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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方法大全-柳宗元诗歌形式的演变

2021-02-22 11:35


   柳宗元作为贬谪文学中极具代表性的文人,柳宗元的诗歌创作高峰主要集中被贬南迁以后,即文学史上提到的永州和柳州时期,其中他的山水诗最有成就,根据柳宗元的诗歌形式各方面的变化,体裁上是五言到七言,从古体诗到近体诗的变化;在语言情感上是从忧郁到绝望;意象上是清秀澄明到奇崛险怪;用典上是积极意味到悲愤意味。这样的变化,即是诗歌形式上的变化,也是柳宗元政治生活的变化。

 

  一、形式上的转变

 

  柳宗元在长安时期创作保留下的诗作极为稀少,一是这一时期,柳宗元的人生阅历单薄,创作的诗歌流传度不高;二是创作诗歌还未成熟,关注的多是政治变革,尚未重视诗歌创作。中国古代文学很重视“贬谪文学”,很多文人在顺风顺水的时候创作作品质量都不高,贬谪后,重心就由政治生活转移到了其他方向,用文字来倾诉自己郁郁不得志的情感。这些意气风发的时间虽在柳宗元一生中占据了大约四分之一的时间了,但前面的风光恰恰给后面得落寞埋下伏笔,是为了映衬之后三十多年里柳宗元有多么失意。长期的贬谪生活,使他继承了传统士大夫发愤著书的传统,但也迎来了他的创作巅峰,从他被贬至永州,再到柳州,这一段漫长和坎坷的历程,柳宗元的诗歌创作逐渐成熟,达到的成就也是最高的。

 

  从形式上表现,柳宗元的诗歌经历了从五言诗转变成了七言诗,由古体诗过渡到了近体诗的过程,逐渐走向成熟。

 

  (一)五言转换为七言

 

  从柳宗元现存的大部分诗作来看,从长安时期的《省试观庆云图诗》的五言诗,到永州,创作仍以五言诗为主,擅长五言诗,多为古体诗,后至柳州,则以七言诗为主,且多是近体诗,这样的变化在柳宗元贬谪迁移中的创作中是显然易见的。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经过隋朝,盛唐时期的文人们的努力,到了中唐成为了很重要的流派。综观从谢灵运到孟浩然,他们所做有较高价值的山水诗多数是五言诗,《辋川集》中诗歌都是五言诗,便可证明。刘熙载说:“五言亲,七言尊。”[刘熙载.《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1页.]文人被贬后,为了远离了政治,选择与政治相对的山水,所以投身于山水间,赞美山水,以示自己的与世无争,因身处山水间,自然受山水表示的清高陶冶,这样的表现也说明自己被贬并非自己存在错误,而是因为世间皆醉,我独醒。自然而然的表现出与山水的“亲”,因为这样原因历代创作的山水诗就多为五言诗。

 

  初贬永州,柳宗元挂着一个闲职在当地生活,“永新变法”失败后,政治上失意,之前的雄心遭到打击,使他纵情山水,和中国传统政治上失意的文人一样,他像当年的屈原、谢灵运,摆出一副隐居避世的姿态,他迫切需要表现与山水亲近,以示清白。且看他的“蹬回茂树断,景晏寒川明。旷望少行人,时闻田鹳鸣”(《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四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9版,第1193页.],是五言诗,着重对山水的描写,以自然景物的清闲自在,突出强调自己远离政治,甘心寄居山林,保持自己的节操,他的另外一首《游朝阳岩遂登西享二十韵》,从内容看“高岩看清江,幽窟潜神蛟。开旷延阳景,回薄攒林梢。”[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四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9版,第1189页.]写山、写水、写光、写树,是一首典型的五言山水诗。跟据这两处便可发现柳宗元根据他的诗作来看是继承了前代“亲”山水,同时柳宗元沿袭谢灵运以来,山水诗的在句法上以五言为主的基本形式特征,如《与崔策登西山》:

 

