问题的限制,医疗资源充裕与紧缺状态并存[非典带给医疗系统的思考,《当代健康报》2003年7月3日http://www.100md.com/html/DirDu/2003/07/03/76/26/83.htm]。北京小汤山医院在SARS期间建设了非典定点病房,其目的不仅在于缓解北京地区医疗资源的紧张,更在于用集中治疗的方法限制病毒的交叉感染,在SARS过去之后,定点病房很快便荒废了[专家解读:为什么七年后才拆小汤山.中国青年报[引用日期2020-01-28]]。
 
  总的说来,SARS发病率更高并不会使得相应地区增加医疗机构数与医院床位数,其原因可能是平常时期医疗资源并不会出现不足,SARS事件暴露的问题更多在于公共卫生的危机管理。SARS发病率高,会让地方疾控中心的数量增加,这也可以反映出地方会更加重视疾病防疫工作和公共卫生危机管理能力建设。假设二不成立,即地区医疗机构数量不会因SARS增加,医院床位数也无影响,但疾控中心的数量会因地区更严重的SARS疫情而增加。
 
  4.3地区医生数量
 
  模型1、2、3的因变量为执业(助理)医师数,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正,地区SARS每十万人发病率每增加1,医生数量预计增加0.33%。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了其他控制变量,交叉项的系数与显著性无明显改变,说明在分析SARS发病率对医生数量影响时,时间虚拟变量和固定效应可以很好的涵括不同省份之间的区别,双重差分模型在此处的使用效果是非常好的。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引入了变量“高等教育医学专业入学人数”,交叉项系数与显著性皆增加。成为执业(助理)医师需要通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其报考资格的要求包括“具有高等学校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具有高等学校医学专科学历”,因
 
  表4.3医生、护士数量、医学院招生人数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
 
  0.0033**0.0033**0.0040***-0.0044-0.0024-0.0172**
 
  (0.0015)(0.0015)(0.0014)(0.0068)(0.0088)(0.0087)
 
  -0.0293-0.0473 0.3984
 
  (0.0599)(0.0588)(0.3479)
 
  0.0322**0.0321*-0.0333
 
  (0.0132)(0.0130)(0.0824)
 
  0.0002 0.0004-0.0013
 
  (0.0004)(0.0004)(0.0023)
 
  -0.0147***-0.0077*-0.0023
 
  (0.0043)(0.0044)(0.0248)
 
  -0.0905-0.1210 0.0794
 
  (0.0721)(0.0736)(0.4189)
 
  -0.1004-0.1436**-0.0422
 
  (0.0648)(0.0606)(0.3762)
 
  0.1225***0.0828*0.3287
 
  (0.0409)(0.0477)(0.2375)
 
  -0.4106-0.3330-2.3264
 
  (0.2630)(0.2641)(1.5272)
 
  -0.0083-0.0113-0.0191
 
  (0.0057)(0.0084)(0.0333)
 
  0.0065
 
  (0.0146)
 
  N 310 219 179 310 219 247
 
  R2 0.9963 0.9956 0.9956 0.9384 0.8834 0.9305
 
  Adj R2 0.9957 0.9945 0.9942 0.9293 0.8539 0.9186
 
  注:*p<0.10,**p<0.05,***p<0.01.
 
  此可以得到一个粗略的公式:Δ总执业(助理)医师数=医学专业入学人数*医学专业就业率-退休(或转业)执业(助理)医师数。在控制了医学专业入学人数之后,交叉项系数的增加,说明了SARS发病率的增加对地区医生数量的影响并不源于医学专业学生的增加。
 
  模型6的因变量为高等教育医学专业入学人数,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SARS每十万人发病率每增加1,学生数预计将减少1.72%,这说明SARS发病率的增加会使得地区高等教育医学专业入学率降低。又由于医学专业学生是执业(助理)医生增加的最主要来源,结合模型2、3的对比结果,可以得出一个可能性:在SARS事件之后,可能发生疫情不严重地区医生向疫情严重地区流动的现象,从而使得发病率高的地方医生数量会因为SARS发病率高而增加。模型4、5的因变量为护士数,交叉项系数不显著。这一结果与执业(助理)医师数的结果不一致,说明SARS发病率的增加并不会像导致医师数增加那样,导致护士数的增加。
 