  鹤鸣楚山静,露白秋江晓。连袂渡危桥,萦回出林杪。

 

  西岑极远目,毫末皆可了。重叠九疑高,微茫洞庭小。

 

  迥穷两仪际,高出万象表。驰景泛颓波,遥风递寒案。

 

  谪居安所习?稍厌从纷扰。生同胥靡遺,寿等彭铿夭。

 

  蹇连困颠踣,愚蒙怯幽眇。非令亲爱疏,谁使心神悄。

 

  偶兹遁山水,得以观鱼鸟。吾子幸淹留,缓我愁肠绕。[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四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9版,第1195页.]

 

  前半段写景,后半段抒情,前边写西山之景,从近到远,从早到晚,景物变化皆在诗中。此诗可以证明柳宗元对谢灵运以来山水诗先写景,再抒情的继承,也看到山水诗句法上多为五言的沿袭。作为“唐人五言四句,除柳子厚《钓雪》一诗之外,极少佳者”[范晞文.《对床夜语》卷四,《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37版,第874页.]的《江雪》,言语虽简短凝练,但意境之悠远,包含的禅机哲思变化多端,表现出的问题也是深厚,耐人寻味的,与王维的山水诗相似,句法形式上和王维的诗作相像。

 

  柳宗元在柳州出任柳州刺史,即便掌握了地方实权,但是回京无望,在情感上到了绝望的地步,柳宗元在柳州创作七言诗为主,原因是“一方面既要有精密的形式,另一方面又要让诗人在这形式中获得尽可能大的发挥余地。这个矛盾就使得七言律诗成了一种最适合用来抒情的形式。因为抒情的跳跃性正好被那形式的精密性所整合,于是形式反而增强了情感跳跃的可能”[龙子仲.《最后的诗情》,《柳州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他从永州到柳州的内心变化是从对未来抱有一丝期望到如今的绝望,他已经不想再去“亲”山水了,以此表明自己的清白,因而诗歌作为抒情的工具,抒情成为诗歌中的主要内容。所以从诗歌形式上,从柳宗元返回长安,短暂停留后,再贬至柳州。在柳州时期,五言山水诗仅有《登柳州峨山》一首,但如《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岭南江行》《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这类的七言山水诗则占柳州时期诗歌的大多数。从他进入到了岭南地区,靠近柳州地区时写的《岭南江行》,形式上就形成了柳州时期的七言律诗的特点:

 

  瘴江南去入云烟,望尽黄茆是海边。

 

  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长蛟涎。

 

  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

 

  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9版,第1168页.]

 

  这首诗作为典型的七言律诗,开始用精简的语言简要概括了岭南荒凉诡怪的景物,与中原全然不同的民风民俗,以及再次被贬的境遇,后直抒胸臆,抒发自己凄凉悲怆之感。七言律诗这样“精密的形式”为柳宗元提供了极好的抒情方式。

 

  (二)古体诗转换为近体诗

 

  古体诗指的是唐以前的古诗,楚辞以及乐府诗,“歌行”“歌”“曲”“引”“吟”等形式也属于古体诗。前文提到过古体诗与近体诗之间的区别,古体诗讲究韵律和谐,但格律,句法、韵律自由,篇幅上有规模宏大的,也有短短几句话的。柳宗元在长安时期创作多为古体诗,比如《省试观庆云图诗》,与永州时期的诗歌形式并无太大区别。

 

  而永州时期柳宗元多创作五古,一是体现在山水诗,二是体现在他的乐府诗和寓言诗,如《古行路难》《笼鹰词》《放鹧鸪词》等。山水诗继承了谢灵运的五古诗,虽有篇幅小的,但多数篇幅宏大,因为古体诗的特点,使得柳宗元永州时期诗歌情感虽难脱感伤之气,但形式上还是显得潇洒自由的,这与他“亲”山水的需要相合。柳宗元作为疾世愤俗,有着雄心壮志的读书人,古体诗中的乐府诗具有极好的叙述条件,篇幅大,叙事性强,感染力强,这些符合了柳宗元通过比喻象征用典等手法,抒发情感,针砭时事的需要。他的《古东门行》便是一首典型的乐府诗:

 

  汉家三十六将军,东方雷动横阵云。

 

  鸡鸣函谷客如雾,貌同心异不可数。

 

  赤丸夜语飞电光,徼巡司隶眠如羊。

 

  当街一叱百吏走,冯敬胸中函匕首。

 

  凶徒侧耳潜惬心,悍臣破胆皆杜口。

 

  魏王卧内藏兵符,子西掩袂真无辜。

 

  羌胡毂下一朝起,敌国舟中非所拟。[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9版,第1138页.]

 

  此诗写与当时盗杀宰相武元衡之事,对他表示悼念,并对藩镇割据称雄阴谋叛乱,表示愤怒和申诉,但作为被贬之人,直接表达不满,容易招惹杀生之祸,化用七国之变孟尝君和魏王的典故暗讽时政,更加符合柳宗元表达忧国忧民,愤世嫉俗之心,而又不至于惹祸上身。全诗虽为七言诗,但篇幅大,且重在叙事,这与这一时期山水诗重在写景相似,与柳州时期更重抒情不同。

 

  后贬至柳州,永州时期那种篇幅宏大格律自由的诗以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篇幅短小,格律、对仗等要求严格的近体律诗绝句,这在诗歌的形式上毫无疑问是个重大的转变。近体诗对于字数、句数、平仄、用韵要求严格。“七言律诗,是第一棘手难入法门。融各体之法,各种之意,括而包之于八句”[叶燮.《原诗》第一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第87页.],“近体之难,莫难于七言律,五十六字之中,意如贯珠,言如合璧。其贯珠也,如夜光走盘,而不失回旋曲折之妙。其合璧也,如玉匣有盖,而绝无参差扭捏之痕”[胡震亨,唐音癸签,《四库全书》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版,第1481页.],“律诗难于古诗,绝句难于八句,七言律诗难于五言律诗”[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版,第145页.]。这些说明作为近体诗的七言律诗讲究用短小精悍的具有规律语句来表情达意,强调情与景的完美融合,更重抒情。所以柳宗元诗歌从古体诗向近体诗的转变,句法篇幅的变化标志着柳宗元诗歌创作更重抒情,渐渐成熟。柳宗元诗歌从篇幅宏大的五言山水诗到篇幅短小的律诗绝句的变化,同时也反映了中唐时期七言律诗的逐渐成熟,柳宗在柳州时期创作的七言诗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他的七言诗《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

 

  临蒸且莫叹炎方,为报秋来雁几行。

 

  林邑东迥山似戟,群呵南下水如汤。

 

  蒹葭淅沥含秋雾,橘柚玲珑透夕阳。

 

  非是白蘋洲畔客,还将远意问潇湘。[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9版,第1167页.]

 

  这首诗在写法上情景结合,写柳州的风物,写柳州的山像是剑戟,柳江波涛汹涌,写眼前之物的陌生,与家乡的事物绝然不同,柳宗元虽未直接抒情,但处处含情,以简短精悍的句子抒发情感,有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这种似泣还诉的表达在情感的凸显上更加强烈,并且格律谨严,对仗精工,是典型的七言律诗。从此处看七言近体诗比五言古体诗更加适合抒情,更符合柳州时期柳宗元强烈的哀怨情感抒发的需要。从

 

  形式上分析,从古体诗向近体诗的转变也表现出来他被贬后的诗歌体裁形式上由注重写景到注重抒情的变化,反映出柳宗元情感的变化。

 

  二、语言情感上的变迁

 

  自六朝以来,大家一致认为中国古代诗歌有着“诗缘情”这一显著特点,山水诗恰恰是这一特点的最好例证,柳宗元的山水诗同样具有以景抒情,情景交融这样的特点,不过在柳宗元的诗歌里长安时期的作品与被贬后的作品不同,而永州时期的与柳州时期的也不同,永州到柳州时期的诗歌中表现出的这种变化最为明显,在永州时期的诗表现出的语言情感是忧愁但还抱有些许希望,而柳州的诗作饱含了绝望苦闷的心境。