  基于以上分析,假设三部分成立,即地区执业(助理)医师数量会因更严重的SARS疫情而增加,但地区注册护士数量并无此效应。
 
  第10章研究结果与讨论
 
  5.1结论与政策建议
 
  SARS事件作为一起重大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毋庸置疑会对地方医疗卫生系统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针对SARS在中国各个省份的发病率,及描述地方卫生健康水平的多个变量进行双重差分模型的回归分析,得出了以下研究结论:
 
  5.1.1 SARS使得全国各个省份的人均卫生支出增加,但SARS疫情更严重的省份,人均卫生支出不会额外增加
 
  人均卫生支出与各个省份的SARS发病率无关,但在控制了年份影响与其他相关变量后,2003年处人均卫生支出存在断点,其后的各省人均卫生支出都有显著增加。2003年并未发生SARS以外的全国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因此SARS的发生使得各省份人均卫生支出增加的假设具备一定的合理性。
 
  SARS作为一种传染性较强的传染病,其爆发地点与人口流动、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有较大关系,也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因素。2003年的SARS爆发,揭露的不仅是爆发地的卫生系统应对不力,更是全国各个地区、各级政府在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上很大的不足。SARS较为严重的地区与人均卫生支出较低的地区并不重合,北京、天津等疫情最严重的几个地区,其人均卫生支出在全国还排在前列。这可以说明SARS在何地爆发与地区人均卫生支出的直接关系不大。其发生使得从国家到地方都开始更加重视公共卫生了,各个省份的人均卫生支出都相应有了一定的增加,但SARS更严重的地区的人均卫生支出并不会有额外的增加。
 
  5.1.2 SARS疫情更严重的省份,医院数与床位数不会额外增加,疾控中心数量有额外少量增加
 
  本文的研究发现,SARS疫情更严重的省份的医院数、床位数并不会额外增加,而SARS每十万人发病率每增加1,疾控中心数将增加0.96%。
 
  在SARS发生前,北京的床位数是可以满足日常需求的,面对SARS期间的床位紧张的情况,北京紧急建设了小汤山医院临时病区对SARS患者进行收治,而在SARS过去没多久,临时病区就被废除,发热门诊的病床使用率也迅速降低,显得效率低下。众多学者专家对北京SARS事件进行了事后的分析,矛盾的根源并不在于床位数的紧张,而是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上的不足使得部分地区的床位数调动不到位、早期的隔离措施存在较大漏洞。面对之后可能再次发生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更应该做的是提升各级政府、各级卫生机构的危机管理能力,而不是采用增加医院数、床位数等直接的办法,因为这会使得常态时期的效率低下。
 
  因此尽管SARS时期疫情严重的省份出现了床位紧张现象,但这只是短期的现象,其暴露的是公共卫生危机管理能力的不足。因此危机管理是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更应该重视的方面,而在现代危机管理体系中,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是最主要的措施之一(薛澜,张强,2003),涉及到公共卫生危机,则疾控中心是非常重要的早期应对的机构之一。可以看出,疫情更严重的地区,其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意识是有所提升的。
 
  5.1.3 SARS疫情更严重的省份,执业(助理)医师数量会额外增加,原因可能与医师的跨地区流动相关;护士数量无额外变化
 
  经本文研究发现,SARS每十万人发病率每增加1,执业(助理)医师数将增加0.33%,高等教育医学专业学生数将减少1.72%,而地区注册护士数则没有受到显著影响。
 
  医师数的主要来源就是高等教育医学专业学生数,在学生数减少的背景下,疫情更严重地区的医师数增加,很大可能是疫情严重的省市出现虹吸效应,导致医师的跨地区流动的发生。这一虹吸效应的背后原因本文并未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此外,本文发现各省份注册护士数量并不会因为SARS的发生而变化,疫情更严重的地区,其护士数量也无额外变化。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护理工作是非常重要的,SARS期间的部分地区护士数量出现了严重地短缺,但这并未使得护理行业得到足够的重视。
 