 

  柳宗元出生于名门望族,家中读书人甚多,他在这样的影响下,一生都以“辅时及物”为目标,柳宗元受到家庭文化教育是很高,此外他年少勤奋好学,天赋善佳,十三岁创作出了《为崔中压贺平李怀光表》,名震长安。韩愈称赞他:“少精敏,无不通达。”[韩愈.《韩黎昌集》中《柳子厚墓志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版,第1048页.]柳宗元二十一岁便考取进士,年少成名。之后也是仕途坦荡的,从他的年少时的生活背景和性格志向来看,柳宗元长安时期的诗歌创作多是一些表现自己远大志向,想要重现大唐盛世,以及批判社会黑暗,谴责政敌。贞元九年所作《省试观庆云图诗》:

 

  设色既成象,卿云示国都。九天开秘祉,百辟赞嘉谟。

 

  抱日依龙衮,非烟近御炉。高标连汗漫,向望接虚无。

 

  裂素荣光发,舒华瑞色敷。恒将配尧德,垂庆代河图。[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四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9版,第1262页.]

 

  可窥见长安时期的创作作品表现出来的情感精神是昂扬向上,意气风发的,情感热烈,爱憎分明的,语言华美。

 

  永州时期,柳宗元的诗就经常借助山水表达自己那种失望幽怨的情感,但这种情感是“忧乐交替”的。就从《构法华寺西亭》这首诗可见,诗云:“审身楚南极,山水穷险艰。步登最商寺,萧散任疏顽。”[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四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9版,第1196页.]作为诗人游览的起初环境,登高望远,那种按奈不住的愉悦之气油然而生,于是这种开阔的环境感染到了诗人的内心情感。“神舒屏羁锁,志适忘幽潺。弃逐久枯槁,迨今始开颜。”[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四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9版,第1196页.]诗人愁容终展,心情在环境的渲染下变得高兴起来了。然而,由观景过渡到自身处境,抱负无法实现,即使是心情开阔的还是抑郁之气梗在心口,于是“赏心难久留,离念来相关。北望间亲爱,南瞻杂夷蛮。”[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四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9版,第1196页.]一时的愉悦还是无法抵抗前路暗淡的悲愤之气,愉悦也是短暂愉悦,失意才是长久的,诗人情感的来回波动恰恰应证了他“忧乐交替”的写法,语言可以感觉到些许的清丽平和。

 

  显然,柳宗元在永州时期,情感是在平和和忧郁两端来回摆动的,遇到愉悦之事,虽说还是难以摆脱悲伤,但是自然山水带来开阔愉悦的感官感受可以让他暂时忘却了生活上的失意,不至于像再贬柳州后的举目皆哀。对未来还抱有希望,虽被贬谪,但仍觉得自己的理想抱负还可能实现。

 

  可是这种希望在柳宗元再贬至柳州后有了改变,柳宗元在从永州召回,虽回到长安,短暂的停留后,再次被贬,这样的情况已是回朝无望了,十年的颠沛流离,重燃的一点希望之火,不料被无情掐灭。这样重复又沉重的打击,使他彻底绝望,在湘江边上感慨:“不知从此去,更遣几时回。”(《再上湘江》)[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四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9版,第1162页.]落寞悲痛之叹让人百感交际。他改变了之前感慨明丽秀致的景色,抒发仕途失意,无人问津的慨叹,以及叙写闲居山水,看似悠然自得,实则孤独苦闷,以显现内心忧郁的写法,在这首诗里直接抒情,情与景交融,所写景物荒凉凄楚,所表感情激愤沉痛,语言冷峭沉郁,与之前写景抒情的写法不同。

 

  在柳州时期的山水诗中就没有了那种细致描慕山水的作品,而往往通过一些简练具有概括性的语言来表达,并且语言与岭南的山水环境有了隔膜感,作者关注重点转向情感的抒发,整体语言基调哀婉悲凉,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飚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9版,第1164页.]

 

  诗中景物由远及近,以具有代表性的景物来概括。站在视野开阔的地方,狂风暴雨使原本开阔的环境,变得压抑,岭南的山岭南的水都让诗人倍感压抑。在语言审美趣味上带有很强的冷色调,疏离感突出,视觉性加强。本来在这首诗的首联里柳宗元是在写景的,但“愁思”两字瞬间将全诗的感情基调拉向了哀愁,哀景哀情,乐景也是哀情。

 

  如果说在永州时期,柳宗元在愤激、苦闷、忧伤的情绪中,还对重归朝廷存有一线希望与幻想,语言风格还有些许清丽平和,那么经过再贬柳州之后,则完全绝望了,语言风格尽显冷峭沉郁之气。

 

  三、意象上的改变

 

  从地理上看,长安是国都,处在平原地带,一国之中,最为繁盛的地方,所见之物也应该是色彩饱满,美轮美奂的,永州还算是潇湘之地,虽是山地,可是以前也是楚国的地带,与中原的来往还算密切,受到的中原文化的影响还算多。但是到了柳州,就是名正言顺的蛮荒之地了,是一块未开化之地,到处穷山恶水。在这样的情况下,柳宗元在意象选取上,就有了变化,长安时期描写的精雕细琢,富丽堂皇的,再见《省试观庆云图诗》,此诗描写之物美伦美焕。到了永州多描写的是幽清的水,意象也是清秀澄明的,最后到柳州,多写的是险峻的山了,这种山是奇崛险怪的,给人更多的是陌生感。柳宗元虽有写过其他风物,但是在意象上给人的感觉有着明显差别是他的山水诗中的山水景物,所以从他创作最多的山水诗分析最为直观。

 

  柳宗元被贬地永州,处于今天湖南南部,是楚地,是屈原被贬的潇湘之地,中原的产物在此处还算丰富。地理环境上也是山地丘陵地形,山坡平缓,多为土坡,而且此处水流也多为小溪,地理环境都是平缓温和的,和长安相比差别不大。所以我们从他最为著名的文章之一的《小石潭记》里边看到山清水秀,虽然还是摆脱不了那种清净幽冷之气,但是景物意象并未呈现出奇崛古怪,给人一种陌生化的感觉。

 

  从繁盛的京都到偏远的永州,从赫赫有名的官员到默默无闻的闲人,他是无法摆脱这样的不平衡的,前文提到,寄居山水往往是文人士大夫在政治失意时最先寻求的解脱方法。对于柳宗元来说,他不仅要表达贬谪的痛苦,还要表达自己受到排挤的苦闷,以及即使失意仍坚持理想的决心,所以意象上,往往使用“潇湘”、“清江”、“澄雾”“澄潭”、“澄明”、“羁鸿”、“羁心”、“羁木”、“幽谷”、“孤山”等意象,这些是在反映他当时的内心,是柳宗元表明自己如清水一般清白,感慨自己孤独落魄就像此处之荒凉,描写宁静以此反衬自己内心的愤懑不平。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文人被贬后表现出的那种“亲山水”的传统,可以看到柳宗元在意象的选取上的都是清净之物,以清静强调自己的清白。在形式上,这些意象我们都是常见的,表现出来的模样也是温和的,并未呈现柳州时期的奇崛险怪的陌生感。

 

  元和十年,柳宗元从永州被召回,后再贬至柳州,任柳州刺史。他的在岭南之行中所作“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9版,第1159页.]正是这段经历的的辛酸表现。

 

  到柳州后,柳州地理风俗环境和柳宗元过往的生活截然不同,外加情绪已经低落到了极点,因而面对柳州这种奇异的山水,柳宗元没有感到风景的优美,反而觉得更为痛苦。在柳州时期的诗歌创作中,柳宗元将山水视为精神上的负担,意象的构造上就显得奇崛险怪,这种奇崛险怪与中原的清丽平和是不同的。

 

  从长安到永州,再从永州到柳州,景物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靠近柳州地界时所作《岭南江行》可看到这样的变化:

 

  瘴江南去入云烟,望尽黄茆是海边。

 

  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长蛟涎。

 

  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

 

  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9版,第1168页.]