  5.1.4政策建议:应加强对护理工作的重视,大力发展护理行业
 
  从上述分析结果可看出,在SARS发生之后,各级政府都从中吸取了教训,增加了卫生支出,增强了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意识,建立了更加成熟的危机管理体系。将SARS事件与2020年爆发的新冠肺炎事件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如今的公共卫生危机应对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如统一指挥小组的快速成立、隔离病房的迅速规划建立、医生护士的跨区域调配支援等。但SARS事件暴露出的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仍没有得到解决,即护理工作的重要性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有学者在2002年针对上海的341个病区进行调研发现医院护士配置数严重不足(施雁等,2005),据2010年的数据,发达国家的每千人护士数、医护比、床护比远超中国,据2012年数据,我国护理人力资源配置量有所改善,但护理人员数量还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护理服务需求(冯灵等,2013)。2016年的调查结果表明,我国护理人员总量仍然不足,且医护比例失调(黄阿红等,2017)。
 
  从过去多年的调查研究中可以发现,不仅2003年的SARS没有使护理行业得到重视,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护理行业尽管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然处于总量不足、资源配置不公平的状态,无太大的改观。因此,本文建议应加强对护理工作的重视程度,让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教训落到实处,以减少其造成的损失。
 
  5.2论文价值
 
  本文的价值在于,其一,为本文关注的多个变量的影响因素找到了新的分析视角,即从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发生的角度分析其影响;其二,本文首次使用定量方法,对SARS的长期影响进行分析;其三,本文研究发现SARS的发生并未使护理工作得到足够的重视,并提出应大力发展护理行业、落实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教训的政策建议。
 
  5.3不足及改进方向
 
  5.3.1采用的省际面板数据样本量较小,且结果准确度不及市县级数据
 
  由于数据收集上的限制,本文使用的是省际面板数据,存在样本量过小的问题,反映在回归结果中即,部分目前结果不显著的变量在更大样本下可能是显著的。本文考虑过通过增加年份数据以扩展样本量,但这会增加模型中的不可控因素,而且年份靠前的数据存在不同程度上的缺失。
 
  此外,SARS疫情波及的地方在省内也存在不同地区的聚集现象,其产生的长期影响在省内的不同地区是不一样的。比如在SARS疫情最严重的省份广东省,广州市的发病率最高,而不同市县感染人数差别较大,多数市县的SARS疫情并不严重。使用省份总发病率与其他省际数据不一定能代表省内各个市县的真实情况。
 
  后续改进时可以基于样本量更大的市县级数据,并引入更多市县级变量,对SARS的长期影响进行定量的研究分析。
 
  5.3.2未引入微观变量,难以对部分变量的影响进行进一步分析
 
  由于时间与数据库上的限制,本文未引入具体到个人的微观数据库,影响了文章的分析深度。比如,在文献综述部分,文章分析了SARS可能会影响医学院学生的就业态度,在回归结果部分,文章发现SARS疫情更严重的地区,高等教育医学专业入学人数会更少,这二者可能存在联系,但仅以本文的模型与数据无法对这一猜想进行验证。再比如,文章分析SARS之后发生了医师的跨地区流动,背后可能是疫情中心省份的虹吸效应,而虹吸效应背后吸引医师流动的因素,可能是省份三甲医院增多、相关政策倾斜度更大等多种原因,但本文只能进行推测,无法验证其真正的原因。后续改进时可以引入微观变量,比如受SARS影响地区的民众大学专业意向的前后对比、经历过SARS的医师的态度变化等变量,可以对本文的一些发现的背后推动力、影响因素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
 
  5.3.3自变量的选取上,选择SARS发病率还是感染人数值得再思考
 
  不同省份的SARS发病率与感染人数是不成正比的,比如北京市的发病率为广东省的十余倍,而其感染人数只是广东省的数倍,两个数据相差较大。
 
  本文在自变量的选取上选择了SARS每万人发病率作为交叉项的一部分,主要是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各省份SARS感染人数并无官方数据。另一考虑在于SARS对卫生系统产生长期影响,主要是基于政府方对SARS的反应,而地方政府进行科学决策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SARS在当地的发病率。但同时需要考虑的是,本文分析的SARS造成长期影响也可能基于个体对SARS的反应,如医师的跨地区流动、高等教育医学专业入学人数减少等,而个体对SARS做出反应,更可能是依据SARS感染人数而非发病率,因为感染人数往往比发病率更加直观,也更多出现于新闻媒体上,比起发病率数据,感染人数更容易影响到个体的决策。
 
  第11章共享单车盈利性的经济学分析
 
  1.1研究目的和意义
 
  “共享单车”指运营企业在一定区域内投放的用于分时租赁的无桩自行车。在本文的研究中,共享单车、共享滑板车、共享电单车等无桩短途交通工具分时租赁的运营模式被统称为共享单车模式。共享单车运营企业首先进行车辆的投放,使车辆分散在运营区域中。用户可以通过手机APP解锁单车并骑行,“无桩”意味着用户可以将共享单车停放在许可区域内的任何一个地方,“共享”意味着其他用户可继续使用该共享单车。
 
  “有桩”模式要求用户将车辆停放于固定的车辆桩。“无桩”模式则解决了”有桩”模式受限于车桩数量、车桩密度的问题。用户可以通过骑行,使共享单车自发地被分散,自发地实现车辆的供需。但“无桩”模式的问题在于,自发形成的车辆分布是往往是无序的,并不能自然地使车辆处于所有需求用户所期望的位置,用户能否搜索到共享单车具有不确定性,而这与车辆投放量密切相关。这些问题都将影响用户需求量,进而影响共享单车运营企业的盈利性。
 
  2016年共享单车模式在中国兴起,早期因帮助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难题而获得用户及政府管理部门的认可,具有缓解交通压力、低碳出行的正外部性。但是,共享单车后续发展过程中,市场竞争白热化,导致供过于求、管理不善等问题,堆积如山的共享单车也对城市管理产生了很强的负外部性,公众也开始质疑及反思共享单车的盈利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本文将着眼于研究共享单车模式的盈利性,通过构建参数化模型,研究共享单车的供需关系,通过模型推断出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在不同的市场竞争格局下的车辆投放及价格决策,进而分析企业的盈利情况,并借助美国城市共享滑板车的运营数据推断参数及实际的盈利性。本文最后将基于模型,解释中国共享单车行业竞争激烈、供过于求、亏损严重的现象,并对共享单车企业决策及政府管理政策方面提供建议。
 
  1.2研究方法
 
  一、Cobb-Douglas模型在空间匹配中的运用。发起搜寻共享单车的用户有概率无法在合理距离内搜索到共享单车,搜索成功的概率也会影响用户需求量,因此在投放量固定时,仅仅基于价格的用户需求函数不能完全决定匹配量,而线性模型也无法充分描述车辆投放量对用户需求的影响。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将参考基于Cobb-Douglas模型的共享单车空间匹配模型,其中决定匹配量的两个自变量分别为车辆投放量、搜索用户数,而搜索用户数本身又由价格、短途出行潜在用户总数、搜索成功概率所决定。共享单车空间匹配模型将用于推断车辆投放量、价格及短途出行潜在用户总数一定时的匹配量,为共享单车运营企业的收入及利润测算提供依据。
 
  二、产业组织理论模型的运用。本文将引入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垄断及寡头竞争模型,目的在于分析不同竞争情境对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利润最大化时的价格、投放量决策及盈利性的影响。
 
  三、结构估计(StructuralEstimation)及校准(Calibration)。本文将基于美国两个城市的共享滑板车运营的公开数据,通过回归的方式估计模型的重要参数,并且基于对部分参数的多个假设,推断及估计不同竞争格局下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利润最大化时的价格、投放量及盈利水平。
 
  1.3文献综述1.3.1短途交通工具分时租赁运营模式
 
  国内外目前对短途交通工具分时租赁运营模式的经济研究大部分集中在有桩公共自行车模式。例如,Kabra et al.[1](2019)通过对巴黎市区内不同区域的公共自行车系统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与车站密度相关的车站可得性(Accessi-bility)、与车辆数量相关的车辆可得性(Availability)的提升均对骑行订单量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车站密度提升10%将会使骑行量提升约5.09%,车辆数量提升10%将会使骑行订单量提升约12.29%。提升的骑行订单量中,3/4来自于对短期可得性不足的缓解(即用户在搜索时找到车的概率更高),1/4来自于对长期可得性预期的提高(即更充足的车辆会激励更多用户加入市场进行搜索)。
 