 

  诗中提到瘴江、黄茆、海边、象迹、射工、飓母等景像在中原地区都极难见到,因为环境和诗人处境的变化,柳宗元在柳州意象的使用具有陌生化的特点。诗人用瘴江、黄茆、象迹、蛟涎、射工、飓母等意象来表达自己到柳州后的感受,这些意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让人觉得奇怪、危险、陌生,这与在永州时使用的意象有了明显的差别,从清秀澄明到奇崛险怪的变化,从在这首诗中可以很直观的感受得到。

 

  意象的选取在形式上,容易让读者有一种新的认识,柳宗元诗歌从永州到柳州,意象上使用了很多人们不熟悉岭南意象,让人读之,立即产生一种陌生感,从形式上形成了一种凄凉之意。

 

  四、用典上的变化

 

  诗歌用典一方面诗文表达的观点情感更好的被阐述和表达,使诗文具有文采和表达的思想更具深度;另一方面可以增强文章的气势和说服力,辩证思维更强。从形式上说,用典可以增加诗歌的典雅气息,也容易造成阅读的陌生化。从前文分析,柳宗元作为学问及其渊博的唐代文学大家,他的诗歌,引经据典,化用典故准确,创作中典故信手捏来,与表达意义又不失和谐。韩愈说他“议论证据古今,出入经史百子”[韩愈.《韩黎昌集》中《柳子厚墓志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版,第1048页.]。《旧唐书》说他“下笔构思,与古为俟,精裁密致,璨若珠贝。”[刘焗等撰.《旧唐书》中《柳宗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版,第968页.]这些都说明柳宗元在文章诗歌中用典炉火纯青,被很多人认识到并推崇。

 

  善用典故,对柳宗元诗文的风格产生明显影响,是对他诗歌做出“简古雅奥”、“清而峭”、“峻洁”、“高简要妙”这类评价的极为重要原因所在。前人其中的“简”“洁”是指言有尽而意无穷,“高”"古”是指有古人风神,超出时人。这两方面都和用典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运用典故,可以缩短句子,一些平常要用很多的话才能说清楚的道理和感情,运用典故往往几个字就能说清楚,而意义又深刻。另一方面,典故都是前代、前人的故事和话语,是古人典籍中有记载的内容。而柳宗元运用的典故多是汉朝及以前的,这样的典故并不为世人所熟知,这样运用即可以增加诗文的“典雅”味道,让诗句更让人玩味,又达到“高”"古”的效果给人陌生感,这些是柳宗元通过用典在形式上体现出来的特色。在情感上,用典可以满足他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含蓄内敛的性格,也可以在发表对政者和时局看法时,不至于惹上杀生之祸。所以从柳宗元的政治生涯的变迁上,同样可以看到他使用典故的变化,典故反映的情感会发生变化,使用的数量上也会有变化。

 

  永州生活对于柳宗元来说即使忧郁落寞,但还是有所期望,对未来还是抱有期待的,从他迁居愚诗,寄情山水所作《冉溪》云:

 

  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

 

  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

 

  缧囚终老无余事,愿卜湘西冉溪地。

 

  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四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9版,第1221页.]