  研究无桩共享单车模式的文献大部分集中在交通领域及机器学习领域,通过经济学及产业组织理论视角解读共享单车模式的论文较少。Cao et al.[2](2018)是对共享单车模式进行产业组织研究的先行者,其通过OFO提供的非公开数据(时间跨度为共享单车扩张初期的2017-2018年),将摩拜单车是否介入城市竞争作为自变量,通过回归分析说明单一区域内新共享单车运营企业的进入将会促使该区域内原有共享单车运营企业提高车辆投放数、提升车辆使用价格,并且将提升整体的车辆利用率。该文章提出共享单车会产生网络效应,即车辆数量的快速扩张会促使更多的用户选择共享单车作为出行方式,最终促进双方盈利性的提升。“市场扩张”(MarketExpanding)的效应将大于“市场窃取”(Market Stealing)的效应。于此同时,Caoetal.(2018)在实证的基础上,通过构建Cobb-Douglas模型进行理论分析,为其实证结论寻找理论依据。
 
  1.3.2空间匹配及竞争模型
 
  Cobb-Douglas匹配模型最初用于推断空置工作机会与失业人数一定时成功匹配的新工作数,通过该模型可以推导出描述失业率与职位空缺率关系的Bev-eridge曲线。后来,这一模型被广泛运用在研究空间分散条件下由供需双方决定的匹配效果中(Petrongoloetal.[3],2001),例如Krolikowskietal.[4](2017)通过构建Cobb-Douglas空间匹配模型研究进出口商的匹配效率。Brancaccio et al.[5](2019)提出了构建空间匹配模型及估计参数的方式,指出空间匹配模型包括无参数模型和有参数模型,但是无参数模型需要假设供给与需求相互独立。这一假设与本文中车辆投放量影响搜寻概率、进而影响搜索用户数的假设不符,因此本文将采用有参数的Cobb-Douglas空间匹配模型进行估计。
 
  产业组织理论中有不同的经典理论模型来描述寡头的市场竞争(Biscaia et al.[6],2013):Cournot模型是一种产量竞争模型,假设竞争者之间以产量作为决策变量,通过实现最优的产量来实现利润最大化,结论是随着企业数量的增加,价格及产量将趋于完全竞争市场的状态。新企业的进入将提高整体产量,但将使得整体的利润空间降低,这被Mankiw et al.[7](1986)称作“商业窃取效应”(Business–stealingEffect)。
 
  Bertrand模型是一种价格竞争模型,假设竞争者之间以价格作为决策变量,价格最低的企业将获得全部市场,如果价格相等则各竞争者之间平分市场需求,结论是非垄断市场中价格及总产量等同于完全竞争市场。Cournot模型较为符合现实结果,但现实中企业竞争的方式更倾向于价格竞争而非产量竞争;Bertrand模型虽然符合价格竞争的实际,但结论与寡头价格高于完全竞争市场价格的现实不符。
 
  Hotelling[8](1929)引入交通成本..这一变量来分析双寡头的竞争。即使竞争者各方以价格作为决策变量,由于交通成本的存在,均衡价格不会达到完全竞争时的价格。多位学者则提出了将Hotelling模型拓展后的多寡头空间竞争模型。例如,Salop[9](1979)提出环形城市模型,模型中消费者均匀分布在一个环上,每个企业对应环上的一个节点,每个企业只与其临近的两个企业进行竞争;Hoernig[10](2014)提出立体模型,模型中每两个竞争者之间有1条连线,即总共有..(...1)/2条连线,消费者将均匀分布在这些连线上,每个企业将与其所有的竞争者竞争。立体模型更适用于竞争者在空间中充分分散的情形,例如Hoernig(2014)将立体模型用于研究多个对称的网络平台之间的竞争。
 
  1.3.3与本模型的关系
 
  本文模型将在Cao et al.(2018)提出的Cobb-Douglas共享单车空间匹配模型的基础上展开。Caoetal.(2018)主要将该模型用于解释其实证结果,但一方面没有通过该模型对共享单车的盈利性进行推算,另一方面没有估算各参数的大小、没有确定利润函数的形态。本文将在这些方面进行分析。
 
  于此同时,Caoetal.(2018)没有考虑搜索成功概率..达到1时的边际状态,在此之后车辆投放量增加不会带来订单量的继续增加,本文将予以考虑。另外,本文也将引入Hoernig(2014)提出的立体模型来改良基本模型,使其更好地解释运营企业数量对价格的影响。
 
  5.1行业现象解释
 
  由美国两个城市的数据可推知,对共享单车等分时租赁的无桩短途出行工具运营模式而言,匹配模型中的参数..(..+1)<1,车辆投放的边际报酬递减,车辆利用率及车均利润将随着车辆投放量..的增加而减少。当车辆投放量增加至一定程度时,车辆投放量的增加会挤压整体的利润空间。
 
  从模型和实际出发,对共享单车行业竞争激烈、供过于求、亏损严重的可能解释包括:
 
  一、企业的低价策略(价格战)。低价策略指的是定价接近边际成本甚至是低于边际成本。由3.3.2的分析可知,一个市场中的企业数量为2-3家时,均衡总投放量已经接近或达到最大总投放量(图3.7、3.9、3.11、3.13),固定成本收益率也较高(图3.14),综合来看是除垄断之外长期盈利状况最好的选择。低价策略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获取客户、培养用户习惯,还在于通过价格战的方式使行业处于亏损状态,逼迫没有资金实力或运营成本控制较差、管理水平较差的竞争者退出市场。于此同时,先进入者可以快速提高车辆投放量,以达到理论上利润最大化的最大总投放量,同时抓紧时间降低运营成本、提升运营效率,从现存车辆规模、亏损预期、管理效率三方面阻止新进入者的进入。
 
  但是,共享单车市场并非“双边市场”,共享单车模式属于重资产的商业模式,前期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各个共享单车运营企业的车辆也将共同组成共享单车网络,很难达到赢家通吃的局面。这也解释了OFO退出市场之后,其最大竞争者摩拜单车(美团单车)并没有完全占领市场,而是出现了与哈啰单车、青桔单车“三足鼎立”的情况。在OFO“暴雷”之后的2020年,共享单车提价策略初步发挥作用、美团单车快速投放车辆取代旧有车辆、青桔单车获得了10亿美元的融资来用于业务扩张,这都说明共享出行市场的竞争远未结束,但OFO的先例将使得新进入者“望而却步”,因此竞争或将仅限于行业巨头之间。这些具有高投放规模、管理效率优势的共享单车运营企业有望在将来长期实现盈利。
 
  二、车辆投放量过多,超过整体盈亏平衡点。由于共享单车运营企业普遍亏损,能够帮助共享单车运营企业获得下一轮融资的重要数据就是“市场占有率”及“活跃用户数”,因此共享单车行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为提高市场占有率及活跃用户数而盲目扩张、盲目投放车辆的现象。这可能导致市场总体的车辆投放量过多,超过了模型中的盈亏平衡点,从而导致亏损。
 
  三、押金政策加剧车辆过度投放的程度。使用共享单车需要先交押金的政策使共享单车企业沉淀了大量的无成本资金,这些资金在用户长期正常使用共享单车服务时不会被退回,因而相对借款而言没有明确的还款期限,而早期共享单车企业将这些资金挪用在车辆购买及运营中。押金政策一方面降低了资金使用成本,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行业竞争。
 
  以OFO为例,一旦新增用户停滞带来押金增长停滞,早期车辆过度投放的策略将导致收入无法覆盖押金及管理成本。由于缺少管理成本投入,车辆处于过度无序状态。早期投放的车辆质量较差,而现金流短缺意味着无法投放新的车辆替代现存车辆,用户体验满意度大幅降低,引发用户集体性“退押金”的需求。现金流的短缺使得OFO难以满足该需求,从而造成了押金“挤兑”,进一步侵蚀OFO的现金流,促使OFO退出市场。压死OFO的“最后一根稻草”还包括其最大竞争者摩拜单车被美团公司收购后退还押金、免押骑行并大肆宣传的策略,这进一步促使了用户对OFO的押金“挤兑”。
 
  四、竞争者的车辆之间密集程度较大、消费者价格弹性大,很难抬高使用价格。竞争者的车辆距离过近(即..过低)时,均衡价格趋于边际成本,即使只有2家企业时竞争也会十分激烈。消费者价格弹性较大(即..、..较大)时,也较难提高定价。即使仅考虑车辆成本时勉强盈利,综合考虑总部成本后企业将亏损。
 
  五、与其他平台的战略协同效应使得共享单车部门的亏损可以被承受。这一观点长期以来被人们所接受,但依据本文的模型,不同企业的共享单车之间共同构成了共享单车网络,用户可以在不同企业之间进行切换,目前普遍的免押金政策更是显著降低了消费者的转换成本,因此使用某平台的共享单车并不能将用户绑定在某一平台上,战略协同效应较弱。
 
  5.2企业运营建议
 
  一、降低运营成本、车辆成本,提升车辆管理效率。如果某个共享单车运营企业的运营成本、车辆成本低于同行业其他公司,则该公司将有更大的空间进行市场扩张,并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在保证运营成本较低的同时提升管理效率,一方面可以延长车辆使用寿命,降低车辆损耗,降低车辆的边际成本....及平摊后的固定成本.....另一方面可以提高车辆的匹配效率,提高模型中的参数..,进
 
  而在车辆投放量一定时提高收入。由于匹配方程中..的指数项为..+1>1,..
 