 

  便可窥见他的雄心和决心。该诗首句取《论语·季氏》,末句用《后汉书·樊宏传》中樊重的历史典故,通过化用典故表明自己即使遭受挫折,也不甘碌碌无为的决心。首联“少时陈力希公候,许国不复为身谋”就直接地阐明自己热心时政,渴望建功立业,并不怕牺牲的理想。柳宗元自喻樊重,欲做器具先种漆树,想要实现国家富强先要培养人才,积蓄力量。前半句总结过去,后半句寄望未来,所用典故还是具有积极意义,多是表明自己即使遭受贬谪,也依旧坚持理想,而且所用典故,并不为人熟知,形式上具有典雅气息,有明显的陌生感。但是到了元和十年,柳宗元自永州奉诏回京,途经荆州时,亲友们殷勤地为他送行,但是被贬十年,已经不再有开始时的雄心壮志,诗中的典故也不似之前的包含百屈不饶的信念,和对未来还是抱有期望,他在回京途中所作《离殇不醉至驿却寄相送诸公》通过典故直接书写了这种意志消磨后的幽愤:

 

  无限居人送独醒,可怜寂寞到长亭。

 

  荆州不遇高阳侣,一夜春寒满下廊。[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9版,第1151页.]

 

  在这里柳宗元化用了屈原的典故,他到达驿站,即将返京,周围送行亲友很多,他们都是热热闹闹、喜气洋洋的,但是柳宗元以屈原自喻,众多友人送的是我这个“独醒”的人,朝廷召回他是万万没有想到的,这让他悲喜交加,喜是多年坚守的理想抱负有了实现的可能,悲的是十年的磨难,让他对这个喜讯难以相信,展望前途,他还保持着自己的一份清醒。这里引屈原的典故除了表达对屈原品德赞赏敬佩之情,还有因彼此相似的遭遇,产生的冷清、寂寞之感,他对重起抱有惴惴不安与前途未卜的担忧心绪。再看时隔两个月之后所作的《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该诗用伏波将军和翁仲废墟的典故反衬自己此次在短短两个月之内被召回京,再次被贬的自嘲,“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作为此诗的尾联,他用屈原《渔父》中的语言抒写了他与刘禹锡临别的依依不舍的留恋,此句不仅是这次的不幸的写照,也是辛酸十年的浓缩,用典准确抒发真情实感。

 

  在这个时期柳宗元运用的典故变得多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情感,所运用的典故多是选择与自己的遭遇相似的故事人物。且看《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

 

  手种黄柑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

 

  方同楚客怜皇树,不学荆州利木奴。

 

  几岁开花闻喷雪,何人摘实见垂珠?

 

  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还堪养老夫。[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9版,第1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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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颔联“方同楚客怜皇树,不学荆州利木奴。”化用屈原《橘颂》中“后皇嘉树”和三国时期吴国丹阳太守李衡通过种植柑树作为子孙后代的财富两个典故。屈原因为变法,惨遭贬谪,柳宗元因永贞革新,一贬再贬,遭遇何其相似。屈原遭受贬谪保持理想,九死无悔,柳宗元通过橘树,表明自己以屈原为榜样坚持理想、保持品格的决心。但是李衡身为丹阳太守,一方父母官,却只为子孙考虑,没有济世救民的大志。柳宗元运用正反两个典故,表达了自己对屈原的崇敬和对李衡的贬斥,这样的正反对比,突出了柳宗元心怀“利国安民”的远大政治抱负,以此表达自己情感。到了柳州时期,柳宗元在用典上虽有表示自己坚持自己理想,但又深知已无法实现了,所以也是处处透出了绝望,柳宗元在创作中多运用有关屈原的典故,一是敬佩屈原,二是与屈原经历相似,情感一样悲愤。

 

  柳宗元被贬永州再至柳州,在用典上可以表现出,从含有积极意味,锲而不舍的典故,向虽保持理想,但深知无法实现的包含悲愤情感的典故的变化,而且柳宗元使用的典故虽都是与自己有相似经历的人物或故事,但永州时期的表现的是对历史事件的赞同或否认,到了柳州时期多是与典故中的人物故事有种心心相惜的情感了。从形式上,从永州到柳州,诗歌用典虽保持“高”“古”和陌生感,但柳州时期所用典故上更含有悲愤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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