  提升的规模报酬递增,适当地提升管理成本(提升....)以换取..的提升,或将
 
  提高整体的利润水平。
 
  二、综合考虑市场进入条件。企业在决定进入某一区域的市场时,需要考虑
 
  该市场现有竞争者的数量、成本函数、各自的投放规模及消费者需求价格弹性等。
 
  根据固定资产收益率的推测判断,区域内有2-3家共享单车运营企业时每家企业
 
  能够有合理的利润。在资本有限的情况下,开拓新市场,进入非竞争激烈的市场,
 
  或许是提升企业整体盈利性的更好方式。..越高,意味着消费者价格弹性越高,同
 
  时也意味着短途出行用户在同一价格下采用其他交通方式的比例越高,此时车辆
 
  投放数量、价格均较低,企业需要考虑车辆运营的利润是否能够覆盖在当地的平
 
  台运营成本。
 
  三、谨慎考虑车辆投放量水平。通过参数估算,本文指出车辆投放的边际报
 
  酬递减,车辆利用率及车均利润将随着车辆投放量的增加而减少,在车辆投放量
 
  达到饱和之前,存在使利润最大化的最佳车辆投放量。过度投放将会造成过高的
 
  固定成本投入,但车辆投放的边际报酬递减,由此将导致供过于求。无限量投放
 
  车辆以实现订单量最大化的投放策略对共享单车运营企业的盈利性将造成伤害。
 
  5.3政策建议
 
  一、限制共享单车运营企业收取押金。共享单车运营企业挪用押金,不仅仅
 
  会导致过度投放、恶性竞争的问题,更可能会产生兑付危机,从而演变为金融问
 
  题。限制共享单车运营企业收取押金的方式包括:1.禁止企业收取押金;2.规定
 
  企业不得挪用收取的押金,收取的押金应当保证存放于专款专户。
 
  二、实施准入限制、投放数量限制。根据固定资产收益率的推测判断,区域内
 
  企业数量过多会导致较低的固定资产收益率,压低市场整体的盈利空间,不利于
 
  行业长期发展。考虑总部成本后,允许企业自由进入并非是社会整体效用最大化
 
  的选项。更重要的是,区域内企业数量过多可能会导致过高的车辆总投放量(如
 
  图3.7、3.11),对城市管理造成负外部性,因此对企业准入及投放数量上限进行
 
  限制有其必要。
 
  三、限制停放区域。由于存在“无桩”的属性,共享单车“乱停车”的问题目前正困扰着城市管理部门。对停放区域进行限制,一方面可以在发挥共享单车“无桩”的优势的同时,减少车辆堆积对城市管理带来的负外部性,另一方面可
 
  以使不同企业的共享单车混合得更加充分,从而在准入限制的同时促进竞争。
 
  四、促进信息互联互通。共享单车的重要价值之一是不同企业共同形成的共享单车网络,这一网络将使得用户搜索共享单车成功的概率高于搜索某一家企业的共享单车成功的概率,从而使更多的用户进入市场。形成这一网络的关键在于,用户能够方便地知悉周边所有共享单车的位置,同时平台的转换成本也较低,这就要求信息的互联互通。促进信息互联互通还将减少信息的不对称,从而在准入限制的同时促进竞争。促进信息互联互通的一种方式是:要求共享单车企业实时上传空闲单车的信息,并接入地图平台以方便用户搜索。
 
  五、反垄断。由于共享单车是重资产的资本密集型行业,且车辆投放的边际报酬递减,资金及运营管理技术壁垒高、现存车辆过多等因素会阻止新企业的进入,这将促使行业内2-3家企业共同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市场份额。这些企业如果走向合并,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垄断整个市场,不利于这一具有基础设施属性的行业发展,也对用户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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